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工厂的劳役在强制通风下继续进行。我感觉劳损开始显现出来，于是在一天晚上去医疗中心检查。那里和往常一样拥挤不堪。许多“病人”不过是在耍花招——医生有一个特殊限额，他们无需诊断就能免去每天的工作，只需要填写一张自己的豁免单就可以了。一些人在医生中间有朋友，如果不是已经有急诊的限额，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名字安插到名单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找同为囚犯的医生谈话，想借此机会把自己弄上豁免名单。
这就像抽奖一样。有的人每夜都带着不同的故事或病症回来，直到他们幸运地获得一两天的休假。当然，也有很多人真的得了重病或身体受伤，需要立即治疗。那天晚上候诊室里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不仅疲惫不堪，而且注意到了每天的劳损，想获得一天休假。
囚犯知道很多“装病”的方法。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是喝下烟草汁或吞下一块肥皂，但是，由于体温超过100度即可获得医疗，这些人掌握了各种各样引起发热的技巧。他们把热敷布夹在腋下，或者把胡椒膏贴在脚底，不过，要让体温计显示读数，最快捷的方法是在牙龈下塞一块苦根。尤其是有家室的人，他们绝不希望自己在营地里死于劳动。
当我坐在医疗中心等待就诊的时候，登记室的门开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身材中等，有亚麻色的头发——至少在几乎完全秃顶的脑袋上还剩下一点。他迟疑了片刻，环顾了一下房间，接着看了看手中的卡片，准备回登记室。我觉得那人似曾相识，盯住了他的眼睛。我想我确实认识他，便呼唤了一声“米沙！”他看着我，虽然有些错愕，但还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然后低语：“Cito！” （在意大利语中相当于 “安静！”或“嘘！”）。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之后他回到了登记处，而我坐在那里陷入困惑。米沙是我在俄罗斯学院的同学，我从未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他。我不知道他的谨言慎行意味着什么，但我在监狱里已经懂得不要逼迫一个不愿说话的人，也不要执着于让当事人承认一个他自己否认的身份。过了一会儿，人群散去了，米沙再次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拿着几张卡片向我走来，一本正经地问道：“你是齐赛克吗？”我点了点头。“到办公室来，我们要把这张卡整理一下。”
当他把自己办公室的门全部关上，确定没人能偷听到我们，米沙才放下例行公事的架势，热情地朝我打起招呼。“不过，别让其他人知道你认识我！”之后我们谈了一些往事，但米沙十分谨慎，他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明天，你留在营房里休息。我会把你的名字记在病患名单上。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你发高烧了。” 就这样，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他嘟囔道：“回头见。”
因为知道不用在早上5点起床，那晚我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当锣声响起，我就在床铺上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生产队的其他成员围着我问：“ 沃洛嘉怎么了？” 生产队长走了过来，扬言要把我从床铺甩到地上。“你以为你在干嘛呢？”他说：“从床上下来！” “我生病了。”“你先前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我昨天晚上去看过了，我想我今天被豁免了。” “你想？你什么意思，你想？从床上下来！” 当时工头还没有巡回营房宣读病患名单，所以生产队长逼我穿好衣服、吃完早饭，随时准备出发。
就在我们要动身离开营房的时候，工头进来了，叫出了豁免名单上我的名字。生产队长很生气，因为昨晚我未将自己看医生的事告知他——那是规定的程序，但这是我来到四号营后的第一次休假，我太高兴了，以至于忘记通知生产队长了。生产队的其他人都祝我好运，让我好好休息，然后他们动身参加早上的列队。
大约在十点，米沙来到营房。我们聊了一会儿罗马的往事，还有劳改营的生活以及他在医疗中心的工作。但他没有提及自己的被捕和他在监狱的日子，也没有提到他的刑期。但米沙许诺，他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我找一份新工作。“这需要花一点时间，”他说，“所以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走到他和医生与医护人员同住的营房。他做了几份三明治，我们把它当作午餐一起吃了起来。这个营房里的食物很丰盛，因为从城里来的自由医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各种食物。米沙很受医生的欢迎，但我发现他不太受其他囚犯待见，他们怀疑他与当局狼狈为奸。在我与米沙的交往中，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注意到产生这种怀疑的任何理由。也许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嫉妒，因为他有一份待遇如此优厚的工作，并且与官员们相处融洽，而他们给了他很多特权。
