我们从五号营被一路领向冻原。士兵们看起来如此紧张和敏感，我以为我们肯定会被枪毙，于是开始祈祷。我们向西走了大约4英里，将近凌晨5点时到达一片草地，这里十分潮湿且遍地沼泽，其间零星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我们接到原地坐下的命令，然后坐了很久。地面松软而潮湿，甚至在我们脚下沉陷下去，但我们既不能起立，也不能移动。过了差不多十二个小时，直到下午四点，我们才再次启程。我饿坏了，于是趁警卫没注意时吃了一把草。

我们最终又一次被赶出城市，沿城市绕行到了东边山脚下的一个采石场。而在采石场对面，大概半英里外就是三号营，也就是长期服刑者（каторжане）的营地。长期服刑者先前被分配到采石场工作，但他们的暴动仍在继续。建筑需要石料，因此我们被押来采石场工作，而且我们不得不住在这里。我们在早上和晚上都能收到食物配给，但仅此而已。警卫驻守在采石场顶部，我们得到通知，试图离开矿坑的人会被当场射杀。

我们被两两一组派去工作，每天都要卸载一定指标的石料，将它们装进小手推车，然后拖进碎石机。即使是十二小时连续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刻意设定的高额指标，工作简直像是在地狱中进行。日光射进坑内，阻断了任何可能吹来的微风，而且从岩石上反射出来，灼热无比。晚上，我们睡在将碎石运至铁路料斗的删们操作雪橇，将大石块装上手推车，然后把车推上斜坡送往碎石机。我们一直在烈日下劳作与受累，直到我感觉自己脖子上的血管仿佛要炸裂了。每当一节节装满碎石的车皮开来，我们就必须爬进料斗，松动碎石使其流动，然后回去挥动长柄大锤。

有一天晚上，我们清理完料斗后，我站在一个料斗的顶部看火车头把车皮拖走。其余的人都去吃晚饭了，但我感到劳累和沮丧，无法面对通往半英里外厨房小屋的路途。我就这样在筋疲力尽中坐在料斗顶部。

晚间的阳光很温暖，令人感到惬意。随着采石场一天的工作结束，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我疲惫不堪，心思开始游荡起来。我想起五号营和死在那里的人，那些已经办过告解与尚未告解的人。然后，我想起家乡，想起不知我身在何处的姐妹与朋友，想起自己在学校早年的日子——我真是太多愁善感了！我试图让自己脱离这些念想，我的情绪开始激动，以至于身体都在颤抖。我担心自己可能精神崩溃。

我从料斗顶部往下看，发现一只鸟儿在铁轨对面的草坡上筑起了一个小巢，窝里有两只小鸟。雌鸟在给它们喂食，飞来飞往，而雄鸟留在那里，把它们护在巢中。我顿时被吸引住了，浑然忘我。我甚至忘记自己是多么疲惫，并且感受到一阵喜悦。然后，不知为何，我想起了父亲在凌晨时分给我喂食的情景，当时我刚从童子军的郊游回来，身无分文，又累又怕。我的思绪再次从这个念头飘到五号营里那些被杀的人，我想象着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童年时是如何保护他们的。

我可以感觉到泪水在眼眶里涌动。在我即将彻底崩溃的时候，感觉背上被人拍了一掌! 那是另一个囚犯来找我了。“弗拉基米尔，”他说，“去拿你的晚餐吧。我为你收拾好了” “你看看下面，”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起雄鸟和雌鸟是如何照顾小鸟的。“你看！鸟妈妈过来送食物了! 看看那些小家伙们......” 就在这时，雌鸟“扑”地一声从半空中落下，摔死了。我的同伴高兴地叫了起来——是他远远地投石将那只鸟击中。“好漂亮的一下子！”他叫道。

我一下浑身发起抖来，怒不可遏。我几乎失去理智地大声喊叫，朝他咆哮，他怔住了，接着转身就走。我怒气冲冲地朝他身后的地面吐了一口唾沫。自那天晚上开始，我陷入了长达两天的抑郁情绪。

