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刚到沃洛格达的时候就申请了一双鞋，但直到我们开始动身离开，他们才送来一双比我的脚大了三四码的旧鞋，不过总算是聊胜于无。当我跪下把鞋绑在脚上时，听到狱警喊了一声 “排好队！”（Становись！）。队列开始移动，等到我跟上队伍的时候，有人把我的帆布包递给了我。在启程之际，我们朝那些留在监狱里的人挥手致意，他们也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一边挥手一边大声鼓励我们。押送我们的依旧是沃洛格达的狱警，他们再次押着我们一路小跑，穿过沃洛格达的街道直抵火车站。

铁道支线被一长列车厢完全占据了，我们能辨认出前部车厢已经装载完毕，因为厢门紧闭，而且有警卫驻守在它们周围。我们的队伍沿着铁道支线一字排开，等待官员给我们分配车厢。六月中旬的太阳极为酷热，就连狱警身边的警犬也感到燥热，它们伸着舌头站在那里，流着口水，气喘吁吁，但依然保持警觉。只要有囚犯弯腰放下行李，或是在队列中原地踏步，警犬就会立刻晃起链子盯住他。终于，官员来了，他报出名字令我们离开队列，并把我们分派到各个车厢里。我们拿起装有面包皮或备用衣物的贵重行李，一个接一个登上了车厢。

这些车厢是严格意义上的囚车，用途是将囚犯从沃洛格达运往西伯利亚。它们是在货运车厢的基础上改建的，每节车厢的两头都钉有平衡木，上面盖着用作床铺的木板。铺位分为上层和下层, 你必须迅速决定自己要哪一层，如果选了上层，你就能透过车厢顶部的四扇小窗之一窥视到外面，如果选了下层，你就能更接近地面，活动起来更加自由。车门两边的车厢壁上也有双层床铺，但它们要窄小得多。车厢中央有一个小炉子，它的烟囱直通车顶，不过在六月的高温下，我们肯定不需要它。除此之外，车上仅有的家具就是一扇门旁边的一个马桶。而在车厢的两端，囚犯的隔间之外，有一个专供警卫使用的小平台，警卫们将陪同我们走完全程。

囚犯们在车厢里把自己的一切都收拾妥当，同时努力寻找旅伴或熟人，尽可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以熬过接下来的漫长旅途。挤在车厢里的三十个人中，有十个是刑事犯，其余的都是政治犯。然而，警卫给我们车厢任命的勤务员却是一个名叫沃尔科夫的刑事犯。至少，从盗贼能说服警卫这个方面上来说，他们似乎总是特权阶层，所以通常能控制住局势。

沃尔科夫传达了他所接受的指示：任何人若有逃跑的企图，或是车内出现任何企图逃跑的迹象，例如木板及窗外的铁丝网发生松动，以及车门被人动手脚，犯罪者都将受到惩罚。惩罚的具体内容没有得到说明，据测那将意味着又一段刑期，或是在劳改营里呆更长的时间。我们其余的人半心半意地听从了指示——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种例行警告。

火车在整个炎热的下午一直停在铁道支线上。但我们刚一进入车厢，车门就被关上了，而且当时车内已是闷热无比。人们很快就脱去了数量不等的衣服，在车厢内四处坐着。盗贼聚集的地方位于车厢的一头，而我在车厢另一头的铺位上层选了一个位置。我的旅伴是三个因擅离职守而在德国人中被捕的年轻士兵。

我做起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美国人，于是他们不停地问我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他们以前是红军士兵，曾与美军在德国会师。他们对美国士兵赞不绝口，但不太了解美国式的生活，而且对那种生活感到十分惊讶，饶有兴味。其他人也挤在我们周围聆听与美国有关的事，没过多久，我就和车厢里一半以上的囚犯聊了起来。

