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伯丁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司铎工作，另一部分是教师工作。我向那些在东仪传教团学习的年轻耶稣会士教授伦理学，给学校的孩子们讲授教理问答。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就像个马拉车时代的司铎，四处巡访阿伯丁的家庭以及周边的小村落，为他们提供建议，同老奶奶与病人聊天，就像随处可见的小镇司铎那样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由于阿伯丁的教会团体规模很小，包括主管教务的东布罗夫斯基神父在内只有三位司铎，所以我一到达那里，惯例由年轻助理司铎所做的杂务全落到了我身上。
阿伯丁确切地说根本不是一个城镇。当地真正的城镇是斯洛尼姆（Slonim），它是夏拉河畔的一个制造业中心，并且位于莫斯科-华沙铁路的主干道上。从夏拉河上的桥向东走，沿着一条泥巴路走3英里就能到阿伯丁的村落。阿伯丁也有铁路经过，但这个村落仅仅是华沙至莫斯科路段上一个所谓的临时停靠站。阿伯丁唯一在史上留名的，是它北方的一条横穿森林的宽阔的道路遗迹，这条残迹名为“拿破仑之地”（NapoleonskiTract），是拿破仑在入侵俄罗斯期间留下的。
我抵达阿伯丁的时间是1938年11月，恰好是在慕尼黑会议后，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分割，以换来张伯伦先生所谓“我们时代的和平”。然而，就在我到达阿伯丁后不久，希特勒开始实行夺取但泽走廊的战略，整个冬天这里的局势都在不断恶化，早春前甚至出现流言，称德军已伪装渗透了但泽，正准备以闪电攻势夺取这座城市。阿伯丁的农民播种了本年度的黑麦和其它春季作物，但他们不清楚到时候能否完成收割。到了晚春时节，有关战争的流言已是铺天盖地。
慕尼黑会议
1939年8月21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宣布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电报，电报提醒我宣战已经迫在眉睫，建议我为离开波兰做好准备。我同东布罗夫斯基神父就电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我对他说自己不想离开。我好不容易才来到波兰的东仪教会工作，况且，我从未放弃前往俄罗斯的希望，如今这场战争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给大使馆回电，对他们说这里的堂区需要我，我决定留在这个需要我的地方。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这是数日内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间断地听着收音机，里面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德军没用几天就将华沙包围，对这座城市发起了围攻和轰炸。波兰残军开始向东撤退，经由“拿破仑之地”穿越了斯洛尼姆与阿伯丁。华沙广播电台陷入死寂，我们知道波兰的沦陷已经注定了。更糟糕的是，有流言称苏军正在波兰的东部边界集结，不久后就会开进波兰。
东布罗夫斯基神父最终决定，至少在局势稳定到能为将来做计划的地步之前，要把这里的耶稣会修生送回家。他先行前往维尔纳，向主教请示传教工作和堂区的下一步安排。因为我不是波兰人，而是美国公民，所以东布罗父斯基神父决定让我留下来管理本地的东仪天主教会，而主管拉丁礼堂区的格里鲍斯基神父则与另一位东方礼堂区的利特温斯基助理司铎留守在阿伯丁周边的村落，陪护当地家庭。
那时，我们以为德国人或俄国人对待美国护照时会有所收敛，即使我陷入绝境，美国大使馆仍能知道我在何处，并向我提供帮助。就这样，在俄军到来的那天，我，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是阿伯丁传教团体中唯一的神父。
波兰遭到德国与苏联的分割
第一位俄国官员在某天早餐过后来到堂区，当他骑马视察我们的耶稣会传教区时，我恰好在大院里。这个中等身高的人穿着一件沾满灰尘的卡其布大衣，上面镶着苏军的红色肩章。他愉快地和我打招呼，而且很恭敬，不过制服帽下的那双眼睛显得十分疲惫。他开门见山（可能还略带歉意）地向我说明，这几天他得安排他的手下入住我们的建筑。这位官员看上去很有礼貌，甚至说得上十分友好，我开始指望阿伯丁的局势在苏军占领下不会变得太糟。不幸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特立独行的官员，我怀疑他最终判定普斯洛夫斯基伯爵（Graf Puslovski）的公馆更适合给他和手下做总部。
当天下午，苏军的车队到来了。领队的年轻少校不算友好，但也无意冒犯，对待一切事务仅仅是公事公办。他坦言自己接到命令，要接管神学院用于驻军，还告诉我，我获准继续使用我在一楼的房间，可以带走一切我想带走的教会用品、图书馆书籍或者私人物品，但是建筑里的其他空间以及设施都将被征用。
他承诺不去侵扰教会，为了使我们相信这一点，他在大院里划出了一条横穿大院的道路，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在不穿过军营的情况下参加侍奉礼。他还下令用木板封住神学院通往教堂的入口，以防士兵从中进入教堂。