幸运的是，当我们在第二个周日来采石场时，他们第一次让我们休假。吃过早餐后，我漫步回到采石场中一个积满了水的旧深坑，在里面洗了个澡，感觉舒服了一些。然后，我上山眺望城市，并且做了一次默想，这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消遣。我非常需要做这些事，因为我知道自身已经开始在压力下出现溃口。我坐了很久，思考天主的旨意，反思他在这些年里是如何看顾我的。在安宁之中，我的信心回归了，我能确切地感受到紧张情绪逐渐消失，过了一会儿，我就像一个充满信心的孩子一样躺下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我感到很轻松，不想破坏这段时光，于是又在温暖的阳光下坐了一会儿，鸟瞰山脚下的三号营。那座营地里有将近五千名长期服刑者，他们在我们罢工前就已经开始抗争。但他们的组织性比我们五号营好得多，而且他们可失去的更少，所以不肯屈服。

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位著名的黑社会人物，名叫“弗拉基米尔”，他在俄国全境都被视作犯罪大师。三号营中的许多人从前是军官，营地的防卫也很有章法。铁匠铺直到深夜还在制作武器，包括刀、剑和斧头。那些被察觉的“告密者”每天都被押到铁丝网的范围内挖战壕和防御工事。营地里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和扩音器以回击军队扩音器的宣传。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营地与他们交谈。

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用自己的处境警告诺里尔斯克的居民。他们制造了一些风筝，然后将其放飞到城市上空，它们会在一定高度放出一包包传单，内容是号召自由公民帮助他们；谴责政权的残酷，指控他们是“贝利亚的同伙”；向人民发出请愿，请他们阻止对三号营的围攻，避免流血事件发生。一些风筝发出的传单不时落入我们工作的采石场，然而，凡是被发现捡拾或阅读传单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到了八月，采石场的人都累坏了。城市的建设给采石场带来了巨大的石料、岩石、沥青和混凝土需求，我们只有100人左右，却在做以前由1000名长期服刑者完成的工作。这是长久以来我最为疲劳的一段时间。

后来，在晚餐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要在第二天离开。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注意到有大批部队抵达山脚下并在此扎营，三号营的人看不到他们，但我们可以在山上的瞭望点看到他们。既然必须有人在采石场工作，他们却将我们赶走，那么对三号营的进攻显然即将开始。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领出采石场朝南方行进。之后，我们绕过东边的山丘向北走去，到了一个先前由长期服刑者运作的一个新的大型水泥厂。在那里，我们队伍的一部分人被派往黏土坑干活，而我被分配到了水泥厂。已经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多是三号营暴动的逃兵。他们决定抓住机会活久一点，而不是在暴动中被枪毙。

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三号营的条件是多么恶劣，以及“弗拉基米尔”是如何开始造反的。他们也预料到全面进攻随时会开始，并且向我打包票，暴动注定要失败。工厂内部很热，令人很不舒服。我们仍旧没有营房，只得在工厂里睡觉，所以我决定晚上就在外面呆着。我和另外几个人经常一起爬到水塔顶部，希望能看到进攻营地的场面。

次日夜晚，约在凌晨2点半，我们的守夜得到了回报。在北极的午夜阳光下，天色朦胧，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部队开始爬上山谷。他们匍匐前进，把枪支放在手肘上朝营地潜行。他们离营地还有三百多码的时候，囚犯敲响了警报——但不是因为他们。将军又一次发动了双管齐下的攻击：有士兵在冲击营地大门，囚犯并没有注意到山谷里的那些士兵。

囚犯们冲向建好的掩体，对来自大门的进攻发动反击。与五号营那次不同，士兵这次毫不犹豫地开枪了。坐在卡车上的士兵在轰鸣声中穿过大门，在穿越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开火。就在他们穿越营地进行部署时，山谷那边的部队也冲了进来，他们穿过铁丝网涌入营地，从侧翼发动了进攻。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光是看着这一幕，就让我们想起自己先前的遭遇。

枪声一停，卡车就运来了医生、护士和担架工。很显然，整个行动被预料到是血腥的，军队对长期服刑者丝毫没有手下留情。我们亲眼目睹一些囚犯在被驱赶到一起后，用刀子剖腹自杀。水塔上同我们一起的一个人说，其中一个自杀者就是“弗拉基米尔”。

当我们从水塔上下来时，军队已经开始将被抓的囚犯装上卡车运往水泥厂。这些人被堆叠在卡车上，头夹在膝盖之间，双臂交叠在头顶，并且处于严密的看管之下。卡车在轰鸣声中穿过水泥厂区，向冻原的方向驶去。毫无疑问，这些人被押往山中的另一个营地，和往常一样，有传言称这些人被简单枪毙了。后来我们确实听说，对三号营的袭击中有78人被打死、150多人受伤。不过，那是我们通过劳改营的小道消息打听到的，因此数字可能被夸大了。

