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4年被转送至莫斯科的另一所监狱——布提尔卡监狱，和往常一样，这次转移是突如其来的，而且未经任何解释。那一天，我在牢房里看书，听见从监狱走廊和院子里传来很大的动静。我当然很好奇，可我早已不愿去搞清楚卢比扬卡里发生的事。突然，狱警到我的门前叫我收拾东西。由于我最近签了一份审讯结束的正式文件，此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要前往劳改营了。
当狱警把我押出门外时，我看到一群穿着军装的战俘堵在走廊里。狱警立即把我推回牢房里，并且叫我等着，因为我不应该看到他们。过了一小时左右，狱警回来了，他押着我从别的走廊下到底楼，然后来到一辆待命的囚车前。囚车里已经挤满了其他的囚犯，我刚一进去，车就开走了。
我向同伴们询问我们要去哪里，但没有人知道。囚车开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停下来。我们听见狱警在跟什么人说话，之后囚车往前开了约150码后又停了下来。“啊，”一个囚犯说道，“又是一个监狱。我们是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然后就是出示通行证，接下来我们要么是陪着车上的人，要么被卸下车。”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下车。狱警把我们押到了地下室的走廊里，开始进行例行的入狱检查。“布提尔卡，天啊！”一个老囚犯说
与卢比扬卡不同，布提尔卡是一座用暗色巨石建成的老式监狱，这里总是湿漉漉的，而且没有供暖。通过了常规的检查和入狱手续后，我被带到了二楼或三楼的一个大房间里，那里挤满了囚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房间里的那股气味：尿骚味、汗臭味、烟味以及黑色旧石墙散发出的阴湿的霉味，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简直令人窒息。房间里挤得要命，没有可落脚的地方，所以我就站在房间内侧的门口。其中一个囚犯——这间牢房的勤务员走到我面前，开始询问我是谁，感觉怎么样，我在监狱里呆了多久，罪名是什么等等。最后，他说道：“欢迎来到布提尔卡! 请自便，找个歇息的地方，和小伙子们互相认识一下吧。”
布提尔卡的牢房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大约30X30英尺，粗糙的石墙上涂着深绿色或黄色的抹墙泥，墙面总是很潮湿。空气始终湿漉漉的，我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浓重的水汽。天花板附近的高处有两扇小窗户，使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景色，但通过窗户射进来的光却很少，所以巨大的牢房总是处在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床铺就是从门口沿着四面墙摆满房间的木毛板架，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粗制木料制成的方形平台，离地面约2英尺高，这也是用来放置床铺的空间。在中央平台和木毛板架之间有一个过道，大到人刚好可以穿过去，但房间里大概有120人左右，过于拥挤，所以这里的人很少下地走动。
应勤务员的邀请，我沿着门左边的过道往前走。我还没走出三步，一个木架上的人就突然叫了一声：“喂。同志（товарищ）！你是哪里人？坐吧！” 同时，他巧妙地动了动手肘，轻声地嘟囔了几句，他的邻人为我和我的行李挪出了一个小地方。我爬上了木架，在卢比扬卡独自生活这么久以后，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我新认识的同志（товарищ）是个波兰人。他说：“你也是波兰人，”
“你怎么知道？”