苏军开进了堂区的建筑，过了很多天后，他们如同十月革命席卷冬宫般破坏起神学院。卡车倒着驶进院子里，士兵们从图书馆往车上丢东西，我看到书籍从各个方向被扔过去。外面的士兵一边发出讥笑和嘲弄，一边朝那些扔书的人大声嚎叫，图书馆里的人也如此回应他们。这些书籍最后将被运走化成纸浆。
令我气愤的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一位士兵在院子里的耶稣圣心像上面套了一根绳子，绳子拴在卡车上，接着卡车就把整座耶稣圣心像掀翻在地。圣心像摔得粉碎，士兵们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之后碎片被装上卡车运走。看着这番景象，我无法分辨这些行为究竟是出于命令，还是士兵们的心血来潮。
那一夜是我在阿伯丁度过的最糟糕的时刻。当军队在楼上发出动静时，我完全不能入睡。次日，我被传唤去与“政委”面谈——这些人是G产党安插在每个红军作战单位中的代理人，“政委”想了解原本在阿伯丁的波兰政府官员的下落，而我坦言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正如我不久后就会很熟悉的那样，“政委”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反复地问我相同的问题，他很固执，声称帮助他也就是在帮助“人民”。
“我的工作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牧灵性的，”我答道，“作为司铎，我在精神上帮助人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我向他谈起我们为当地贫困家庭的儿童募捐，支持他们继续深造，让他们得以完成高中及未来的学业。他对此不感兴趣，坚称我应当以揭发人民公敌的方式帮助“人民”，将我作为司铎所掌握的一切信息公之于众。
“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我说，“我正因为是司铎才受到人们的信赖，而作为一名司铎，我绝不能违背告解封印。公开那些信息只会伤害到我自己和‘人民’，况且，这些信息无论如何都与‘人民’、政治无关，也和你所担心的其它事情无关！”
这时，“政委”已经怒气冲冲，我也感到厌烦。我做出要走的姿态，但他拦住了我。他让我坐下来，在剩余的"谈话"时间里，“政委”一度表现得更加圆滑和客气。过了一会儿，他把我领到门口，并说不久后会再派人找我。
但是，几天后召见我的却是那位少校，他说军规不准平民与军队住在一起。所以他“建议”我搬家到传教区花园尽头的那间小屋，那间小屋是传教区最初的教产。我当天下午就开始搬家，在入夜前与格里鲍斯基神父和利特温斯基神父一伙人住进了新家。由于能够再次共事，我们都十分高兴，但没过多久，当地党委就认定，一间四室小屋对于三个“资产阶级神父”来说太大了，所以他们迁来几户人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这些神父被限定居住在其中一个房间内，两户人家占用了面积较大的饭厅，第三家占用了较小的那间，厨房则由我们轮流使用。
尽管有诸多不便与侵扰，我们还是设法令堂区的事务照常进行。尽管部分教友因为害怕G产主义者的报复而缺席，但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做弥撒，在主日则给人们做两台弥撒。士兵占据了主堂旁的那座堂区学校小堂，将它用作值班室和教室，在晨间弥撒中，我们能听见士兵在门后不停地走动，更有甚者，当我们做东方礼弥撒第一部分的连祷时，他们会吹起口哨，戏拟我们唱起“主呀，主呀！（Господи, Господи!）”。按照上校的承诺，连接小堂和教堂的门仍然被木板封着，所以那些士兵尚未对我们的礼仪做出身体上的干涉。
某个主日弥撒后的早上七点，我给教友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讲道。我开口时，突然注意到一些士兵正在教堂的前厅闲逛。他们站在那里发出讥笑，帽子下的眼睛闪现着恶意。我被惹恼了，怒气冲冲的我以一段经文为主题开始了讲道：“愚妄的人心中说没有天主。”在那之前，我从未做过如此自然的讲道，其中的每个字都从我的内心直接冲向他们。士兵们先是愣住了，然后是迷惑不解，怯懦地环顾四周，等到他们发现会众正在注视自己，就有点站不住了。他们正要准备离开，然后又停在原地，他们因傲慢而不屑于撤退，但又羞于回应我的讲道，直到我讲完才动身离开。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久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令我惊讶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没有士兵在弥撒中捣乱了。我知道士兵厌恶我的言辞，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羞辱感到怨恨，所以我开始希望这场风波能尽快平息下来。后来，一天早上我正要进堂做弥撒时，突然发现壁龛的门半开着，祭台布散落在地上，圣体也不见了。仿佛有一道雷电击中了我，当我注意到连接圣所与士兵值班室的门不再是钉死的时候，就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当天下午，我试图向少校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拉丁礼教会依然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它的礼仪参与度较先前提高了不少。看来那些士兵极度仇视与俄罗斯东正教对立的东仪天主教，却不侵扰拉丁礼教会，于是我们的教友就更愿意参加拉丁礼弥撒了。因此，我很不情愿地决定关闭东仪教会，在那之前我对教堂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军队没有通报我们就把顶楼用作了厕所。自那以后，我们仅在拉丁礼教会做弥撒，或者在我们花园的住所里为少数人做弥撒。
