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入狱程序照常严格进行，对我的讯问、体检、洗澡、理发、消毒和照相到了凌晨三四点才结束。然后，狱警带着我走在古旧而熟悉的走廊里，这里依然有绿色的墙裙和粉刷过的墙壁，还有那股无处不在的气味。说实话，这让我感到很亲切，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回家了。

我跟着狱警在走廊里行走，同时偷偷地四处张望。我猜自己一定是在四楼，但我从未见过卢比扬卡的这个区域。当我们最终到达牢房时，我发现那是一个有八张床的大房间。房间里已经住了七个人，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立刻把我视作了他们的一员，同时带着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一边说着“你们好！”一边微笑着。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带我看了我的床铺、杯子和木勺——在监狱的这个区域，我们获准把餐具留在房间里。

第一个做自我介绍的是一个来自萨哈林岛的年轻建筑工人，名叫尼基塔，不过他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他是个身材矮小、体型瘦弱的年轻小伙，有着一双罗圈腿，肤色黝黑，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友好且健谈。接下来是波尔菲里，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皮肤白皙的俄罗斯人，头不大，五官端正。他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一名党员，他为了给党撰写无神论宣传品而学过一些神学。另外五个人是来自前线的年轻士兵，他们只关心是否能吃饱饭，为的是活着回到家人身边。

由于当时已经快到凌晨四点了，在简短的相互介绍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先睡一觉。第二天，虽然我发现这是一群活泼的人，但他们想要打听和我有关的一切事情。当然，早餐一送过来，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监狱的这个区域的早餐比一般牢房的要好。我们得到的食物配给包括面包和一壶大约四夸脱的开水，所以我们每人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吃完早饭后，我注意到牢房里的桌子上摆着书、跳棋、多米诺骨牌和一副棋盘。“咦，你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我问。一个士兵说：“哦，我们在这里待不了多久了。我们的刑期已经结束了，他们很快就会把我们送回前线。”尼基塔也被告知，他很快就会被派到华沙去监督桥梁和建筑物的重建工作，波尔菲里则说，他马上就有机会回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在这间牢房中，人们似乎只是在等待通知以及下一步的安排。或许，我很快也要去劳改营了。

当他们问起我的情况时，我告诉他们自己于1942年7月被判处15年的苦役。“判决至今已经快三年了，他们除了不停地把我从一个监狱赶到另一个监狱，叫我进牢房做补充审讯外，什么事都没干。”听完我的话后，尼基塔义愤填膺，他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讽刺了整个监狱体制，尤其是监狱的官僚主义，很快就把我们都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当尼基塔的兴致起来时，他就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比一切书籍或电影更有娱乐性。

但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平静了下来。士兵们开始玩起象棋或多米诺骨牌，其他人则站成一圈闲聊着。尼基塔和一个年轻的士兵在下象棋，因为我也曾下过一阵象棋，所以就凑过去看。尼基塔一下子就把他将军了，随后另一个士兵也很快被将军，他笑着喊道：“下一个！” 我想这些士兵一定是初学者，所以就坐下和尼基塔对弈，结果刚下完第五步就被将军了，尼基塔笑了起来。

我在三分钟内又输了两局，这让尼基塔很高兴，我对他说，他是个真正的高手。“不，不，同志，”他说，“你们都是糟糕的棋手，不懂这个游戏的理论。所以，兄弟们，都聚过来，我来教你们怎么下棋。”接下来，尼基塔为我们讲授了国际象棋的理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有六十四步基本棋必须熟记于心。有了这些招数，你就永远不会输给大多数普通棋手。

“现在你学会了吗？”他说。“我来告诉你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围着桌子想想你们的招数，我会一口气把你们七个人都拿下。你们想花多少时间都可以，我先到床上去看书。等你们准备好了，只要说出棋子的位置，我就给你们做出一个对策。”

在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进行商量策略的时候，尼基塔拿着一本书上了床。我们每下一步棋，他就会从书上抬起头来，几乎马上就能做出应对。直到第十五步或十六步前，我们都很顺利。过了一会儿，在尼基塔做出应对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麻烦了，所以就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改了他的棋。他在走完下一步棋时，叫了一声 “将军！”

我们问：“你是什么意思？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一定是将军了，”他咧嘴一笑，“下一步就是将军，你们无计可施了！”接着，他呆在床上描述了每一个棋子按理应在棋盘上的位置。

“不，”我们说，“你的主教不在那里，没有将军。”

“哦，那一定是出了什么有趣的状况。”他说着，依然没有起身，而是根据记忆一步一步地复原棋局。

尽管这些交际活动相当令人愉快，但我发现在这间牢房里，无论是祈祷，还是履行为自己设定的其他灵性职责，都要比先前更难。比如说，为了做默想，我会拿一本书坐在床上，假装在阅读，时不时地翻开书页，但实际上是在祈祷。之后到了下午，我会双手插进口袋在牢房里踱步，一边念着玫瑰经，一边数着手指上的珠子。