他笑着说：“从你说‘你们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的方式就可以听出来。”这是个名叫格里沙的年轻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上下，他是个律师，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且在那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而他被捕的原因仅仅是涉嫌反苏活动。格里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文静男子，有着一头深黑的头发和一双黑色的瞳仁，那张宁静的面孔上长着圆圆的大鼻子和一副厚嘴唇。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学业和被捕的经过，以及他的妻子现在如何为了养活他们的两个孩子而工作。这伙人中的其他人挤得严严实实，除了聆听之外，他们帮不上什么忙。
我渴望对话和新的消息。但是，我正要鼓起性子和别人交换信息，门突然被撞开，我们闻到了一股浓郁的Bolanda(监狱俚语“汤”)的味道。所有的谈话立刻停了下来。在碗碟和勺子的碰撞声中，大家坐在床铺和中央平台的边缘，按次序排成一队，所有人目光的焦点都锁定在那个汤壶上。除了勤务员的一位助手获准能去过道上分发汤之外，其他人都不准四下走动，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也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人多拿一碗汤。另一个助手站在勤务员身边，仔细观察有没有人多拿一碗汤，之所以需要他来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想确保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与此同时，勤务员拿起长柄勺，将它探入汤的深处。他缓慢地搅动汤汁，之后开始用碗盛汤。他的助手开始把汤端到右边狭窄的过道上，但随即爆发了抗议。“不，不，不! 昨天先拿到汤的是我们! 你们今天要从左边开始！” 助手们停顿了一下，开始往左边走。左边的人立刻抗议说他们不要先领汤。双方开始大喊大叫，每一方都坚持让对方拿到最开始的几碗汤。
结果，其中一些人显示出了暴力倾向。较为年长的囚犯出面制止了争吵，让事态平息下来。“行了，行了，”他们说，“我们把事情讲清楚吧。我们坚持遵守既定的次序。今天是右侧的人拿最开始的几碗汤。” 这种互相谦让的行为（Alphonse-and-Gaston act）与善意无关。尽管勤务员会不停地搅拌，但混有鱼肉或谷物颗粒的浓稠汤汁总是会沉到汤壶的底部，而汤汁上面的部分则是最稀薄的，也是营养最少的部分。
实际上，我对房间里不同的人处理汤的方式很感兴趣。有的人喝得很慢，他们会用汤匙细细品味喝进嘴里的每一口汤。其他人差不多是一口喝光碗里的汤，然后腾出手来，赶在第一时间观察壶底是否还有剩余。每个人都学会了老囚犯的伎俩，在喝光碗里的汤后用手指在碗里转上几圈，把最后几滴珍贵的汤汁抹成一团舔个干净。我注意到有人拿出自己在早饭攒下的面包屑混在汤里，也许还会配上一撮用脏口袋包着的盐。还有一些人，他们把干面包卷成一团，放在两手之间搓成碎屑撒进汤里，接着他们就把碗放在一旁且不去碰它，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
汤的分配平稳地进行着。我拿到了自己的一碗汤，那是一碗稀薄的液体，含水量很高，里面掺杂了几颗谷物。我的邻居们像往常一样观察我碗里的汤有多浓，而我负责检查他们的汤——这些都是明争暗斗的一部分，目的是防止勤务员撇去上面的汤，在最后把底部的浓汤留给自己和助手们喝。
在分配结束后，大家就暂停喝汤，转而观察勤务员和他的四个助手：他们把碗放在桌子上，倾斜着汤壶，接着每人用长柄勺舀出了两勺汤。一看到这番情景，众人普遍表示不满：“够了! 你们够了！” “把剩下的汤倒出来！”就谁该拿剩余的汤这一问题，又爆发了一场纷争。年长的囚犯们再次介入，决议把汤分给那些得到最初几份汤的人，还有那些拿到最稀的汤的人。然后，随着分配危机结束，大家开始大快朵颐，完全沉浸在进食的快乐之中，简直可以说是浑然忘我。
门忽然打开了，狱警拿走了汤壶，接着端来了一大壶开水。勤务员和他的助手们立刻舀起水来，给每个人都倒了半升。这对我来说也是头一番，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在早餐以外的时间里看到热水。
随后，我开始注意到那些没喝汤的人，那些人先前设法攒下了一个多余的汤碗或旧铁罐，他们先取到自己那半升开水，然后把水和放在旁边的汤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两碗十分稀薄的汤，其他人则用嫉妒的眼光看着他们。那些已经喝过汤的人则慢慢地呷着开水，或者在此时撕下一点面包，把它们揉成碎屑放进热水里，然后将整碗混合物搅成一碗稀粥。还有的人掏出装满盐的破布，接着往热水里放了几撮盐，或许它的滋味不怎么像汤，但至少尝起来不那么像水了。