就在那时，我又一次收到了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电报。这一次来电的是驻莫斯科大使馆，他们在华沙陷落后便迁往莫斯科。他们建议我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以便回国，方便的话也可以前往罗马尼亚的美国大使馆。我给其他神父看了这封电报，并与他们讨论此事。他们认为我应该离开这里——如今，东仪教会的传教事业已经毁于一旦，我留在这里只能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苏联内务部的特工（电报必然经过了他们的审查）也“建议”身为美国公民的我尽快离开这个国家。尽管受到多方催促，但我觉得，既然我受东布罗夫斯基神父之托管理这个堂区和传教事务，就应该在收到他的下一步指示前继续留守。因此，当天下午我向美国大使馆写信，告知他们，我决定留在这座被托付给我的堂区，我不打算离开我的羊群。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个惊喜。涅斯捷罗夫神父和马卡尔神父从利沃夫的耶稣会总部赶来这里，还带着东布罗夫斯基神父的信函——他在信中通知我，主教已决定暂时关闭阿伯丁的东方礼传教区。在这个被占领军的阴霾所笼罩的花园小屋中，这对我们“三剑客”来说是一次奇异的重聚。
马卡尔神父，这个高个子的格鲁吉亚人，此时异常兴奋。他有一头长长的波浪型卷发，脸上长着一个鹰钩鼻和一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位天生的冒险家，在这一趟由利沃夫前来阿伯丁的旅程中，他与各方斗智斗勇。涅斯捷罗夫神父是另一类型的冒险家，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像干这一行的。他体格魁梧，头顶几乎秃了，脸上那个蒜头一般的鼻子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大号的托尔斯泰。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在俄罗斯开展工作，正是这个梦想驱使他勇往直前，使他在那一夜看上去容光焕发。
涅斯捷罗夫神父对我说，他觉得将我们共同的梦想付诸实践的时刻到了。苏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所以我们事实上已经身处苏联境内。东布罗夫斯基神父让我关闭东方礼传教区，也就暗中免除了我留守阿伯丁的责任，而我可以委托格里鲍斯基神父与拉丁礼教会照看阿伯丁的东仪天主教教友。这岂不是我们潜入俄国腹地的好机会吗？马卡尔神父和涅斯捷罗夫神父的论据堆积起来，我的热情被点燃了。最后，我们决定试一试，但前提是得到我们神长的许可。
当我们讨论到破晓之时，计划就更加明确了。马卡尔神父和涅斯捷罗夫神父先行返回利沃夫，随后马卡尔神父将回到阿伯丁找我，因为我们的神长都在利沃夫，所以一切都要从那里开始。与此同时，我要尽可能把阿伯丁的事务安排妥当，而且注意不能引起他人对我的怀疑。我仍记得那一晚对涅斯捷罗夫所说的临别赠言：“我们春天就到莫斯科了！”
一周后，马卡尔神父如约归来，我们两人在黄昏溜出了花园小屋，踏上通往斯洛尼姆的道路。火车从来不按时到站，买到准点的火车票是不可能的，但这对于我的格鲁吉亚同伴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们待在斯洛尼姆火车站，等到一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连票都没买就登了上去。我们在上车前没有遭到阻拦，列车迅速驶过了阿伯丁，我只来得及目送它飞速远去。
当列车员来查我们的票时，马卡尔神父向他抱怨起火车糟糕的服务和乱七八糟的行车时间表。列车员起初被他唬住了，但他的态度随即变得强硬起来。马卡尔神父更恼火了，但列车员也更加固执己见。列车员说，下一站是巴拉诺维奇，我们必须在那里下车买票，否则就要被赶下车。可怜的列车员并不知道我们是要前往利沃夫，而巴拉诺维奇这个铁路节点正是我们的目的地。
尽管到了巴拉诺维奇，我们还是买不到票。当天夜里有一辆开往利沃夫的火车，但普通车厢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卧铺车厢则被官员预订了。这情况对马卡尔神父来说再好不过了，我们沿着铁轨一路小跑，爬上了车厢。此时，一位官员走近我们，对我们说这个车厢已经被他们预订了，但马卡尔神父飞快地用白俄罗斯语和他说话，成功地使他相信“我们是白俄罗斯党委的成员，正动身前往利沃夫，不希望在当晚受到任何打扰”。
