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塞进了窄轨铁路上的小车厢，启程前往工作地点。除了早上的面包配给外，我们没有得到其它食物，因为距诺里尔斯克只有一天的路程——大约40或45英里。车厢里没有供暖，而且车厢的木板墙壁上有很多裂缝，不足以抵御极地风与严寒。我们全程都站着，以原地踏步保持温暖，即便我们想坐下，车厢内也没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在傍晚抵达诺里尔斯克，从车厢里蜂拥而出，然后在雪地上坐了三个小时，与此同时，官员们将我们分门别类，送去不同的营地。诺里尔斯克在那个时候还不具规模，它位于一个山脉的底部，富含煤、铁、铜、钴和其他矿藏，该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方兴未艾。这座城市简直与矿区或边陲小镇无异，它位于西伯利亚的最高峰之一——施密提哈（Шмидтиха）的山脚下，这座山以1937年登上该峰的德国探险家命名，那位探险家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山顶上。

诺里尔斯克（Norilsk）位于杜金卡（Dudinka）的东部，两地均为苏联的保密行政区

城市周围大约有十几个劳改营，每个营地都承担了两到三项工作。当时的地区规划是在矿藏附近建设一个工业综合体。一旦建成，就不用把原矿运往远处的下游地区，况且河流只在夏季开放通航。工厂就建在这块工地上，而且全年都可以运转。一些劳改营本身就位于矿区之内，其他囚犯正在建设新的矿石精炼厂，另一些囚犯则是在建设安置工人的城市，工人们正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开发国家资源。

最后，我作为唯一的政治犯，被分配到了一个由刑事犯和盗贼组成的队伍中，队伍人数约有120人。在相对较轻的看管下，我们启程朝山区行进。山上几乎无路可走，雪一般都有膝盖深，而且一些积雪有我们的皮带扣那么高。山的另一侧有一个名叫“扎帕德纳亚”（Западная，俄语“西”）的矿区营地。

我们进入营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又一次站立于严寒之中，官员按照例行的程序把我们分派到各个营房。我终于艰难地走进了新住所——午餐后的很长时间里，我整整一天没有吃饭。那是一间木制营房，与杜金卡的营房十分相似，但它有一项改进：房间中央有一个砖炉。扎帕德纳亚的营房始终相当暖和。

这个营地的头子是一个粗暴的鞑靼人。他是哥萨克人和土耳其人的混血儿，有过八次杀人的案底，而且对此毫无顾忌。他的身材粗壮结实，体型中等，有一头黑发和一双严肃的眯眯眼。他一定有个名字，但包括警卫在内的所有人都叫他“奥斯曼人”或“哥萨克”。他把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安排到一个生产队，告知我们每天的日程，并给我们每人指定了一个铺位。我有幸分到了上铺。即便有好炉子，房间的角落里还是冰冷，墙壁上有一层厚厚的冰，离地面有几英尺高。不过，上铺的空气依旧温暖而干燥。

经过室外的漫长行军和登山，我已经筋疲力尽。我穿着一身衣服瘫在床铺上，连祈祷都没做完就睡着了。这里的起床时间是早上5点，而不是6点，早上的食物配给几乎是刚发下来，我们就收到了离开营房的信号。扎帕德纳亚这里总是在刮风。那天早上的雪是如此稠密，我甚至看不到院子对面三尺外的东西，不过有老囚犯们在前方带路。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警卫所附近排好队，人数经过清点后被编成五人小组。不过这个营地的指挥官并没有浪费多少时间，我们几乎是即刻动身前往一英里外的矿区。

这是该地区最古老的矿区之一，它是一座打进矿山深处的水平矿井。差不多所有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除了把煤运到料斗的铲运机线路以及把煤拖到隧道口的电动车皮外，几乎毫无机械化可言。我们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从矿道口走到工作区。我被安排去和一个名叫格里沙的吉普赛人一起工作，负责把松动的煤炭装上车皮。生产队的其他人则前往矿井的更深处从事实际的开采工作。我和格里沙在矿井的顶部工作，那里有一个用于给车皮装载煤炭的料斗。