大约11点半，他叫我跟他前去医疗中心。到那里之后，他让我不要说话，尤其不要表现得与他很熟，然后领我进了一间接待室。那里有两位年轻的女医生，她们都是镇上的自由医生，给我的胸部、心脏、肺部、眼睛等部位做了一个全面检查。接着，她们开始写我的病史。其实，我的身体在四号营这里壮得简直像头牛，但她们所写的更符合米沙的“诊断”。之后，米沙带我去和另一位医生见面，他是囚犯，一个来自华沙的波兰人。在我进去之前，米沙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招呼我进去。
这位医生是个高大健硕的男人，名叫格雷戈里，有着一副大骨架，却有一双温柔的手、一副严肃的面容和一头栗色头发。他是个热情而和蔼的伙伴，相当坦率且直言不讳。在他做检查的过程中，我对他表明自己是司铎。他在检查结束时说：“嗯，你是一个很健康的病例，但我会好好应付的。” 我向他道谢，接着我们握了握手，米沙随后带我去见第三位医生。他也是囚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乌克兰人，体型瘦削，态度友善。我们聊了一些与利沃夫有关的事，之后他也给我开了一张干净的病历，然后我就离开了。
第二天，工头再次报出病号单上我的名字。生产队长起了疑心，他对我直言，说我看起来并没有生病。“好吧，”我说，“我今天确实感觉好了一点，但医生对我说，我最好再休息一天，他们最清楚这一点了。” 天气在当天下午转凉，本季的第一场暴风雨席卷了诺里尔斯克。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室外工作无法开展。因此，我的休假持续了四天以上，身体状况开始好转起来。
第四天晚上，米沙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已经安排我在医疗中心当勤务员。“你的工作从明天早上开始，”米沙说，“但是要保持低调。” 当晚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不想出任何差错。第二天早上，我在工头来宣布变动前走出营房。我不愿向生产队长解释事情的经过。我悄悄地穿过营地到达医疗营房，而我的早餐配给正在那里等着我，这是我分配到医疗营房的显著标志。
这里一尘不染，每个床铺上都铺有两张床单，洁白得刺眼。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很脏。米沙给我换了一套衣服，我在吃过早餐后就前往医疗中心报到。这是个多么适合工作的地方啊！干净、温暖又舒适，与建筑工人的生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除我之外这里还有三名勤务员——一个中国人和两个爱沙尼亚人，其中一个爱沙尼亚人带我去了解了工作。囚犯的晨间体检开始了，我在衣物保管室里检查外衣并分发票证，一声轰鸣从远处的手提钻和铲运车传来。
晨间体检结束后，我们勤务员就开始工作了。我被分配到两个房间，一个约8×10英尺，另一个约12×15英尺。我把两个房间扫了一遍，拖了地板，然后打开医用加热灯使地板变干。与此同时，我把窗户和桌子擦干净，将仪器消毒，更换桌上的消毒液和表格，把一切放回原位，将门锁上，把钥匙挂在登记室里，上午其余的时间就空闲了! 多好的生活啊!
我去医疗营房吃午餐，和医生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囚犯。在格雷戈里和另一位曾为我做过体检的医生旁边，还有一个在中国工作过的俄罗斯人列奥尼德，他得知我是美国人后很高兴，用英语和我说了几句话，说得不太好，但我能听懂。那位外科医生是从莫斯科来的犹太人，名叫阿布里卡索夫。他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外科医生，甚至还教过一阵子课，但他在实践方面有些疲软。有人甚至暗讽他在手术台上像个屠夫。不过，他有两位技艺高超的实习医生——一个名叫托利亚的罗马尼亚人和一个名叫瓦夏的俄罗斯人，他们实际上操作了大部分手术。
有一位名叫谢尔盖的药剂师，一个瘦弱多病的格鲁吉亚人，他是在莫斯科毕业的药学毕业生。囚犯中的首席医生是一个来自利沃夫的，沉默寡言的波兰年轻人，名叫帕夫利克。他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常被召去诺里尔斯克市医院给病人做高难度的心脏和脑部手术。他深受同事的尊敬，主要在劳改营医务室为危重病人做手术，并把医疗中心的手术托付给阿布里卡索夫医生和他的两个助手。
算上勤务员和米沙，我们的医疗营房里只有十四个人，包括一个名叫阿纳托利的乌克兰牙医。他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所有在劳改营里待过一段时间的囚犯，牙齿即便没有烂掉，状况也是极为糟糕。阿纳托利是利沃夫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为四号营的病人提供帮助。
我们吃了一顿悠闲的午餐，坐在一起聊了很久，直到下午5点才回到医疗中心。医疗营房里的人都对我很客气。
当晚间体检开始，我得留意让医生的隔间里有大量的热水，还要把手术托盘清空并清洗干净，为医生跑腿去营房检查生病的人，必要时甚至要帮忙运送重伤员。医生的工作在晚上9点半或10点左右就结束了。他们走后，我又像先前一样开始打扫卫生，打扫并擦洗地板、更换床单、给器械消毒等等。我们可能会忙到半夜，但那位中国勤务员会悄悄溜到厨房，从一个厨房的朋友那里为我们拿来麦粥和汤。