一天下午，无神论者波尔菲里要我和他谈谈关于天主的事。他知道我是天主教徒，但不知道我是司铎。此后，那次谈话差不多变成一个固定在下午开始的研讨会。波尔菲里会根据记忆引用自己在无神论宣传课上所学的圣经中所有看似矛盾的地方。我会耐心地解释它们，指出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再附上自己记忆中神学课程所讲到的所有论证的细节。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很刺激，而且很有挑战性，算得上是对圣经神学的回顾，但它并不令人满意。我猜波尔菲里是想让我转向无神论，又或许他只是在锻炼自己的技术。每当我回应了一个反论，或者即将让他承认某一观点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跳到一个新的反论。他有一种技巧，为了给自己的反论提供答案，他可以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嗯，可能是那样的，但这个呢...........？”

后来，在1945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被通知去收拾东西，准备转移。我想，或许自己动身前往劳改营的时候到了，但我的预测是短命的——我单纯只是被转移到卢比扬卡的另一个区域。在这个我估计是卢比扬卡一楼的地方，我变成了孤家寡人。我又开始了每日的祈祷和阅读，尽可能地再次适应隐士的生活，但回到单人生活是很难的。我让自己忙碌起来，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在消磨时间。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受审了，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没有被押去劳改营？

在这里，我又一次失去了与他人的联系。没有人把我叫出来审问，狱警也不准和囚犯说话。我再一次体验到时间感的丧失，但更糟糕的是由于日复一日重复的乏味生活而失去目的。然而，我从未忘记过天主的天意。我知道就天主的旨意来看，生命中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我努力让自己专注于这些事情。卢比扬卡是一所艰苦的学校，但它也是一所好学校。我在那里得到了这个教训：宗教、祈祷以及对天主的爱并不能改变现实，但却为现实赋予了新的意义。正是这个教训助我撑过了之后的岁月。我的信念在卢比扬卡变得更加坚定了：无论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天主的旨意在我身上的反映。他会保护我。

5月的一个晚上，大约八点半左右，那时我正在做晚祷，忽然听到人群的欢呼声，不由得吓了一跳。我急忙走到窗前，能看到的只有漆黑的夜空，但我努力地辨别人群发出的声音。突然，从不远的某处传来了大炮的轰鸣声。飞机的呼啸声从头顶的低空掠过，接下来令我惊奇的是烟花! 我在那片小小的天空景象中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光影。我站在那里看得入迷。另一件事也使我惊奇：狱警既没有朝牢房内窥视，也没有对我在窗前呆了这么久说什么。我推测他们是否在什么地方取得了巨大胜利。

外面忽然陷入一片寂静，而人群的呼声仍在监狱的院内发出回响，然后慢慢消退了。随后，我能分辨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那个声音混杂着扩音器的金属环绕音，用一种高昂的声调和充满感激的语气向人群说话。但那些话语和回音乱成了一锅粥，我什么都听不清楚。但我知道这声音一定是来自红场，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好奇。过了很久，外面最终在沉寂后陷入黑暗之中，我心烦意乱躺在床上，想象着外面的景象，无法入睡。

大约在半夜，我听到走廊里的狱警在换岗。不一会儿，一个新来的年轻姑娘走进我的牢房，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一直在观察你，”她说，“你坐立不安。要不要去看医生？”

“不用，我没有生病，”我说，“只是对外面的人群很好奇。我一直躺在这里，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她兴奋地说道。我摇了摇头。“同志! 战争已经结束了! 德国人已经宣布投降了！就在今晚！”

接着，她说自己在上岗前一直在外面看红场阅兵式。她详细描述了胜利日庆祝活动的场景。我知道我们的对话违反了规定，我很感激她，这是第一次有狱警向我展现出温柔与友好的一面——她们从来都不是冷酷无情的，只不过总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如今战争结束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从未指望自己会被释放。我知道自己最终被定为梵蒂冈的间谍，而不是德国间谍，这个判决和刑期无疑仍然有效，但我想监狱里的气氛有可能会有所好转。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5月结束后就是夏天，然后秋天到了。监狱的围墙内又陷入寒冷之中。

那是在10月，当时尚未发生任何事情。一天下午，就在晚饭前，狱警叫我收拾东西。我被从一楼押到一个上层的楼道，然后进了走廊中间的一个牢房。房间里已经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涅斯捷罗夫！这一次，正如他在布提尔卡对我做的那样，我走进房间和他拥抱在一起。我们又一次欣喜若狂。