我们必须用手把车皮推到料斗下面，然后把满载的车皮推到一条侧道上，直到车皮的数量足以组成一条列车。接下来我们就会发出信号，让机车把满载的车皮拖出去，再运一列空车来。铲运机将煤炭从下方拉上来，将料斗装满。除了要把车皮安排就位，我们还得把从料斗滚落的散煤铲上去。

我们在这里一口气工作了十个小时，连晚餐时间都没有休息。工作节奏很快——我们不能耽误矿井下方的工作——而且矿井始终是湿漉漉的。在我们的工作地段，那里的水量足以淹没铁轨并将枕木覆盖。这些水是从矿井下方抽上来的，它们先是从井壁滴落到井底，之后从我们的工作地段被抽到矿井顶部。但这个系统的效率不高，我们通常是在没过脚踝的水里工作，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我们的毡靴，每天早上它们很快就会湿透。

下午5点左右，人们开始从矿井底部爬上来。等到我们冒雪走回营地的时候，脚上的毡靴已经冻住了，而脚没有冻住就算是运气好了。扎帕德纳亚的营地里没有自来水，所以我们只能在雪地上拍打大衣，为的是把上面的煤尘弄掉，然后在雪中清洗双手和面部。因为我们只有一套衣服，所以我们不得不穿着沾满煤尘的工作服睡觉。

在扎帕德纳亚，我的食物配给又一次直接降到“保底”。你必须至少在营地里工作一个月，才能得到“加一”、 “加二”或 “加三”的餐券。与其他营地不同的是，扎帕德纳亚营地的食物不是由大队长送到营房内再分发，而是在厨房里分发。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它们的热度，但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穿过风雪亲自领取食物配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铁皮罐子和杯子，我们将其放在自己的床铺旁边。

由于这顿餐食实际上既是午餐，也是晚餐，我们一次能得到半升汤和200克麦粥，它们全部装在同一个罐子里。我们在营地工作了一个月后，可能会偶尔得到额外的食物配给。我猜，理论上我们能通过更加卖力的工作赚取额外的口粮，但它从来没有发挥出那样的效果。大队长拿到的餐券是要根据功劳和完成的工作量在生产大队里分配的, 但是人人都知道，不管我们的工作再怎么卖力都拿不到餐券。和监狱一样, 盗贼们几乎掌管着整个营地，他们成了生产队长、管理营房的勤务员和各生产队的工头，总能得到额外食物。

扎帕德纳亚的天气是严酷的。风从未停息，它只会改变方向。如果飘雪稠密得让我们看不到一臂外的事物，或者天气变得过于寒冷，以至于无人能在前往矿区的长途跋涉中存活，我们就可以免去一天的工作。然而，全体维修人员会被押着乘坐马拉雪橇前往矿区，为第二天的爆破做准备。由于常有暴风雪和”白色风暴”，通往矿井的路线上设置了导向绳索。在这样的日子里，维修人员的行程要花费很长时间，连马匹都会把臀部转向风的方向止步不前。但他们还是得继续前行。

乘坐雪橇的劳改犯

在营房里，我已经成为了“奥斯曼人”最喜欢的人。他是个蛮横无礼的家伙，但在很多方面就像个孩子。当他发现我是美国人时，立即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叫我睡在他身边（这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担任他的私人勤务员。“奥斯曼人”告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或者受到了冒犯，冒犯我的人就都要过他这一关。

在夜间的床铺上，他想我聊几个小时与美国有关的事。他像个小男孩一样，睁大眼睛聆听我的描述，不停地询问、发笑，喊着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以响应我的回答。他无法想象五六十层高的楼房。他不相信人们拥有自己的五六个房间的住房，而且每间房子只住一家人。