我们在工厂里住了一段时间，仍然住在厂房里，在夜晚，哪里睡得舒服就在哪里睡觉。但三号营正在接受清理和修复，长期服刑者被逐渐送回工作岗位。最终，我们被编队绕着城市朝五号营的方向返回。我们望着远处的五号营，内心百感交集。

这在某些方面就像以前的返校节。我们又见到了老朋友，但这个曾容纳过5000多人的营地里如今只剩下1000多人, 看起来空荡荡的。只是出于好奇，我在营地里游荡了一番，回忆起暴动的那几周发生的事。营房全都被修整和粉刷过，几乎没有留下丝毫战斗的痕迹，也没有人对此多说什么。人们受到警告，任何关于暴动的议论或者挑起新事端的企图，都意味着立即被转移到刑罚营，或许会遭受更严厉的处罚。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衣服上不再有编号了，而且这里有了一个小商店，我们现在可以用工资——每月大约100卢布(10美元)购买食糖、面包、糖果和烟草等东西。营地还出台了一项新的减刑规定：工人如果一天的劳动量超过了他分得的定额，就能减刑三天。事实上，暴动委员会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落实。

伙食也变好了, 囚犯现在可以每月给家写一封信。我决定试试给家乡写信。当我把写往美国的信交上去时，官员们都很惊讶，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最后他们把我叫了过来，对我说新规定只适用于给国内居民写信。

我回到五号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的弥撒用具。没有人见过它，不过有一个在戈尔斯特罗伊的机床工作的人答应为我做一个小圣爵和圣体盘。他还告诉我，维克多神父还在四号营，依然在戈尔斯特罗伊工作。不幸的是，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在诺里尔斯克市区挖环卫沟渠的小组。但我还是安排了一个在戈尔斯特罗伊工作的人与维克多神父取得联系，请他尽可能为我收集必要的物资——面包、酒、亚麻布等。本周结束时，我已经准备好了自己所需的一切。维克多送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欢迎我回来，很高兴听到我安然无恙。

我现在是五号营中唯一的司铎，这里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此外，由于劳改营有了更多的自由，履行神父的职责就变得容易多了，所以我一直忙个不停。除了听告解、做弥撒、分发圣体外，我开始给人们安排避静，而且做了很多灵修方面的咨询。

我发现维克多还在装订所的办公室里工作，这令我又惊又喜。我时常安排在那里做弥撒。那个以前协助我做弥撒的俄国人斯米尔诺夫也在五号营，他每天都去望弥撒，凭记忆对祷文做出应答。米沙依旧在这里的医疗中心工作。实际上，他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都在救死扶伤。暴动一结束，他的上司就回到了医务室，医生不分囚犯和自由人，都在这里夜以继日地救护伤病员。

此外，米沙一直与维克多神父保持着联系，他再次对我说维克多想见我。米沙每周都要去戈尔斯特罗伊视察急救站，所以他说会尽可能安排我和维克多见面。有一天我的生产队没有工作，米沙安排我和戈尔斯特罗伊生产队的一个成员交换班次。那个人很高兴，因为他得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天休假，而我则很高兴有机会与维克多神父见面。

这么做依然是有风险的，但我在他的小棚屋里陪了他一整天。晚餐时，我在人们休息时为一些工人做了弥撒。在我离开之前，维克多给了我新的葡萄干、祭饼和其他弥撒用品。

这些天在五号营的生活算得上是愉快的。食物的质量提高了很多，额外的食物也很容易得到了。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情景，虽然钱不多，但那是我自己的钱，我感到自己仿佛自由了。我走进营地商店，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整块面包！然后，我坐下来一口气将它吃了个精光，想着自己可以回商店再买一点——只要我愿意的话。

然而，这种生活在1953年10月突然结束了。我在五号营待了一个多月，此时米沙告诉我，卡耶尔坎（Кайеркан）的矿区正在组建一个生产队。他许诺会设法将我从名单上除名。官员仅征用最优秀、最健康的工人，米沙说他会想办法修改我的病历。三天来，人们陆续从诺里尔斯克周边的其他营地来到五号营，显然是要组建一支规模巨大的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