在一阵感慨过后，涅斯捷罗夫把我介绍给了他的狱友。那是个名叫尚蓬的法国人，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而且是法兰西学院的候选人，他的绅士风度和贵族举止很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尚蓬的身高中等，比我略高，长着一个细长的鼻子、一个坚挺的下巴和一副薄而细的嘴唇。他的一头带有红色斑纹的金色长发，恰好从美人尖上秃了起来。他还有一双娇小的脚以及一双法国贵族般优雅的手，手指修长且尖端很细。

尚蓬是个很健谈的人。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左右，有一段离奇的经历。和我一样，他也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说，实际上他曾去过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为一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拍摄背景片。他告诉我们，他得到了50万美金的版权费，而克格勃在逮捕他时“没收”了其中的40万美金。为了避开绕非洲一圈的远路，他一向都是借道俄罗斯回法国。

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但我觉得不太符合实际。尚蓬说，他只有一张有效期为两周的旅行签证，可他的俄语却说得非常好。这让我对他的自述起了一点疑心，但我从来没有就这个明显的问题质问过他——你永远不会在监狱里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牢房里，我们得到了额外150克的面包配给。早上我们还得到了两块糖和开水，而且每周有两次晚饭可能会附带三条小生鱼。额外的食物当然是受欢迎的。我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壮，而且更加畅快了。在监狱的这一区域，取暖条件也好了很多，牢房在1945和1946年间的冬天里一直保持着适宜的温度。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了探讨性的活动。尚蓬讲授的是词源学，他除了法语和俄语外，还懂好几种和绘画与电影制作有关的语言。涅斯捷罗夫讲授哲学、东方礼仪和斯拉夫语。我本来专攻英语，但是在卢比扬卡“大学”的课程过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俄罗斯文学。英语是尚蓬所不了解的一种语言，于是我们两人开始互相指导。我教他英语，他提高我的法语水平，我们每天都要学二十个新单词。由于一切都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的记忆力也随着词汇量的增加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认真履行定期的灵性责任——每周一次的告解，早晚祷，每个主日的讲道。尚蓬是个很好的天主教徒，他诚心诚意地参加了这个他笑称的“耶稣会团体”。“我听过，而且阅读过很多关于耶稣会士的事，”他说，“我将在这里过一段耶稣会士的生活。”

冬天在这些令人愉快的交往中结束了，春天到来了。后来，在5月底的一个下午，尚蓬被叫出去审讯。他在回来的时候奇怪地一言不发，不肯提及任何与他的审讯有关的事。我立刻怀疑他被问到了关于我们的事。当天晚上，涅斯捷罗夫被叫了出去。他回来的时候神情沮丧。“出什么事了？”我问。他瞥了一眼尚蓬，摇了摇头，不想多说什么。

一天左右的时间过后，涅斯捷罗夫又被叫了出去。从这次审讯回来之后，他的心情更加沮丧。他顺口告诉我，他们的确在给他施加压力，不仅拿出了各种各样的交易提案，而且试图利用他的俄罗斯爱国情感。因为尚蓬当时也在场，他不肯再多说什么。我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牢房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尚蓬不愿交流，涅斯特洛夫则陷入忧虑。当涅斯捷罗夫这样的俄国人陷入忧郁之中，你就要将他从深渊中挖出来。我试着用通常的方法鼓励他，但由于不清楚他所面对的问题，我无法提供任何建议。

我第二天中午前被叫了出去。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很久没有受审之后，那种奇特的感觉——紧张和极度反感的混合——又在我身上出现了。审讯员是个严厉的男人，他大约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头发斑白。我先前从未见过他，但他显然对齐赛克的档案很熟悉，在审讯一开始他就说：“好了，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改变主意了吗？”

“我对你们说的全是实话。”我回答，“还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审讯员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于是拿起电话叫狱警过来，然后慢慢把听筒挂回话机上——那个动作仿佛是一个决断的手势。狱警进来后，他简单说了一句：“带他走。”我没有被押回牢房，而是被押到楼下的拘留室——现在我又该怎么办？

地下室的水泥地面很冷，当时的我只穿了一双厚袜子。狱警拿着我的行李箱和一个小包回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次我不是从一个牢房转到另一个牢房，而是又被转移出去——至少是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于是，我对狱警说我还没吃晚饭，而且提到自己没有鞋穿——我从丘索沃伊一直穿到这里的那双鞋先前在卢比扬卡送去修补了。“好的，”狱警说完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来一碗汤，然后去找我的鞋。之后他回来告诉我，鞋既不在修理铺里，也不在我的牢房里。他已经尽力了，但找不到它们。

我坐在那里等候，同时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匆忙地喝着汤，好在被押走之前喝完。但我的思绪不断跳转到涅斯捷罗夫身上。说实话，我真的很担心他，我从未见他如此沮丧过。我在拘留室里祈祷，祈愿他一切安好。自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涅斯捷罗夫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狱警问了我三个常规问题，然后命令我跟上他。于是我提着包，脚上只穿了一双厚袜子，最后一次走出卢比扬卡。

（第二章《莫斯科监狱岁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