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他们全家争当致命者 

时光在流逝，历史在延续。对过去一、两百年以前的致命者，教会已作出了肯定。由于教难仍在中国大陆持续，有教难就出流血殉道者， 二十世纪的殉道者迟早总有一天登上祭台，供人敬仰。

今天我在美国提起笔来书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一些史实。我要感谢沈多才夫妇一家，尤其乐天、乐平两位哥哥在数十年来在我浑盹时劝我清醒，在我软弱时给我勉励和鼓舞，他们一家的善表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沈家一家七口，长子乐天、次子乐平，以及两位弟弟乐安、乐仁和独女梨霞，现在除了最小兄弟一家在美国康州外，其余六位都是为信仰作证的致命者。这一家人的遭遇情节，真使人感动万分。

父亲沈多才，上海伯多禄堂口教友，被捕前是法商电气公司的高级职员，一九五五年因不肯背弃信仰和龚主教一起被捕入狱。一九五八年被送到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原先误传他因患肺炎，医治无效而死亡。但若干年后，据和他一起劳改时的难友回上海探亲时，声泪俱下地告诉沈家妈妈，说是多才因晚上起来出屋去解小便时，走错方向，卫兵认为他逃跑，于是就砰的一枪将他打死。死后还在大会上对全体犯人说，沈多才企图逃跑才遭此击毙，如果谁不老实，和他一样下场。在青海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一望无际，能逃到何处？沈多才先生是不折不扣为主殉道，死于劳改营中，时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母亲沈家妈妈，在一九五五年时她的丈夫，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于一夜间四人被捕。当她的丈夫被捕去时，她鼓励她的丈夫说：“多才，依靠天主，勇敢些，我们天堂相会！”他们被捕后，她自己一无收入，身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子，精神上所受的刺激且不说，还要忙着为他们四人寄邮包去接见，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有时到邮局去不但要排长队，工作人员一看到寄往劳改农场的邮包总是严格检查，有时要沈家妈妈数次拆开邮包，但她既不怕烦，也不害怕，多去几次后，有的工作人员也深深被她的和颜悦色所感动。她还帮着朱树德神父的妈妈，因为她也有四个孩子在劳改农场，沈妈妈常常陪朱妈妈一起去寄邮包，并且告诉朱妈妈寄什么东西较实惠有用，说真的，她这方面很有经验。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猛烈攻击，实在罄竹难书。很多人经受不起就以不同方式自尽。沈妈妈以及留在身边的两个小儿子当然是批斗中的重点户。日批夜斗，有时还将沈妈妈的双手反绑。两个儿子虽年幼但也跟着陪斗，其中一个乐安，因自幼有先天性心脏病，在批斗中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死亡。沈妈妈心痛如绞，像十字架下的圣母把圣子献给了天主。从此她带了小儿子苦苦地捱过几年，直到八十年代，她的两个大儿子自农场回来，使她那受尽创伤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安慰。但不久即发现她患有肝癌。我去看望她时，她非常平安喜乐，她说：“我感谢天主所赏赐的一切，他们曾经用各种方法要我检举别人伤爱德，要我脱离教宗，我一点也不怕。人只有一个灵魂，失掉永生，活着也没有意义，现在乐天乐平已经回来，只求天主赏赐我安死善终，其他一切我都不指望了。”她去世时异常圣善平安，天主一定以百倍赏报她为主所受的痛苦。

 大哥乐天是多年未被人所知的地下神父，一九五五年被捕后，一直在劳改农场。乐天在狱中因不肯承认龚主教是反革命，同时因他说了一句：“是XX反对天主教，不是天主教反动。”所以他们不但不给他粮食，而且不给他水喝。一星期后他七孔流血，他们才给他一些水，因XX怕致命者（张伯达神父的致命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他的善表感化了农场中的外教进教）。回家后一直居住在此陋室中。所谓陋室是在上海泰康路上的一间小的三层阁，这间阁最多时曾居住过四人，面积只有一百平方尺左右，所谓阁楼，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建筑，仅仅是一搭出来的气楼而已，因在三楼，楼下以及二楼大约有五、六户人家所烧的都是煤球炉子，因此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全部废煤烟气都向上直窜，所以薰得他们个个日夜咳嗽，并面呈土色。从楼下走到沈家，需走一座又窄又陡的木梯，这木梯已年久失修，脚一踩上就吱吱作声，好像立即要断裂一样。我每次去沈家总想起唐诗上的一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想再可以加一句“上沈家比上蜀道更难”。但仔细一想，他们原先的房子在建国中路，整整的一幢房子，也由于坚持信仰不肯脱离教宗，因此被政府赶出，分配给他们这个人间地狱。他们有耐心长年累月住在那里，从不抱怨。那我偶而去看望他们一次还说什么牢骚怪话呢？

有一次我问乐平：“你哥哥既不能公开去执行司铎任务，那么他为什么要升神父？”他说：“我们家是受重点监视的人家，万一XX知道乐天是神父恐再要被捕，所以才如此保密。他升神父是因为整个世界充满罪恶，每天需要有更多的弥撒祭献来平息天主的义怒。所以乐天每日在家要做好几台弥撒。”没有过了几年，乐天被煤气薰得大咳血数次，后急送医院不治身亡。

妹妹梨霞十八、九岁时因信仰被流放到青海，后患乳癌，在病痛中出奇的忍耐，教友们都称赞她为上海教区的小白花，在医院中她的圣德感化了好多外教人“进教”。

沈家本来就是既小又无光线。历年来，一个个归天，剩下只有乐平一人。床越来越少，骨灰盒越放越多，最后一次我去看乐平时，抬头一望，两排四只骨灰盒，一只挨着一只，放在他床的对面，我自忖由于他爸爸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否则还要多放一只。这些骨灰盒如放在火葬场，每月昂贵的存放费，对一个一无收入的乐平来说，如何支付得起？再则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他每天面对骨灰向他们倾诉，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致命者，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这些骨灰污染空气。我心想乐平真好像居住在殡仪馆中的骨灰存放所一样，我说：“现在只有你一人了。你的亲属的骨灰盒我看还是趁你健在时早早入土为安较妥。”他说：“是的，是的，我打算去找一块墓地，将他们都埋下。”数年以后，他在嘉定找到了一块坟地，全家以及他本人后来也埋葬于此。

乐平在离开人世的前几年，在上海既无户口又无工作，那时在国内如无户口连粮食都无法买到，但他对将来从不顾虑，他还利用替别人免费补习英语的同时讲解教理，他的学生们经常送给他食品葯品等，但他总是藉口他家里太热，食品不能久放，所以他常常骑着他的老爷单车替这位阿婆送去西瓜，那位有病的叔叔送去维生素等葯品，上海有很多教友说：“乐平的心中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直到在他逝世前的数个月，他的双腿已肿得像大象腿一样，仍骑车到我婆妈家送去西瓜香蕉，怎不叫人心痛这位爱人胜己的乐平呢？

这个圣德出众的一家，实在是上海教区的光荣，今天应该将它记载到圣教史的一页。去年十月一日，当我在罗马伯多禄广场参与一百二十位中华致命封圣时，心中似乎也展望到未来教廷册封沈多才夫妇及其子女和许多二十世纪中华致命者为圣人时普世同庆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