盗贼们又一次树起了属于他们的规矩。那些年轻人就像小鸡一样依附于沃尔科夫，为他清洁床铺、扫地、洗碗，完成他所吩咐所有事情。除这些场合以外，他们是一群相当不守规矩的人。他们那吵闹的纸牌和骰子游戏通常以斗殴而告终，只有沃尔科夫才能解决争端——他的决定是不容质疑的。如果有年轻人不愿接受，他们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们通常都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他的决定。

尽管我们得到了许诺，每天能得到三次餐食，但餐车位于火车的末端，只有在停车时间长到足以让食物穿过各个车厢时，餐食才会被送来。我们偶尔会得到双份面包，同时会被告知它们是两天的口粮。在大多数时间里，到了傍晚我们才得到汤和麦粥，当时就会明白当晚不会再有晚饭，而且没有停靠站。水也是每天只送一次，大家都是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有些带了军用水壶的士兵会把自己的水壶装满，而且车厢里全天都有一桶水留存下来。

当然，车厢内就连最基本的卫生水平也达不到。清洁牙齿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指甲里积累污垢，我们会将指甲咬破。每当新的水被送来时，我们就会从水桶里舀一勺水冲洗眼睛，以缓解空气中的灰尘和汗水中的盐分所带来的刺痛感。比比皆是的寄生虫不会在这样的旅途中缺席，上路几天后，每个人都会无意识地不停抓挠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由于这里既没有活动的空间，也没有离开车厢的机会，我们的双脚、后背和臀部都有疼痛感。

不知通过何种手段，盗贼们了解到我们正在朝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行进，这是叶尼塞河上的一座被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的大型城镇，地处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大致位于西伯利亚铁路的中段。乌鸦从莫斯科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约要飞1800英里，而铺设的铁轨长度则超过2500英里。坐客运列车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莫斯科的只需不到四天时间，自芝加哥至洛杉矶的距离和所用时间与之相近。然而，同样的行程却用掉了我们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沃洛格达离莫斯科很近，你可以想象一条横跨西伯利亚的、自沃洛格达至俄罗斯太平洋边界的路线，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所在的位置尚在路线中段之前，如此一来，你就能意识到苏联国土之广阔。

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朝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前进，就试着弄清了必经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城镇——基洛夫、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凡是对这些城镇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它们做出描述，如此一来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就能认出它们，另一方面，这实际只是让我们有了一些谈资而已。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站在木板上，仰着脖子透过车顶附近的小窗观看郊野的风景。窗户从来没有闲置过，即使在晚上也是如此。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中段

我们有好几个小时都只能看到空地，而且主要是沼泽地，上面生长着茂密的、高低不平的草丛，这些植物被称作泰加（taiga）。空地没有一点丘陵，但远方有绵延的山脉。路上偶尔会出现一个铁路职工使用的小棚屋，这些人的职务是维护这条连接东西部的重要铁路。铁路沿线几乎没有城镇，仅有的城镇几乎完全建于铁路之上，或者沿着遍布于该地区的河流和水路而建。要不是有这么多沼泽地，1946年的西伯利亚会让我想到美国的大西部，它在第一条铁轨铺设时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城镇里通常有一条非常泥泞的街道，街道两旁是典型老式俄罗斯房屋，它们是用原木或木毛板搭建的，建材的缝隙中填有灰泥。每户人家的四周都有菜园，土地向四面八方扩展，然而它们当时并没有得到耕种。列车仅仅在大型城镇停车，我们会在停车期间获取餐食，有时能一次性拿到全天份的口粮——600克面包、半升汤和200克麦粥。

沃尔科夫负责管理餐食，他安排他的“小伙子们”分发食物。由于每辆车只得到了大约10个汤碗和木勺以及3个铁皮杯，我们必须轮流使用这些餐具。沃尔科夫总是先给政治犯们送餐，为了确保没有多出来的部分，他会用刀子把每一勺食物都削平。当然，经过了如此的精打细算，壶里剩下的东西就归沃尔科夫和“小伙子们”了。政治犯们发起了抗议，他们想让沃尔科夫安排政治犯和盗贼交替分发食物，先由政治犯负责一天，接下来的一天则由盗贼负责，却被他拒绝了。

