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平 反  

在一九八四年春天，记得有一天校长办公室有急事找我，自从我到那所学校任教以来，校长一直对我十分尊敬，也从不找碴子。但那天打电话来通知我，嘱我立刻赶去办公室，并且说即使在上课，也得中途停顿。我实在猜不出有什么事，一走到办公室，心里一惊，见到有一位穿警察制服的同志坐在那里，我想可能又要老戏重演了，不然，警察来找我干什么？那位警察一见我入内就站起来对我说：“胡老师，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三十余年前的审讯员。”我想我没有这样好的胃口，把提审员的面孔牢牢记住。我说：“不记得。”校长就说：“胡老师，坐下，今天不要上课了，法院来人要处理一下你过去的问题。”于是那位审讯员从皮包中拿出了一份文件宣读一下，具体内容是说我过去进行的完全是宗教活动，判刑十五年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宣告无罪。待他刚一读完，我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看法，校长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训责说：“你们法院是干什么的？胡美玉在大学生时入狱，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现在已是八十年代，才想到来平反，你问胡老师，我们校方早己给她平反了。去年出席市模范教师，我校两百多位老师只有一个名额，有几位党员老师工作很出色，但我们学校领导再三考虑胡老师虽然仍戴有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但她对学生的关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她不可能是干过反革命活动的人，所以我们一致推荐她为“市先进教师”。那位审讯员听了也只得连连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太不及时了，一切请胡老师包涵。”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也唤回不了我的青春，也归还不了流失的岁月。我说：“已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的玩笑怎么能开，你今天来平反，你能带给我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你个人对我的问题，我但愿今后国家健全法律制度，总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下一辈，不然国家就不会兴旺了。”校长又接着说：“光是口头说抱歉，有什么用，这三十年来带给胡老师精神和物质的损失无可计量，现在说说你们怎么赔补。”审讯员说：“按照政策，最高赔偿为人民币伍百元，也请你们校方晋升胡老师的工资。”我对校长表示，我十分感激校方对我的厚爱，对钱的多少，我不介意。失去的不能追回，但愿来日方长。后来审讯员在离开我校时对我说：“我这次出差来安徽各个单位宣布平反的已有四、五十位，但是没有一个领导像你的校长一样，对你如此信任和重用，谢谢你的宽广胸襟，对过去的错判，毫无怨言，至于五百元补偿，我一到上海就会寄来。”

到了暑假，我趁回上海的机会去了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校方已接到公函，知道我已平反。走进办公室，我的一位老同学顾梅青在组织科人事科工作。当然她知道我已平反，说话的口气就大不一样了：“胡美玉同学，钦佩、钦佩，受委屈了，十五年的冤案如今昭雪平反。那时我是斗争你的积极份子，我也只是听从党支部的命令，你能原谅我吗？那时候我们真担心你会自杀，物理系的X同学，他受的压力还没有你大，但没有数天他服毒自杀了。”接着又有一位其他老师走过来和我握手，她语重心长的几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胡老师，你是个真正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不肯出卖别人，那么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如何能发动起来。”她的话很有道理，人人都责怪毛泽东是罪魁恶首，的确他是的，但如果每人都能坚守原则，忠于信义，又如何能将这场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范围呢？这实在由于每个人在XXX的洗脑下，绝大部分的人都以私利为重，背信弃义，造谣中伤，才使道德败坏，伦理倒置。我微笑地回答说：“因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必须遵照教义教规。”

学校按照上级的规定给我补发了毕业证书，上面的照片已是满首白发的老太婆了，也总算圆了我的大学梦。

回合肥后，校方给我一下晋升三级工资，我从原来全校最低的工资跃升为最高者。世上的好事、坏事都难以预料，天主时刻在引导。

关于平反，我的事例尚不算太典型，我丈夫的一位难友，他因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于一九五三年被判刑五年；于一九五六年XX政策宽松时，给他第二张判决书，说原判不当，应予撤消。一九五八年又重新被捕，说判刑五年本属不当，撤消更为不当，应重判十五年，但八年后，他又获第四次判决书，以前三次统统都属判刑不当，如今宣布无罪平反。

是儿戏？是法律？人能经受几番惊吓？能有多少个五年、十五年被当作赌注？亲人、家属都已被作弄得可以当上电影中的演员，第一幕，哭；第二幕，笑；当笑容尚未消失时，又得大哭。

一个国家的法治制度混乱到如此程度，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