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家车，每间房子都有室内水暖设备、电力、洗衣机、收音机和吸尘器（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吸尘器），水槽里有自来水，还有配了厚软垫的椅子——所有这些对“哥萨克”来说就像童话，像一个宫殿和不可思议之人的幻象。他会要求我重述同样的事，先是一遍又一遍对他讲，然后再对别人讲，这些故事从未使他厌倦。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安徒生一样。

作为“奥斯曼人”的私人勤务员，我要打理他的床铺，给他送饭，看管他的私人物品。与他人不同的是，“奥斯曼人”有一张填充了锯末的褥子和一张毯子。到了厨房，我只用把他的碗碟递给厨师，对他说一句“给奥斯曼人”就可以了。“奥斯曼人”的汤被一盘炖肉代替，还有一碗浮着亚麻籽油的特供麦粥，配上一块肥肉或培根。我看到他在睡觉时，总是把匕首放在枕头下，而且每天早上都把匕首和刀子装进他的大衣里。他的羊皮大衣里有专门的口袋，一边放着匕首，另一边放着一把丑陋的长刀。

我还和吉普赛人格里沙相处得很好。他是另一个通晓各种诀窍的人，每天晚上都在厨房工作以赚取额外的食物，他建议我和他搭伙。我找了一份工作，负责洗碗、生火和擦地板。我每天一吃完晚饭就去报到，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虽然失去了一些睡眠时间，但能得到额外的食物。

此后的每一天，我和那个吉普赛人简直成了梦游者，但这对格里沙来说不是问题。我们一到矿区，就会把所有的车都装满。之后，格里沙会偷走一块煤，把它塞到铲运机线路之下。然后他就会呼叫矿井的负责人，对他们说铲运机线路被卡住了。我们知道维修人员赶来至少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可以到一旁的矿井里去睡一两个小时。

格里沙和我的事故记录一定是矿区里最糟糕的，不过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侥幸逃过了惩罚。有时是我们在维修人员到来时让铲运机线路恢复正常工作了, 有时是他们发现铲运机线路真的被煤堵塞了, 多亏了格里沙，这看起来就像一个合情合理的故障。尽管如此，矿长肯定是有所怀疑，因为没过多久他就把我们调往钻井工作。

钻工们是自由人、矿工和专家，他们是领着津贴来西伯利亚工作的。我们被派去给他们做助手。钻井工作是由风钻完成的，它很像手提钻机。我们的工作是协助司钻操作设备，给工作面施加压力。格里沙没有参与其中，我们早上一下到矿井他就溜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钻好孔之后，我们就把火药填入其中，然后装上雷管。在工作面爆破的时候，大家疏散到其他矿井的掩体处。记得有一天，我们进行了爆破，但爆破产生的瓦斯没有排出——排出瓦斯是为了防止我们被炸死。我们等待许久，结果还是进了矿井。然而，瓦斯过于浓烈，我们只得在工作区的入口处停下来。正当我们停下脚步观察周边情况时，整个顶棚都塌了下来。那是当天的最后一次爆破，我们已经累得动弹不得，单单是站在那里，看着离我们几英尺远的巨石轰然落下，在飞扬的尘土中咳嗽——我们只是累得顾不上关心与害怕了。

我在这些矿区工作了一年左右。劳改营本身有很多不安定因素，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刑事犯和盗贼，他们在这里胡作非为。一如既往，盗贼和政治犯的关系势同水火，警卫发现很难维持纪律。最终，他们决定在距离扎帕德纳亚四五英里的施密提哈山脚下的山谷里开设一个新营地。为了帮助维持营地的纪律，官员们把所有的政治犯分拣出来，派他们到这个新营地工作，由“奥斯曼人”担任我们的生产队长。

新营地只有一个前年夏天建成的营房。营房里满是雪堆和冰堆，塞满了装有某种化学药品的桶。我被分派到一个清理营房的小组，而生产队的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去挖立柱孔了。劳改营不能没有铁丝网，所以建造新营地的第一条命令就是竖起柱子，把铁丝网挂上去。这是件苦差事，人们在露天工作，当时正值西伯利亚的隆冬，地面结冰了，并且被3英尺高的积雪覆盖。

