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一首动人的交响曲 

在一九八五年秋季的一个清晨，安徽省白湖农场化肥厂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在大约八时左右，掌管某车间的一个干部发现就业人员董松龄怎么今天没有按时上班，按常规他每天必提早到车间，他身为仓库保管员十分尽职，总是主动到车间去看看缺少些什么，常常把需要的东西送到他们的手中。所以纵然这个干部对别人很刻薄，但却十分尊敬董松龄。那天一发现他不在，就立即奔赴他独居的一间小屋，一看门还掩着，此干部就叫人打碎破璃窗，一看董已倒在地上，干部迫不及待自己从窗口爬进去，把门打开，要人叫医务火速赶来。不到两分钟，医务随同一付担架已到门口。经医生诊断后，认为董平时有高血压，这次可能是脑溢血，需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一个就业人员患病要送医院，这是一件常事，所以不算是一件大事，但董松龄是何许人也，让我说明一下，你知道后会说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

王仁生神父

我认识董松龄是在一九五○年春，那时由王仁生神父（当时他是震旦女中校长）介绍，因校中正在开展签订爱国公约，此公约中有一条拥护XXX，作为教友按信条不能拥护XXX，所以我们要向教友解释清楚，教友应有勇气拒绝签这公约，至少在签约时要声明这一条。那时震旦大学，男女震旦中学的教友在王仁生领导下都步调一致。一九五一年XX开展第一次的大规模肃反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很多“反革命”以及“地主”一类人物都被枪决。董也在四月二十七日大逮捕中被捕，罪名是利用学生会主席的身分煽动大批教友拒签爱国公约，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在服刑中减判无期，又过数年改判二十年，在改判二十年后，调到化肥厂做建筑队拎泥斗的小工，因他身体衰弱后在有些有办法的教友帮助下疏通了干部给他当保管员。在一九八五年时他已服刑三十四年，不论他在什么地方总是给别人一个极好的榜样。他常常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工具让别人挑好后再拿，劳动拣最重的活做，别人辱骂他从不吱声，在数十年的冬训学习中过认罪关，他永远保持缄默，一言不发。说句心里话，我没有他那么勇敢，那么成全，我在学习中常常会敷衍几句，文不对题的说些祖国现在建设得比过去好了，人民生活提高了等等的奉承的话，好比在打“擦边球”。既不认罪但政府看来我已比过去进步了。一个人要坚持成全一年、两年不会太难，但要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实在是难而又难的事。

曾经在劳改队中已待过三十四年的人，一旦发生生命危险时，况且他的的确确是一位英雄，一位致命者。所以那天发生的事实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且说董已被抬上担架，在化肥厂的教友德兰姐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干部不同意她护送董去医院。“急中生智”，她想到医院还有我们自己人刘天真和张美瑜。德兰写了一张便条“交美瑜，天真收”，塞在董的手中，好让董一入院就由她们照顾。在走到半路时，正巧其他队里有一位过去在修道院的赵修士，一看担架抬着病人，就凑近去看看，原来是董大哥，主内的大哥哥，他马上摸摸口袋，幸好还有五元钱，也立即塞在他的衬衣口袋中，抬着，抬着到了医院，有人见到便条，立即叫嚷美瑜：“快来，快来，来了一位你们认识的病人”。美瑜、天真怎敢耽误，一个立即通知值班医生作急救处理，一个回宿舍马上拿来面盆、毛巾、牙刷等生活必需品。德兰在家心里还是不踏实，虽然送了医院，心里想光靠西医行不行，万一他活了下来，但却全身瘫痪，劳改队怎么过日子？灵机一动，那时慈幼会姚维理神父在附近养练队（养练队都是些老弱病残者，拿极低的生活费，基本上只要做些很轻微的劳动或者甚至不劳动），德兰想到就火速派一教友陈佩青连夜赶到姚神父处，姚神父说可以用吴神父的脚底按摩法去试试，但没有绝对把握，第二天清早姚神父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到医院，一直按摩到下午末班车回养练队，开始两天未见明显效果，医院中有些护士医生就叽叽咕咕的在说：“我们在治疗，要这老头每天在这里干什么？”姚神父每天聚精会神用足力气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在按摩，右手酸了换左手，口干、饥饿他都忍着，别人的讽言讽语，他当作听不见。他知道董松龄是天主特选的，我们不能让他死，也不能让他瘫痪在床。董能坚持三十四年，姚神父下定决心也要坚持两个星期以见分晓。十天过去了，一方面德兰在大休日去医院向有关医生护士那里送一些东西，沟通关系，减少姚神父的压力。在将近两个星期的时候，董睁开了眼睛，慢慢的对姚神父说：“神父，辛苦您了。”没有隔几天，他奇迹般地痊愈了。是天主的仁慈救了他，是同一奥体中的神父，兄弟姐妹的爱心使他得到痊愈。我们怎能不称赞美天主、感谢天主呢？

一九九八年冬我回上海时望了他的弥撒，我说：“董神父我怎么能想到今天能和你重逢，你是把牢底要坐穿的教友，你在劳改队的年数是打破纪录的，你于一九五一年直到一九九○年离开，十十足足的三十九年。我们都甘拜下风了。”他马上说：“一个人的神修不能以劳改的长短来评定。”我从别人那里知道在八十年代那时政策较松，人人都想离开劳改队，有的人说服家庭同意遣返回去，有的人干脆和老百姓结婚，虽不能回上海，但至少可以脱离劳改队，有的人坚持数十年不和爱国会沾边，但却在这问题去委曲求全。董松龄自从病后当然也想离开，但他没有路，他的家庭不会主动接他回去，他不想结婚，更不愿去投靠“爱”字头。但天主是天主，他自有他的办法。有一国际特赦组织，他们组织中有一规定任何国家的政治犯在关押三十年以上，如没有新的犯罪行为必须释放。他们在一九九○年查到董松龄的名字，就以该组织的名义通知中国，请立即释放董松龄。于是他就回到了上海，不久由范忠良主教祝圣为司铎。

董松龄神父(点击看原图)

他实在是我的楷模，他不但在五十年来在各种威胁利诱下坚持信仰，更可贵的是XX这些年来对他的“洗脑”、“攻心术”在他身上毫不起作用。他还是那么坦率、真诚，对别人从没有任何怀疑心或防一脚。（深怕别人会密告或欺骗。）据说：“他在劳改队中把圣经公开放在枕旁，划十字念经也不怕。而我远远比他不如，好像吃足了XX的怕怕丸，做些理直气壮的事也常常怕兮兮的，这实在是已中了XX的计，既然在天大父照看我们的一切，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呢？我是被耶稣所谓小信德的人，而董神父一身正气，始终有大无畏的精神。他非常谦虚地说：“我是没有读过神学的土神父。”我说：“宗徒中有谁读过神学，耶稣挑选了渔夫，税吏做他的接班人，耶稣没有挑法利塞人、经师。你没有读过神学，因为你在劳改队怎么去读？并非你不想读。“神学”可以补读，但这三十九年的劳改生活是使别人望尘莫及的。”多少人因在监狱坐过几年当上了总理，当上了总统，但我们天主教友的国是在天上，不拿过去的成绩作为资本。

现在董神父的脚仍是一拐一跷的，但他终日忙于替教友敷油、送善终、去墓地，有时骑上一辆破自行车，生活相当俭朴，我为教会中有这样一位神父而感到骄傲，请读者在祈求中常常记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