维克多神父在第一天夜里来找我，还带来了我做弥撒所需的一切。他给了我一份手抄的东方礼祷文、一个小金属圣爵、一个圣体盘及所有用品，全部装在一个小型便携箱里，他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弥撒酒和祭饼。当所有勤务员和医生的工作都结束了，午夜过后很久，米沙走出办公室并招呼我进去。由米沙协助，我在办公室里做了弥撒。自那以后的每一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都会在医疗中心做弥撒。每逢节假日以及周日，也会有一两个医生参加我的弥撒。他们中的几位还会定期办告解和领圣体。
维克多神父是个矮壮的小个子，有一头栗色的头发、一个尖下巴和一个细细的鼻子，而且戴着一副眼镜。他用一种奇特的，忸怩的步伐行走，即便是在穿过营地的途中，也很容易从人群中认出他，他在工厂的工地工作，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这个工作组负责测量浇筑的混凝土的温度以注明其干燥情况。由于天气状况，加上施工将贯穿整个冬天，混凝土被连接在一些钢筋上的阳极以加热。维克多神父的工作就是每天巡回两三次，将温度记录下来。他在其余时间坐在一个避风的小工棚里。
维克多在工人里和营地的官员里都有很多朋友，所以他几乎从未被安排去做苦力。因此，他有时间做大量牧灵工作。他总是奔波在路上，探望病人以及听告解。他在工地上的小工棚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他白天可以在那里听告解或者为一两个囚犯提供指导和建议。
另一个司铎，人们称他为“乔神父”，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秃顶波兰人。他有一副洪亮的嗓门，每说一句话都要用显明的手势加以强调。不像沉稳和慢性子的维克多，他是个非常热心的神父。他的一个朋友列奥尼德神父也很高大，几乎完全秃顶了，和维克多一样，他也十分敏感，总是忙个不停。列奥尼德和 “乔神父”都在囚犯中有很多追随者。
除了卡斯帕神父和我之外，还有两位立陶宛神父，他们总是一同四处巡访，还有三位希腊东正教神父，他们不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都定期做弥撒，这要感谢维克多神父提供了所有的用品，而且似乎永远用不完。每个神父都被安排到自己的小团体或“堂区”，通过保持小团体之间的分隔与区别，我们使自己的工作不引人注意。不过，如果维克多愿意，他会努力确保每个囚犯至少认识营地里的一个司铎。
医疗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和较大的自由度，我被维克多指派去为别人安排为期三天的避静，或者灵修。我在他们上班前讲一次，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讲一次，晚上九点左右再讲一次。与此同时，我还给一些要求更多灵性指导的囚犯个体做了几次避静。在主日和节假日，我们司祭会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会做十分钟的讲道。我们至少在每周六都会为彼此告解，而且经常讨论营地里出现的道德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在医疗中心工作的第一个月后，当官员在月底按照惯例把名单审查了一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新工作会出问题。米沙承认可能会有一些难处，但他说有望解决这个问题。在本月的最后一日，新的工作安排被张贴在营地的公告栏上，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仍被安排到医疗中心。但这一次，多亏了托利亚和瓦夏，我被列为实习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起初，我只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比如帮他们解开绷带和清洗伤口，观察他们的操作方法。但几天后，我就能按照他们的指示处理简单的伤口，甚至还帮他们切开化脓部位，将疤切除，还做了一些类似的小型手术。最初的几天，我承认我几乎要呕吐了。事实上，为了制止呕吐，我患上了胃痉挛。
我也时不时地协助托利亚和瓦夏做阑尾切除、正骨和治疗骨折等等。我甚至还学会了如何制作一个令人满意的夹板或石膏绷带。总而言之，一旦我的胃平静下来，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很有趣。下班后，作为我对工作人员“委任”的回报，我把所有的手术器械都清洗消毒，使手术室保持一尘不染。之后，我会做每一夜的弥撒。
如果一切能持续下去就好了，但是到了月底，新的困难又出现了。这次连米沙也很担心，不过新的名单又把我安排到医疗中心的药房。当时我和谢尔盖是好朋友，是他设法把我弄到了药房。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我发现这项工作甚至比上个月的工作更有趣。谢尔盖确实需要我的帮助。我们每天都要准备大量的药片和药粉，因为我们的药品很少是已经包装好的。我用天平为谢尔盖称量配料，他实在是制作药片的高手。没过多久，我就能把大部分普通处方牢记于心了。事实上，我对工作简直入迷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在这里工作的危险性。我把需要担心的事完全托付给了米沙。每当官员们从诺里尔斯克前来视察时，我总是被提醒去避风头。不久以后，就在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的时候，大祸从天而降了！