用餐结束后，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一些囚犯蜷缩在木板上小憩，另一些人则回到刚刚被打断的谈话中。我身边的那群人再次开启话题，急着要听我的经历。但就在送餐的第一个迹象从走廊传来时，牢房里四处谈话的小团体又变得和往常一样拥挤和喧闹：“我的勺子呢？谁把我的面包拿走了? 闭嘴！把碗给我！”
狱警打开了门，送进来一大壶麦粥。两个囚犯表现出了他们平时从未展现过的积极性，将那个沉重的、热气腾腾的汤壶搬了进来，那个汤壶在他们手中仿佛轻如羽毛。所有的囚犯又一次在床铺边上排成一列，与此同时，勤务员准备将麦粥舀出来。又一阵大规模的抗议爆发了：“叫‘вертухаю’（狱警在监狱里的绰号）把热水拿来！”
“不，不，不，”另一伙人说，“现在先别拿热水，先发麦粥！”
那些想用热水制作餐食的人已经花了一天时间来准备，他们急着要把热水和麦粥混在一起做成汤。门边的一伙人则拿起汤碗用力敲起房门，响声相当惊人。门抖动了一阵，狱警跑了过来，对那些人说他们必须等热水，然而勤务员的助手们却死皮赖脸地跟着他溜到了走廊上，最后，他们笑嘻嘻地提着一壶热水胜利归来。
我们每人拿到了200克（约三汤匙）麦粥和半升开水。有些囚犯把水倒进原本就很稀薄的麦粥里，结果得到了一种燕麦汤。其他人再次从破布中取一些盐放进开水，配着麦粥一起喝下去。每个人都用勺子的末端舀起一点点麦粥，让晚餐的乐趣变得尽可能持久。除了那些盗贼、惯犯，还有那些老是跟着我们的骗子，其余所有人会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每一顿饭，用手指将碗擦干净，然后急切地四处寻找得到第二份食物的机会。
在布提尔卡，吸烟是用餐后的一大特殊活动。因为这里的人偶尔会收到礼物包裹，而里面总是有烟草。当然，烟草永远都不够用，但永远会有一些剩余。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有谁收到过礼物包裹里的烟草，有谁拥有一包精心积攒的香烟或一袋黄花烟（махорка），在用餐过后，一群指望蹭上一口烟的人会将他们包围起来。被包围的人总是很恼火，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可能独占像卷烟这样的宝贵物资。在制作烟卷烟的过程中，如果有几粒烟丝从纸上洒落出来，那么就会有二三十只手在地上狂乱地“抢救”珍贵的烟草丝，找到这些颗粒的人有权蹭上一口烟。
牢房里没有类似于火柴或打火石的东西，但囚犯有一个巧妙的点烟系统。牢房里有一个名叫瓦夏的点火专家，他以自己的才能为傲，因为他每点一支烟都会要求蹭上两口。他会准备一片棉织物、枕头的填充物或上衣的衬料，先把它们弄得蓬松起来，然后将其展平，接着再揉成紧紧的一团。接下来，他会把棉织物放在两块木板之间，开始用力地使木板相互摩擦，并且不断加快摩擦速度。这一工序有时长达十五分钟，与此同时，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倾流而下，人们在一旁为他加油助威。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快一点！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一闻到烟的气味，瓦夏就把揉成一团的棉织物拉出来，将点燃的部分摊开，轻轻地对着火苗吹气，直到它熊熊燃烧起来。然后，他小心地用手护住火焰，每个有卷烟的人都急切地挤在他身边等待点烟。瓦夏每点一根烟都会吸到一开始的两口，每吸一口都把烟深深地吸进肺里，直到他看起来要爆炸了一样。他会尽可能把烟气憋住，然后把它释放出来，吹进别人的嘴里。房间一下子就充满了烟雾，牢房里顿时洋溢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空气。
监狱中的另一个主要活动是如厕。房间里有120个人，所以厕所在用餐结束后就处于不间断的使用状态。马桶在一个多小时后就得清空，届时勤务员会把狱警叫来。人们轮流负责清理马桶的工作，工作的奖励是次日的一份额外汤。当然，如果你过于挑剔而不愿意干这种脏活，也可以将其忽略，但这样一来你就错过了获得额外一份汤的机会，因此很少会有如此挑剔的人。