有一天，停车吃饭期间出了事故。抗议变得愈加激烈，发展到了争斗的地步。沃尔科夫和他的“小伙子”拿出他们的刀子，别的囚犯则将床铺的木板卸了下来。然而，门在用餐期间是开启的，所以警卫很快就走了进来。从此以后，食物的分配交替进行，我们过上了堪称是武装休战的生活。

在多数时间里，郊野的景色与旅行本身一样单调乏味。我们无事可做，车内很不舒服，头几日的谈资也说完了。每个人都觉得又脏又热，身上满是灰尘，车门关得不严，墙板和地板上厚厚的木板上都有裂缝，当我们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每个人都被风刮来的泥土和烟尘弄得蓬头垢面，我们的脸上出现了白色的洞，红色的眼珠子从中探了出来。

七月初，我们抵达了终点。郊野的山丘变得多了起来，山坡被高大的松树、常绿树木和铁杉树所构成的茂密森林所覆盖，铁路一路上穿过了许多隧道。我们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所有人都挤到了四个小窗前，想一睹这座建于叶尼塞河之上的城市的风采。这条河实际上把整个城市分成了两半，在去年之前，这里除了铁路栈桥外连一座过河的桥都没有。城市两部分之间的交流是靠船只或轮渡实现的。城市是叶尼塞河源头的重要铁路节点，沿着河的两岸扩展开来，有点像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圣路易斯或密苏里河上的两座堪萨斯城。

建于叶尼塞河之上的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里曾经是政治犯的流放地之一，建有大型的劳改营。在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就有八位主要领导人被流放至此地，

列车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站里停靠了将近一小时，我们可以听到被卸下的前部车厢囚犯的声音、狗吠声和士兵们大声的发号施令。终于，车门打开了，点名的声音响起，我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车厢。我的腿由于缺乏活动而变得软弱无力，当我们排成四条队列的时候，这双腿简直就像是橡胶做的。一路与我们随行的沃洛格达警卫又以那熟悉的速度赶着我们行进。我们以很快的速度跌跌撞撞地走着，我穿上的一只旧鞋脱脚了。我试着去拿，但警卫大声叫我继续前进，我被自己的东西挡住了去路，结果把鞋弄丢了。

我们没有穿过城镇，而是走小路到达镇外的中转监狱。这里实际就是一个建有大量营房的一大片开阔地，它被周围的两排铁丝网所包围。我们穿过监狱的大门，进入了营地中间的一个大院子，我们被要求在这里坐下，待在自己的那伙人里，不要和其他囚犯混在一起。经过快速的行军，再加上两个多星期没有活动，我们开心地在地面舒展起身体。

当我坐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另一个囚犯拿着我的鞋，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边。他朝我眨了眨眼，咕哝道：“下次绑紧点。”然后溜回了自己的队伍。他因为这次行动而受到了警卫的训斥，我十分感动。

我们终于在这里洗了个澡，理了发，然后赤身裸体地站着，感觉自己又恢复了人样，与此同时我们的衣服经过了蒸烫和消毒。由于囚犯很多，这个程序用去了不少时间。每一伙人在清洁完毕后都得到了一壶汤，但是没有得到汤匙或汤碗，所以一些囚犯从包里拿出他们在铁路调车场里捡来的旧铁罐，于是我们共用这些餐具。这些罐子生锈了，而且漏水，前一个用餐的人用帽子或袖子把罐子擦得锃亮，吃完食物后将它舔得干干净净，然后传给下一个人。