就在新的月度名单公布之前，我在一天早上被叫到警卫室。我一去报到，就立即被送往刑罚营，无人问我任何问题。当天晚上，米沙和维克多神父也来到了刑罚营。不过，医疗中心主任需要米沙，他一收到征召就在三天内出营了——米沙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刑罚营正在建设一座新劳改营。我们拆掉了旧的那座，清理了场地，开始挖地基，这次依旧是全程手工。无论何时，这些都是十分残酷的工作，而在医疗中心过了三个月的轻松生活后，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经格格不入了。维克多神父被分配去制砖了。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惩罚，因为我们篡改监狱名单，将我从刑期要求的劳役类别中除名。
一周后，米沙设法把维克多神父弄出来了，但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把我从刑罚营解救出来。终于，当新的月度名单出来后，米沙和维克多成功地将我重新分配到工厂工地上的一个建筑队。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我就惊奇地发现，在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之后的三个月里，很多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建筑在我眼中是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被派去做电工，但我对生产队长说我对这一行一窍不通，他便交给我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零工。
但有一天，工厂里的灯全部熄灭了。主棚里只有我和阿洛伊沙两个“电工”，他对电的了解比我还少。既然工头要求照明，我们就出去看了一下。我们打开了保险丝盒，我们理论上也可以更换保险丝，结果却发现处理的是一个三相系统。我更换了两个保险丝，然后开始处理第三个。我因为害怕触电致死而十分紧张，阿罗伊沙则笑得全身抽搐。我转过身叫他安静点，手指滑到了触点上，结果遭受了320伏特的电击！我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昏迷了将近半个小时。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阿罗伊莎还在那里笑着，当我停止颤抖，自己也嘲笑起这一切的荒谬。后来，我们向生产队长报告了这件事。“谁让你这么做的？”他问。
“嗯，他们需要一个电工，”我说， “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换保险丝。”
“哦，”他说，“行了，别再说了! 从现在起，你和阿罗伊沙被降职为电缆搬运工。”
尽管如此，我和阿罗伊沙还是遇到了麻烦。有一天，他们叫我们扛着高压电缆到工厂的另一端。当我们走出雪地走进大楼时，一时失去了视觉，我走在一根正在运作的高压线上，路上有刺眼的闪光和一大团烟雾。我身后的阿洛伊沙放下了他的那头电缆，飞奔而去。有人拉动了总开关，大楼里的一切都变黑了。工人们开始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以为我已经死了或者失去意识了。我回答说我没事，但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大喊：“线路断开了”。我赶紧逃开了，鞋上的橡胶跟一团果冻似的，每位同工都安慰我，说我的幸存是个奇迹。
即使没有这样的安慰，我也受够了。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维克多神父，他安排我加入他的生产队。他本来只能带四个人，但他说服官员将我选作第五人。两天后，我被正式调入他的测温组。
到了秋天，主要厂房的墙体已经修建完毕，搭建屋顶的工作开始了。天气状况恶化了，但工作仍在继续，即便在风雪中，囚犯仍在头顶的大梁上工作。我看到有人从最顶上的大梁坠落到水泥地面上，如果有人从那个高度上掉下来，那他必死无疑。事故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状况，还因为囚犯高空作业的经验缺乏以及过快的工作速率。兹维列夫将军决心按期完成工作。一天的牺牲可能是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但这么多人死去的意义何在？
兹维列夫的决心得到了回报：联合工厂在1952年元旦前完工了。第二天，第一批铜的冶炼就要开始了，所以生产队的人都留在营房里，而诺里尔斯克市的官员和市民们都来见证这个伟大新工厂的开工。然而，他们用新熔炉所做的第一次试炼却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为了开幕庆典，所有联合工厂建筑的顶部都安装了由电力供能的宣传牌，上面印有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爆炸将炉顶炸飞后，斯大林名字上的灯光也熄灭了。营地里的一些人将其视作一个笑话，但在其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我们先前就不断听说与斯大林健康状况有关的传言，这次事故在营地引发了很多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