装满化学品的桶约重250磅，它们被冻在冰堆之中。为了把它们从营房里弄出来，我们用旧木板做了一个简陋的雪橇。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从冰层中挖出一个桶，半是滚半是滑地把它装上雪橇，之后，由于没有绳子，我们用铁丝推拉雪橇，直到它们被拖到外面。为了尽可能把手腾出来，我们把雪橇上的铁丝缠在胸前，然后像驮马一样拖着沉重的雪橇在冰冻的地面上滑动。

自早上到达那里开始，我们就在不停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八点都没有休息过。当我们终于在傍晚动身返回扎帕德纳亚时, 许多囚犯已经筋疲力尽, 他们根本无法重走陡峭的山路，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像木材堆一样堆放在简易的马拉雪橇上。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翻过山回到营地，有时我们到那里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们草草吃过麦粥就瘫倒在床上。

我们在这个新营地才工作了一周，生产队的人们就已经筋疲力尽。有些人在早上根本无法起床，一些能起床的人则拒绝工作——他们已经受够了。不过，在所有人到齐之前，“奥斯曼”不会带队离开。如果这些人不能用自己的脚站起来，他就会让我们拖着他们的脚将他们拉出来，然后把他们绑在马匹后面的雪橇上。

他们就被那样拖去工作，穿过雪堆，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前行。当我们抵达工作区域，他们就被分开，放倒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些人肯定会被冻死，但不知为何，在中午前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坐在营房的火堆旁开始暖身子。到了下午，“奥斯曼人”就会让他们开始工作。

到了月底，我们将营房清理干净了，而且挖好了立柱孔，完成了警卫塔，挂上了铁丝网。但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工作很辛苦，食物勉强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然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天气。总有风在呼啸，总有雪在空中，雪与风形成了白色旋涡，令人感受到刺痛。

建设营地的劳改犯

铁丝网一缠好，这个营地就正式投入使用了。它将用作一个刑罚营，专门收纳旧营地中最恶劣的违规乱纪者，他们中的72人前来加入了我们的政治犯生产队。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一间营房里。面包是我们唯一的食物，它们每天由火车从诺里尔斯克送来一次。铁路离营地有一段距离，所以面包仅仅是从火车上扔到雪堆里，之后由囚犯们拿回营地。

我在一次收集面包的过程中差点被打死。当我们用雪橇把面包拉回营地时，看见盗贼们抢走大块的面包狂吃起来。警卫们对此不予理会。最终，我自己也偷了一块面包。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肩胛骨之间被枪托砸中，我踉跄起来，下巴遭到一阵猛击，这一击让我跪了下去，接着我被一脚踢得失去了平衡，四肢摊开倒在15英尺外的雪堆里。我立即看见警卫的枪对准了我。其中一人叫我从雪堆里爬起来。当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时，脸上又挨了一脚，这一脚踢得我仰面朝天。这套动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警卫们威胁说如果不站起来就对我开枪，然后在我起身时又狠狠地往我脸上踢了一脚。最后，我又被赶回队列，几乎无法行走。

回到营地后，我被关进了劳改营的牢房（БУР ，即барак усиленногорежима——“强化管理的营房”——的缩写）。在牢房里，囚犯每天只有300克面包和一杯水。惩罚通常是三、五或十天的监禁，监禁时间取决于具体的罪行。由于缺乏食物，即便囚犯设法活了下来，他在出狱时也会像小猫一样虚弱。一个人在十天监禁中死在牢房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是我很幸运，只待了半个小时就被指挥官叫去了，他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被我的经历，以及我努力用几乎不能说话的嘴唇描述经历的行为逗乐了。最后，他笑了起来，觉得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于是让我离开他的办公室。