和过去一样，全天仅有的休闲是每天在院子里的二十分钟散步活动。我们被带出去的时间点是不固定的，这取决于狱警从建筑的哪一头开始，也与当天的轮班次序有关。当狱警终于打开门宣布带我们出去走走，现场几乎陷入一片混乱。对待这些囚犯，既不可能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枪毙。他们只要一出门，就会在走廊上寻找烟头或者可以用来卷烟的纸片。有人会去厕所休息片刻，有人会在经过其它牢房时隔着门和里面的囚犯说话。以上所有的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但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
在院子里，我们排成一队绕圈行走，被要求不出一声。在这里，严格的纪律依然是毫无用武之地，人们干着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有些行为是蓄意的，有些只是出于恶作剧心态。狱警们几乎无法控制局面，一旦他们停下监督，大声责备起一个囚犯，另外五十个囚犯就会活跃起来，到处寻找旧铁皮或更多的纸片，或者用旧钉子在石壁上划出信息，在预先计划的地方留下一些用于换取香烟的物品。
每一天，当狱警示意活动时间结束时，人群就会发出普遍的抗议。“不，不， 20分钟还没到！” 狱警每天都要在混乱中设法解释，说这二十分钟是从我们离开牢房时算起，而不是从我们进院子开始算起。然而，同样的争论在第二天还会出现，后天又会出现，好像没人能够把规矩搞清楚。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是很早。老实说，我在这种新的环境里感到十分不安，而且，周围的景象是如此迷人，让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渡过漫长的监禁岁月，其中一大原因是我对人感兴趣，而且具有理解和同情的能力。初夏的牢房又热又闷，有一两次我试着躺下，但自己被完全夹在他人身体之间，根本无法入睡。由于太过拥挤，我们只得摩肩接踵地躺在木板上，每个人都和身旁的人紧贴在一起。
我旁边的老囚犯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很多年，牙齿都烂掉了。他的口气很臭，我根本没办法无视它。由于缺乏食物和运动，我通常一躺下就会睡着，但那天晚上，新的环境使我紧张不安。在卢比扬卡呆了很多年，我还不习惯在人群中睡觉。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屏蔽这股恶臭，也无法入睡。
最后，我静静地站了起来，以免惊动其他人，然后走到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坐下，环顾四周。挤在木板上的人海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象，难以用语言描述他们当时发出的声音：既有深沉的咯咯鼾声，还有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上去简直就像黑暗中的哈哈大笑。我听到了各式各样的喘息声和呼啸声，听见有人在牢房的另一个角落里低语，不时还有人在睡梦中喊叫或者大声尖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凌晨一点左右，我听见有人起身朝我的方向走来。那是格里沙，他走到我身边，低声问道：“沃洛嘉（“弗拉基米尔”的昵称），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睡不着。”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这里的第一晚总是很艰苦，但你会习惯的。最好试着先休息一下。”
我跟他回到我们在木架上的位置，最后成功入睡了。但似乎还没睡多久，我就听见狱警叫道：“Подъем!起床!起床！”囚犯们慢慢开始从床铺上掀开被子，洗漱时我们会被分成二十人一组，在那之前要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又说起了同样的对话，同样的老话题，同样的老故事，同样的日常玩笑，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突然飘来了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味。我们能听到拖曳柳条筐的声音。门开了，狱警对照清单检查了我们的口粮份额，四个抢先冲过去的人把面包篮拖进牢房里，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了篮子上。“别碰它！别碰面包！” “等等，把开水拿好！” “还没准备好！” “行了，行了，赶紧把你的手从面包上拿开！”