这种事对马卡尔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我记得后来在利沃夫还有一次，他和我在深夜办事归来时，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用枪口拦住。马卡尔神父当时显得怒不可遏，根本看不出紧张的样子。接着他讲了一个冗长的、错综复杂的故事，然后斥责这位特工在大半夜拿着一把开了保险的枪向“两位党员”搭话。最后，那位特工或是出于恐惧，抑或是出于困惑，把我们放走了。马卡尔神父现在故技重施。官员为我们找了一个铺位，还保证不会打扰我们，于是我们风风光光地来到了利沃夫，在睡了一觉后，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休息好了。
乌克兰城市利沃夫
利沃夫的条件并不比阿伯丁好多少。耶稣会士们只获准使用神学院建筑的一部分，因为俄国人已经着手把建筑物的剩余空间分配给其他家庭。他们再次宣称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人民"的财产，意图将一些人安置在这个以前由教会持有的住宅中，借此给民众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我们的神长比恩科神父从一开始就建议马卡尔.涅斯捷罗夫和我去找一间私人住所。我们后来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那是在距神学院六个街区的一栋公寓里，里面住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华沙的难民，有很多犹太人。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里，比恩科神父是担任神长的理想人选。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有一个细细的鼻梁和一头浅色头发。你首先能注意到的是他的笑容，因为他经常微笑，但他快乐的外表下有一个精明强悍的头脑。比恩科神父还是一位优秀的神学家，许多耶稣会士认为他是波兰会省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事实证明，他更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一位应变能力极强的天才。
因为神学院的资金被没收了，为了维持团体生活，许多年轻的耶稣会神学生不得不寻找工作。涅斯捷罗夫、马卡尔和我，也在前往俄罗斯前找工作养活自己。我为一个劳工组织驾驶卡车，俄国人强迫这伙人将他们从城市里没收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运到铁路调车场，而这些东西最终将被运往俄国。
我很快就发现一场阳奉阴违的游戏在进行。我们这帮人大多有亲戚住在城里，所以从那些人身上"没收"的东西，很多都被直接运到城中别处的亲戚那里或者乡下的藏身处。其他的人则付钱给我们，让我们把他们的东西交给亲戚而不是俄国人。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但是送到卡车上的没收物品太多了，对其进行准确核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卡车上的人十分乐意欺瞒那些占领军。
刚在利沃夫站稳脚跟，我和涅斯捷罗夫就找到了比恩科神父，将我们的梦想告诉他：我们想去俄罗斯帮助那些失去司铎的社群。
马卡尔暂时脱不开身。但我们主张，被占领的道路和城市已经挤满了难民，而俄国人正从占领区雇佣大批人员去乌拉尔周边的工厂务工，可能永远不会有比当前更好的行动时机。我们的计划很简单：斯大林似乎对希特勒并不抱任何幻想，俄国人的工厂正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我们可以主动要求去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工作。
正如我之前所说，比恩科神父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同意让我们去。但是，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先得到利沃夫东方礼总主教——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许可。
利沃夫圣乔治主教座堂
涅斯捷罗夫做好了行程安排，一天后，我在都主教府和他碰面。都主教府坐落于圣乔治主教座堂旁的尤里亚广场，都主教是一位深受民众敬爱的长者，因此G产党人无法抨然攻击他。他的脚跛得很厉害，只能被人抬上椅子来与我们会面，但他的双眼十分明亮，头脑像警铃一样敏锐。都主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等到我们说完话后才开始发言。
这位长者精明而和蔼，他对俄罗斯的了解来自于亲身经历。他先是夸赞了我们的热情，然后就我们将面临的困难做出警告。最后，当他明白我们有多想去的时候，便说："这样吧，我们姑且试上一年。我会允许你们进入俄国，但你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的目的仅仅是研究情况，观察是否真的可以在俄国履行铎职。天主知道，他的人民需要你们。"