虽然我们在营房日夜不断地生火，但营房里总是湿漉漉的，木料从未解冻。所以每到晚餐后，我们会在8点到8点半开始捉虱子，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把身上的虱子掐死, 然后我们尽可能地对床铺和营房进行了清洁。因为当时的营地还很简陋，医护条件很差——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医护。

5月底，当积雪开始融化时，从山上涌入我们山谷的洪水将一切都淹没了。营地中大部分地方的水都有一尺深，有时更深。有一天晚上，我们全都被赶到外面洗漱，这是我们被分派到这个营地后的第一次沐浴。我们站在空旷的大院里，此时风还在咆哮，山坡上的雪还很厚。我们尽可能快地洗完了澡，但洗澡很受欢迎，令人感觉很舒服。铁丝网之内的区域在整个春季里都泡在水里，有时连营房也是如此，直到工人们挖好排水沟，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此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建设营地。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我们建造了自己的锯木厂以加工经铁路运来的木材，接着我们着手搭建更多的营房。搭建完营房后，我们还搭建了一间厨房，一座食品仓库，最后是一间医务室。

一座修建中的劳改营营房

新医务室总是人满为患，当医生——他自己也是囚犯，发现我是美国人时，他让我翻译一些他的美国药品的处方。作为回报，他会安排我和他一起工作，每次工作三天。在医务室里，我能得到茶、食糖以及面包，还能得到增强体力的维生素。从生产队的繁重工作中抽出的这些休息时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营地里的食物仍然只有每天经由铁路运来的面包配给。终于，铁路上建起了一条支线通往我们建成的仓库。当四个车皮被机车拖进营地时，我们的第一批食物就到了。大门一开，车皮就被拖进营地，盗贼从营房鱼贯而出。他们被手持步枪的警卫拦在车皮旁。

接着，指挥官命令这些恶棍给车皮卸货，把食物搬进仓库。他们顺利跳上车皮开始卸货，然后拿起食物朝四面跑去。警卫先是朝他们头上鸣枪警告，然后就动真格了。据我所见，没有人被打死，但有几个人倒在地上不停扭动。然而，盗贼仍然在搜刮食物，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

车上的人把箱子扔了下来，箱子摔碎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其他人则捡起散落的食物塞进口袋里。他们完全无视步枪的扫射。还有一些人拿着棍子朝警卫跑去。看到这一切，警卫因为害怕发生暴乱而逃走，他们随后带上增援回来了。

指挥官立即下令对所有的营房进行搜查，找回被盗的食物。但盗贼们不是傻子，他们小心地把来之不易的战利品藏在营地周围的雪堆里，稍后可以去那里拿回食物。那四节车皮装载的是这一周的食物配给，所以本周除了热水、一点食糖和一些很稀薄的汤（可能只是多了些热水）之外，我们这些其余的人什么也没得到。自那以后，车皮只会停在营地外。食物在重兵看管下由政治犯搬进仓库，而在转运过程中，盗贼们甚至不被允许进入院内。

这里实际上是为了处理诺里尔斯克周围一切纪律问题而设的刑罚营，所以麻烦成为日常事务也就不足为奇了。本就为数不多的政治犯被分派到各个生产队, 于是我们尽可能避开麻烦。即使有“奥斯曼人”做我的保护人，我也习惯于晚上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或营房的角落里，尽量不引人注意。

某天晚上我去了厨房，希望弄到额外的食物，如果我曾对“奥斯曼人”不在身边时麻烦来得有多快有所疑虑，那么这些疑虑在当晚就被打消了。我在走进厨房时撞见了一个盗贼，他抱着与我相同的想法走在我前面。他是个独臂的家伙，面相丑恶，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你这个法西斯分子，在这里转来转去干什么？”他咆哮道。我说：“那你呢，你这个贼！” 他立刻拿着棍子朝我冲了过来。我躲开了他的攻击，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然后与他僵持起来。其他的盗贼也跑了过来。他们没有劝架，而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动作十分老练。当我在外面的雪地里醒来时，发现自己遍体鳞伤，所幸没有骨折。这是个痛苦的教训，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盗贼们服从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时早上，我们走出营房时会被一具像木板一样僵硬的，死气沉沉的尸体绊倒。盗贼们相互清算旧账，他们没有把埋葬的事放在心上。