不一会儿，狱警回来取空面包篮，朝着勤务员喊叫：“你拿着那东西干嘛？我们要篮子！” 于是，勤务员和一些人在中央的铺位上清出了一片区域。当口粮（пайка）被摆放在平台上时，大家都专注地盯着它。有些面包片可能没有达到400克，所以厨房的人就会用牙签在那份面包上插上额外的一块。一百二十双锐利的眼睛盯着勤务员，观察他们在分发面包的时候有没有缺斤少两，有没有把篮子底部的面包片留给他们自己。
等到篮子空了，人们就挤到篮子周围，在它的底部寻找面包碎片。如果他们找到了，就会闹上一番。如果没有找到，他们就会去找那些勤务员，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分发的时候在袖子里藏几块面包。“你们这群可恶的吸血鬼，”人们喊出战斗的口号，“这是我们仅有的救命食粮。你们这是在偷我们的血汗！”
结果，勤务员喊了起来：“好了好了，回你们的位置去！在恢复秩序之前，我们不会开始分发面包！” 大家立刻在床铺的边缘坐下来，排成一条毫无曲折的直线。首先，五个面包头（горбушка）将被留给勤务员和他的四个助手——面包头总是比中间部分的分量更多。接下来，人们围绕分配展开了一场竞赛。
勤务员们想尽办法让他们的朋友分到边角，而人们像老鹰一样盯着他们。面包每次会被一分为二，当一个勤务员助手发现自己的朋友没有排在下一位，而是排到了后一位时，他就会回到平台处，并且在挑拣面包时将双手交叉起来，这样一来面包头（горбушка）就会被分给他的朋友。每到这个时候，人群就会像球赛观众一样尖叫起来，发出嘘声，咒骂起分面包的人，于是房间里的紧张程度又提升了一级。
待到面包终于分发完毕，在狱警拿着一大壶开水（кипяток）回来，并且每个人都拿到了早上的半升配给之前，没有人会去碰面包。末了，他们把400克的面包分成四份：一份现在吃，一份留给午餐，另一份留给晚餐，多出来的一份留作下午的点心——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多出来的部分会被用来换取香烟。
点火和第一支烟是早餐后的例行活动，然后早上的故事会和谈话就开始了。于是，我四处走动起来，与人们互相认识，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获取由于卢比扬卡多年的独居生活而错过的新闻片段。一位货运站的站长讲起了自己被捕的经过：
“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把物资打理好，然后将它们运往前线，而且在德军入侵的高潮期间，工作忙的不可开交。有一天，一列火车拖着五节载有麦子的车皮开进车站，车上的麦子是用覆有藤条封头的未密封器皿盛装的。我的任务是监督小麦运往前线，于是我立即向车皮周边派驻了守卫，但城镇居民一发现有麦子可拿，便成群结队地涌向车站。我恳求调度员立刻把麦子运走，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麦子受潮了，而且已经开始变质。好吧，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召集了员工，趁着麦子还能食用时把它们卖给了那些可怜的居民。我刚把麦子卖掉，就接到了将它们运往前线的命令。我和我的员工一同遭到逮捕，然后被关进监狱。结果我被判处25年监禁。”
一位年轻的二等兵回忆自己如何日复一日地待在战壕里担心自己的妻子——妻子在他离家时病得很重。他非常担心再也见不到她，结果有一天，当那位二等兵的部队奉命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时，他将手指插进枪管里开了一枪。他在剧痛中被送去医院，当他们处理他的伤口时，这位二等兵神志不清地坦白是自己打伤了手指。伤口愈合后，他就被送进了监狱：刑期10年。“好吧，”他耸了耸肩，“至少我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中午之前，正当我们开始计算现在离晚餐还有多久时，牢房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走廊里传来了响亮的人声，突然，一个年轻的士兵踏步走进房间，行了一个军礼，大声喊道：“同志们好！”这是个约莫17岁的乡下小伙，看起来好像还在上文法学校。他戴着一顶皮质军帽——那顶军帽的尺寸对他来说太大了，还穿着一件下摆垂到脚踝的军大衣，衣服的领子大了5个尺码，袖子长得遮住了他的手。但他是个乐天知命的小伙子，甚至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活中也是无忧无虑。