我们小组中有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波兰幸运儿，他吃完食物后把他的罐子给了我。当我拿着自己的那份食物回来时，他让我尽快吃完，然后跟在他后面。他走到队伍的另一头，脱下外套，从背包里掏出另一件衬衫，又排队拿到了一份食物。他狼吞虎咽般地把食物吃完，再次把罐子交给我，我却不敢去尝试——我的包袱落在队伍里了，所以没有可换的衣服。“去吧，”安德烈说，“我们都是新来的，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分清楚。”

我是如此之饿，以至于不顾一切后果也要去尝试一下。当我把罐子交出去的时候，勤务员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把罐子装满了。我大吃一惊，差点让罐子掉在地上。在我吃光了这一份以后，安德烈又返回将这个把戏重复了一遍。不过，壶在这时就快见底了，勤务员已经起了疑心。我想，如果再试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运气用光。

用餐结束后，大院里摆放了一排长桌。我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被叫了出来，我们在桌子处列队，回答例行的问题，然后接受“委员会”的核查，他们是中转营的官员和北方劳改营的代表，到此是为了“雇用”有才能的人。大院里很热，很多囚犯都脱下衣服以享受阳光。我看着他们脱下衣服，接着就被每个人瘦弱憔悴的模样所震惊，几乎分辨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了。不过桌旁的专员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并向营地的官员作出指示。

突然，我听到指挥官叫道：“利宾斯基！”我走到桌前，他们问了我的名字和姓氏。

“利宾斯基，”我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这里的另一个名字是什么？”指挥官问道。

“齐赛克。”我答道，并且努力向他解释这一情况。他又问我是哪一年被捕的，什么时候被判刑的，所犯何罪。当我告诉他“58: 6”时，他又看了看文件。

“哦，梵蒂冈间谍，”他说，“你到那边去。”

我来到一张桌子前登记，秘书正在填写各种表单。秘书们也是囚犯，他们大多数原本是学校教师或会计。他们没有被送到劳改营去，而是被关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协助处理文件，这些文件是这个中心的一大麻烦，它们来自于即将发配到北方劳改营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秘书, 他一听到指挥官称我为 “梵蒂冈间谍”, 便好奇地看着我。这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犹太年轻人，他一边用波兰语和我说话，一边用波兰语在文件上写下数据。

“你要被送去诺里尔斯克做苦工了，”他告诉我，“你是司铎吗？”我点了点头。“听着，你接下来要进行体检，有一位主治医生是来自利达（在阿伯丁附近）的波兰人——巴罗夫斯基医生。你认识他吗？”我摇了摇头。“那好，把他的名字记住，等你参加体检的时候，尽可能找到他。让他知道你是司铎。他也许能帮你找到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甚至可以让你不用去北方，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里。我们可能在劳改营附近再会，祝你好运！”

这时，下一个囚犯已经靠近了那位犹太年轻人的桌子，我不得不继续往前走。狱警们立即把我推到体检的地方排队等待，体检是在一个帐篷里进行的，那是监狱医院里的一种用帆布拉起的帐篷。帐篷是敞开的，但几乎完全不通风，里面弥漫着刺鼻的酒精和乙醚的气味。医生也大多是囚犯，他们之所以被关押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因为这里因为需要他们。

队列通过帐篷时，每位医生会逐一检查其中的病人。我努力寻找那位来自利达的波兰医生。最后，我问其中一个医护人员：“谁是巴罗夫斯基医生？”我看了看他指的地方，然后游走起来，试图进入那位医生前的队列。当他看完下一个病人后，排在我前面的男人开始朝他走去，而我绕过他溜进了医生的小隔间。那人对着我破口大骂，但我连头都懒得转过去，只是继续朝医生的方向走去。

巴罗夫斯基医生抬头看着我，用口音很重的俄语问道：“你怎么了？”医生也是囚犯，他们由俄罗斯女医生监管，而且附近还有狱警站着，所以我不得不小心行事。“心脏有毛病。”我回应道。巴罗夫斯基医生敲了敲我的胸部，把听诊器贴在我的胸口听着。

“是这里疼吗？”他用俄语问道，“还是这里？”