在某天的晚餐时间，一个来自另一间营房的盗贼来我们这里办事。他和“奥斯曼人”起了争执，后者开始毫不含糊咒骂他。这个外来者装腔作势地扯开了自己的外套，敞开胸膛，表明他不怕 “奥斯曼人”，这个动作还没做完，“奥斯曼人”就从外衣里掏出刀子，用尽全力将它刺入了那人的胸膛。那人一言未发就倒下了。“奥斯曼人”冷静地将刀子拔出，在那人的外套上擦了擦，然后叫他的人把受害者扔到外面的雪地里。幸运的是，那个人被发现并被送进了医务室，在这个事件中幸存下来。

我记得我在当时正开始吃自己的晚餐配给。面前发生的一切让我反胃，以至于没能把它吃完，我几乎把先前吃下的东西全呕吐出来了。然而，其他人都平静地回去各行其是，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晚餐配给，然后转向晚上的谈话或纸牌游戏。这些人既顽固又残忍，他们遵守的唯一法律就是自己的规矩。就连警卫们也怕他们，至少尽可能避免与他们发生“事件”。

劳改营中的暴力行为

随着营地接近完工，露天采矿开始了。表土层下面的粘土是一种被称作“叶夫拉利特”（эвралит）的黏土，特别用于制作耐火砖。这是第一次在该国的这一地区发现它，所以从我们露天矿开采出的黏土被运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营地本身就被称为“叶夫拉利特纳亚”（Эвралитная），由于地面结冰，我们会把表土层炸开，然后挖掘粘土。三个月后，对粘土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露天开采的过程太慢了。一个大坑被炸开了，一个水平的竖井在表土层下方的粘土层开始工作。我又回到了采矿工作之中。

但不久之后，我被另一名政治犯从矿区救了出来。他叫格里布诺夫，曾是红军上校，是个严肃而且沉默寡言的人，在囚犯中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严于律己。他从不准自己使用俚语，也不许自己以任何方式背离军官和绅士的准则。他也是一个热忱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他说他与斯大林有私交。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都献给了国家，却因为党内的背叛而被关进了劳改营，这令他非常痛苦。

格里布诺夫很佩服美军，当他听说我是美国人时，就过来找我。不知通过何种方式，他设法将我安排到锯木厂和他一起工作。营地的建设已经完成了, 但现在我们要为矿井制作支柱和支座。有一天，我们刚刚切割完一根原木，然后去外面拿来另一根，我们突然听到锯子启动的声音，之后便是它割到什么东西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们跑进去一看，发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盗贼，正握着他的手臂断肢。血流了一地，但他若无其事地说：“把它绑起来。”我们立即给他打了止血带，尽可能为他做了包扎。然后，那个人平静地走去医务室接受治疗。

正在伐木的劳改犯

我和格里布诺夫差点被关进牢房，因为我们把锯子丢在一边，给了盗贼割断手臂的“机会”。为摆脱工作而发生的自残是很常见的。人们会把手抵在建筑物上，一斧头将手指砍下来，随意得几乎就像在玩某种游戏。他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会大惊小怪，就像锯木厂的那个年轻的盗贼一样，仅仅是把断肢绑紧，然后去看医生。因此，工具只发给“负责”的人，如果分配给你的工具出了“意外”，那就麻烦了。

不过，还有些其它的没那么惨烈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同样猛烈到可以让盗贼摆脱工作。比如说，他们会把一块糖磨成粉末，然后像吸鼻烟一样将粉末吸入体内。用不了一周，他们的肺部就会产生严重的炎症，仿佛是得了肺结核。所以一段时间以后，食物配给就不再有块状的食糖，我们只能吃到溶化在麦粥里的食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