后来我和他聊一会儿，了解到他来自莫斯科周边的乡下。他其实是后备队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有一天，他所属的整个排都被逮捕了，当时他们来到一个最近从德国人手中夺取的村庄，发现人们在抢夺德军遗留的物资。“好吧, ”他说, “我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过，我们也想干件好事，于是就这么干了。我忘不了德国人的口粮，那简直比我们的好太多了，而且我还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他随即笑了起来，“我因为颠覆性言论被判了十年。”
午饭后总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每个人都抽完烟后，牢房就在各方的默契中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许多囚犯打起了盹。我常常坐在门边，环视着牢房，观察牢房里的人间百态。比如说，窗边有一排生病的人——我们把那些可怜的家伙放在那里，为的是让窗户驱散一些恶臭，因为他们即将死于痢疾，其中一些人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那股气味是如此恶臭，所以其他囚犯每天都要向看望病人的护士抱怨一回。护士的回应是:“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无能为力。医院里根本没有病房了。”
她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向病人发一种药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无药可救了。有时在夜里，我会在听到一声巨大的嚎叫后醒来，紧接着就听到一种被称作“死亡喘息”的奇特呼吸声，随后就有医生匆忙地进入房间，把黑暗中的某人抬出去。我常在午饭后那段安静的时间里与病人交谈，尽我所能地鼓励他们。常人能为他们做的事已经没有多少了，而我可以——而且实际上给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了赦罪，有时我会靠在他们身旁坐下，小声为他们祈祷。我只希望赦罪与祈祷能为他们带来慰藉，这使我感到自己又一次担当起了司铎的责任。这也不断提醒我要感谢天主，感谢他让我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一直保有异于常人的健康。我意识到，要不是天主的保护，我随时都可能被传染上这种疾病。
我在布提尔卡的那间牢房里呆了七个月。之后，我在1945年1月的一天被叫出来，被带到五楼的一个小房间。房间干净而整洁，墙壁是深绿色的，墙面的高处有一扇窗户，窗外和往常一样被一层铁皮封住了，而最大的惊喜是房里有两张真正的床！我不知道为什么唯独自己获得了这种待遇。我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也许我终于要被送进劳改营了。一个小时后，门开了，涅斯捷罗夫走了进来！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终于又在布提尔卡五楼的这个房间里重聚了。我们不知道该想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结结巴巴地打起招呼，捶着对方的背，又是大笑又是大喊，几乎要哭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这样站着，朝着对方开口大笑，不知该从哪里开始说起。
情绪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开始比较各自的经历。涅斯捷罗夫也曾在卢比扬卡受过谢多夫的审问，也被判处了15年的苦役。我们用了好一阵子回顾我们的审讯内容, 并且检视了审讯中的每一个要点，为了查清事态的进展，我们将各自的话作了比较。我们的遭遇唯有一点确实不同：由于涅斯捷罗夫是个俄国人, 他们便在这一点上打起了主意，利用他在战时的爱国精神争取他的配合。