“不，”我用波兰语说，“在这里！”

医生迅速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扫视了一眼周围，看看有谁在附近。当他回过头来，我用拉丁语补充道：“波兰司铎（Polonis sacerdos）。”他点了点头，表明自己理解了。就这样，他开始了一场漫长且耗时的体检，对我的身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与此同时，他一直用波兰语咕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但声音大到足以让我听到。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阿伯丁”。他说自己曾在距那不远的利达镇居住过。

“我去给你开点药，”医生说，“你可以和我的助理一起去医务室。” 我跟着那位年轻的助理走进了医务室。因为院子里炙热的太阳和医疗帐篷里闷热的气氛让我开始感觉虚弱，他先给我喝了三四杯冷水。他还给了我一些维生素药丸，让我在喝水的同时服下去。我们的语速很快，免得因为我们在里面待太久而让狱警起疑心，他对我说，他也是一位司铎，应那位医生要求被分派到营地给他帮忙。

“那位医生，”他说，“也会尽力让你留下。祝你好运！”

一间劳改营医务室

一走出医务室，警卫就把我带到一个较大的临时营房，那里的窗户很少，有几排双层床铺，就在外边正为上游的劳改营组建生产队时，一些临时囚犯住在医务室的床铺上。营房里为数不多的窗户紧紧地关着，内部的空气缺乏流动，十分闷热，气味很难闻。我沮丧地发现自己是房间里仅有的几名的政治犯之一。其余的人大多是年轻的流氓和小混混，他们崇拜并追随着一两个年长的盗贼。

我到那里还没过几分钟，一个盗贼就从我的帆布包里抢走了我攒下的小面包、一件衬衫和一双袜子。我气愤不已，试着让每一个能听见我说话的人明白，这种持续的偷窃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些盗贼是囚犯的大敌。他们的一个头目听到了我的咆哮，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你说什么？”他冷笑着说。我说：“盗贼是我所见过的最恶劣的人。”

他抱着挑逗的意图站在我面前，用脚轻敲着地板，手里来回摆弄着什么东西。“哈，”他说，“你觉得这些盗贼应该被砍掉脑袋，嘿嘿？”

“不，我只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偷的是谁的东西！”

他瞅了我一眼，“你是什么特殊人士吗？”

他的态度令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不，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囚犯。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里的人都是囚犯！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如果他们想偷东西，可以从监狱里偷，或者从俄国人那里偷。为什么要到处去偷囚犯的东西？即便不偷别人的东西，我们的麻烦都已经够多了！”

他的笑容消失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走开了。他在那些年轻的盗贼中间转了一圈，一会儿和这个人说话，一会儿又和那个人说话。我害怕真正的麻烦正在酝酿当中，但他在几分钟后笑着朝我走回来，还带着我的衣服——面包早就被吃掉了。他一边把衣服递给我，一边笑着说：“给你，假如我是你，我会改变自己对盗贼的看法！”我什么也没说，仅仅是接过了衣服，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最后，他又耸了耸肩离开了，而在我逗留那个营房期间，再也没有人骚扰我。

当晚的晚餐过后，警卫叫了我的名字，把我带到医务室，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小隔间里。警卫站在小隔间外面，巴罗夫斯基医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小隔间里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护士，她坐在另一张桌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医生示意我不要说话，然后让我把衣服脱到腰间。他给我检查了一会儿后，就吩咐护士去准备这样那样的药。他叫我坐下来，然后给我量血压。

当护士去储藏室准备药的时候，巴罗夫斯基医生悄悄对我说：“我没能把你安排到留守名单里。我试着去找了些关系，但根本不可能。想必是因为我这里容纳了这么多人，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今晚叫你来，为的就是把这些事告诉你。我实在很抱歉。”这时，那个姑娘拿着药回来了。她给了我几粒口服的药丸，又给了我一瓶带走的药。我在她的注视下吞下药丸，然后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