然后都主教开始将他听说的一些零碎信息详细告诉我们。他描述俄国人如何将所有曾在政府或警察部门工作的人——教师、律师、专业人员、贵族成员、甚至那些平均水平富有一点点的人召集起来，然后根据报告送他们去乌拉尔工作。他说，假如我们能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肯定会接受我们去做神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在俄国人中传教的可能性。
"但你们要记住，"都主教说，"这只是一次尝试，一次试探性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大约一年后再来找我，将你们的经历告诉我。" 话毕，他为我们做了降福，让我们在安排好行程后再回来接受更详细的指示。我和涅斯捷罗夫简直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听清这位和蔼的老主教就我们眼前的困难所作的提醒。当我们走在主教府的走廊上，我说：“我当时怎么跟你说来着？春天一到我们就在俄罗斯了！"
我们很快着手安排起这次俄罗斯之行。我们本能地向足智多谋的格鲁吉亚人马卡尔神父求助，马卡尔似乎在各处都有人脉，能将一切都安排妥当。第一个问题是拿到几份波兰人身份证明。我们希望自己是被聘请到乌拉尔地区工作，而不是被驱逐到那里，那么，显然我们就不能以司铎身份进入俄罗斯。而且，俄国人不太可能让我用美国护照入境，虽然涅斯捷罗夫是俄国人，但G产党人想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如何离开俄国，他在波兰做什么，又为什么要回来。
不过，身份证明对马卡尔来说不是问题，它们必须是假的，但不必伪造。马卡尔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以前的政府官员，并从他们那里拿到了两套正式的波兰身份证明文件，然后带回来给我们。接着，涅斯捷罗夫和我开始为自己创作简历，在里面说明我们两人为什么没有家人陪伴，要在这种情况下独自去乌拉尔地区为俄国人工作。我成了 "弗拉基米尔·利宾斯基"，一个波兰鳏夫，他的家人在一次德国空袭中丧生，涅斯捷罗夫则变成了"库拉尔斯基"，当我们对自己的生平感到满意后，马卡尔便把填好的文件拿给那些前政府官员。文件经过盖章、密封以及正式签名后，我们的新身份便完成了。
带着这些证件，我们来到了Леспромхоз公司（译者注：苏联的一家林业国企，全称лесное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的办公室，这是一家大型林业联合企业，在利沃夫为乌拉尔地区招聘工人。他们急于招工，所以没问太多问题，我们当场就被录用了，而且拿到了工作证。他们要我们一周后再来报到，听候进一步的指示，届时，我们还将得到火车票和150卢布（约合15美元）的预付款，用来支付工资和旅途中的食宿开销。
一周时间意味着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准备了，但我们还是热切地盼望出发。我们最后一次和比恩科神父谈了情况，我同意把自己的美国护照和涅斯捷罗夫的俄罗斯护照留在利沃夫的耶稣会士那里，这样我们从俄罗斯回来时就能拿到了。谈话末了，比恩科神父将我任命为本次俄罗斯之行的临时神长，我将负责决定回国时间和工作内容等事项。
最后，我们回主教府拜见都主教，把自己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向他作了汇报，给他看了我们的身份证和工作证。都主教对我们选择的名字不太满意，他说这些名字听起来太波兰化了，而我们本该取白俄罗斯或乌克兰名字。"但是，"他说，"现在改名已经太晚了，我们只能希望它们别出什么差错。"然后，他又一次和我们详细梳理了为这次任务所设的限制，以及我们的工作类型。
作为最终的保险，都主教从一本书上撕下一页，又把这一页撕成两半，一半给了我们，另一半自己留着。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派人给他送信，特别是如果要从乌拉尔向他派遣神学院候选生，就从我们那页纸上撕下一片一同送来，这样就可以和他保留的那半张纸进行比对，以证明这个人或这条信息确实是从我们那里来的。
长时间的讨论结束后，我们跪下接受都主教的降福。他注视了我们很久才进行祝福，但一句话也没说。在这个有些黯淡的结尾，一个修女带着她们为本次旅程所准备的白面包走了过来，那个面包足有一个马车轮那么大，修女们还答应会为我们祈祷。
第二天，我们回到林业公司听取指示，得知要在3月15日上午到利沃夫火车站报到。公司没有发火车票，只给了我们一个车厢号。此外，我们收到的钱不是先前期待的每人150卢布，而是两人一共150卢布。这笔钱将使用到我们抵达丘索沃伊的目的地为止，而这趟行程可能需要花费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3月15日恰好在1940年入春前的一周，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夜，我们去办了告解，随后接受了比恩科神父的降福。次日清晨，我们在小圣堂里做了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弥撒，然后收拾好弥撒用具和行李箱，把那一大块白面包和一磅重的猪脊膘塞进衣服里，向火车站和俄罗斯进发。勇敢坚定的马卡尔陪我们去火车站，并为我们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