我们的重聚是那段艰苦岁月里的一次美妙的经历，而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重聚的机会。我和涅斯捷罗夫在莫斯科的中心地带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耶稣会团体。由于这几年我们两人都没有办圣事，所以我们首先做了告解，然后做了一次省察。接着，我们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与其他耶稣会团体无异的日常秩序。和监狱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在五点半起床，然后在早餐前做晨间默想和弥撒（也就是念弥撒的祷文）。之后，我们会谈话或工作到午间省察和三钟经的时间。
下午，我们会一起念诵更多祷文，包括玫瑰经。我们会在晚餐之前六点念三钟经，在晚饭之后做晩祷，轮流给对方的晨间默想打分。在上午和下午的祈祷之间的时段里，我们十分忙碌，我们会花时间回顾起我们的神学课程，做即兴的讲道或讲课，互相批评——随后我们会因为从前受训中类似的批评与事件而发笑。
偶尔，我们会转向轻松的话题和即兴小品。我通常是逗哏，涅斯捷罗夫则是捧哏。比如说，我扮演斯大林，而涅斯捷罗夫则扮演一个集体农场社员（Колхозник），“乔叔叔”把他叫到莫斯科去领奖章。授勋结束后，我会带他到我的办公室里去参观，向他展示共产主义的辉煌成就。但这个可怜的“英雄工人”想要的只是一块面包。然而，每当他问起面包的事，“乔叔叔”就会赞美起另一段革命的光荣事迹，为军备做一番爱国主义宣传。
最后，我会把他送回集体农场，他的那些自豪不已的同事们正等候着他的归来。待到我一转身，他和他同事们脸上自豪的神情就会消失，然后他们将他围起来，焦急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了？” 涅斯捷罗夫耸了耸肩，用农夫的姿势举起手。“嗳，你们还能指望什么？一切都是老样子，以后还是这样! 就像克里姆林宫还是克里姆林宫。”
这一切听起来肯定很傻。但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在最活跃的日程里也会偶尔出现令人恍惚的无聊时刻，而没有什么能比一个笑话更能打破这种无聊状态了。和我一起的每群囚犯都有一些固定的笑话或口头禅，它们总能唤起人们的微笑或是嘲笑。监狱的俚语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有些短语不必表达什么意义，它们是在囚犯之间的一个情境中产生的，比如某人在紧张的时刻扭曲的一个短语，它很快就会在短暂的消沉时期变成其他囚犯的口头禅或战斗口号。
我和涅斯捷罗夫也是如此。我们俩都被判处了苦役，但我们没有沮丧的理由。我们重逢了，而且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受到打扰。于是，我们开始尽情享受这段时光。我们确实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其中之一是烟草问题。涅斯捷罗夫为了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开始在监狱里抽烟，但布提尔卡的五楼既没有烟草，也没人送我们礼物包裹。不过我们有一把小扫帚，所以我们就自己生产烟草。
扫帚是用来打扫牢房的。狱警每天都会把它交给我们，过一会儿再将它收走传给下一间牢房。我有一把小刀，那是我用一块在院子里捡到的旧铁皮做的，而且我还将它石墙上打磨过。每天我都会切下约八分之一英寸的小扫帚，然后再将它切成小块。涅斯捷罗夫会把这些烟叶的替代品用纸卷起来，而我尝试利用囚犯的技术使一块棉织物生火。我失败了好几次, 但最终把那一小块棉织物点燃了，火焰足以点燃涅斯捷罗夫的“卷烟”。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史前第一个“发明”了火的人。
用扫帚特制的烟是非常刺鼻的。即便我自己并没有抽烟，它还是会让我咳嗽起来。涅斯捷罗夫抽着我们制作的烟，仿佛是在抽上好的哈瓦那烟草。有一个傍晚，恰好在狱警换岗前轮到我们使用小扫帚。当新来的狱警来取扫帚时，我们告诉他，另一个狱警已经把它取走了。他没有找到小扫帚，就这样，我们获得了一把6英寸的扫帚，相当于获得了几百万根烟草。当扫帚被用完时，我们就打起了稻草垫子的主意。
另一个问题则是食物问题。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大餐——用蛋粉做的汤。当狱警把汤的配给送进楼里的时候，我们能闻到那股直冲五楼的刺鼻气味。当我和涅斯捷罗夫闻到那股难闻的气味，就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汤被送进了牢房，那股气味随之扑面而来，我们思忖着这肯定是蛋汤。尽管汤散发出一股硫磺般的气味，但监狱里的饥饿是不需要掩饰的，我们俩都说：“真是一顿大餐！从来没有过这么满满的一碗汤！”
汤的气味实在让人反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这么多汤简直就是一种犯罪。于是，我们就这样边喝边笑，先是用汤匙舀起来喝，然后直接端着碗喝。喝了大约半碗后，我就开始反胃。我不知道该不该喝完这碗汤。但是饥饿战胜了谨慎，于是我把汤喝了下去。然而最后一口汤还没下肚，第一口汤就从我的嘴里喷了出来，溅得满墙都是，当时涅斯捷罗夫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结果，整碗汤都被我们吐出来了，牢房里顿时臭气熏天。
我们将这段经历铭记于心：有时饿肚子总比生病好。不管饥饿与否，一个人必须留心他所吃的东西。后来我们才知道，蛋粉在运输过程中变质了，但厨师决定把它煮熟，希望用些手段使其无害化，我们还发现了自己之所以能分到这么多汤，是因为楼下的老囚犯拒绝接受这些汤。
在与涅斯捷罗夫共处的这几周里，我决定再给斯大林写一份请愿书。(我在卢比扬卡的“大学时代”曾写过两份请愿书) 涅斯捷罗夫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我觉得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程序本身很简单，我只是简单地对狱警说自己想写一份请愿书。“写给谁？”他问道。我回答说：“写给斯大林”。他会叫我等着，然后去上司那里请示是否可以让我写这样的请愿书，但我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狱警会带着笔、纸和墨水回来, 他会在我写请愿书的时候待在门外。过程无非就是这样。
我写的内容也很简单，我告诉总shuji，我是瓦尔特·齐赛克，一位美国人，也是一位神父，劳烦他将我平安无事的情况通知美国大使馆，这样一来，大使馆就可以将其转告我的美国亲戚。我只是请他给予我一个外交上的礼遇，除此之外，我既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控诉。我把请愿书交给了狱警，但此后它便石沉大海了。一段时间过后，由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就不再写信了。
涅斯捷罗夫和我在一起度过了两个月的愉快时光。后来有一天晚上，在我们等待晚餐时，狱警叫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我们明白，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转监。在狱警回来前的几分钟里，我们做了最后一次告解。我们互相祝福，然后握了握手。此刻没有比“天主与你同在”更好的话语了。
先是涅斯捷罗夫被押进昏暗的走廊里，而我在牢房里等候。当狱警回来押送我时，我在走廊里四处张望，却没有看到涅斯捷罗夫。下楼之后，我被关进了一个又小又暗的拘留室。才等了一小会儿，狱警就把房门打开，问了三个常规问题，然后带我到院子里去，那里有一辆待命的囚车。囚车的内部有封闭式单间或是笼子，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站立。
我一被锁进车内，囚车就开走了，我推测车里只有我一个人。然而，正当囚车颠簸着开出监狱的院子时，我听到有人低声叫道：“利宾斯基！我是涅斯捷罗夫！”“我在这里，”我回答。我们试图在发动机的噪音和囚车的隆隆巨响中交谈，但我听不清楚他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大约半小时后，车停了下来，门开了，狱警将囚犯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出来。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以为囚车内部是空荡荡的，但里面其实坐满了人。涅斯捷罗夫先于我被叫了出去。终于，轮到我了。我按照命令将双手背在身后，从囚车上跳了下来。我们回到了母校——卢比扬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