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逃大水  

在上一章已经介绍过白湖原为蓄洪区，附近的几个县即使在雨水季节（六～七月）雨量过大时也不会造成洪水泛滥。自从白湖变成稻田后，堵住了水的去处，这就破坏了自然的规律，必然有恶果出现。所以每当雨季雨量超过一定限度，附近各县的水无出路时，就会洪水泛滥，省里考虑到各县城力量薄弱，所筑的坝很小很低，无法抵挡洪水。而白湖农场有的是犯人的劳力；而且是国营劳改农场，每年向国库上交数量巨大的稻米，因使用的都是劳改奴役劳动，因此利润是很大的。所以在雨季则要求犯人在狂风暴雨中将堤坝加高添实，本来白湖可以太平无事，但由于附近的县城如发生水灾，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用XXX的话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故省委领导在洪水季节往往决定在白湖开坝，将洪水引入白湖稻田和劳改犯所住的工棚等等。在这时劳改犯必须逃避。这就是逃大水的主要原因。

在劳改队逃大水和一般的逃大水有所不同，一是必须先押送重刑犯，杜绝他们在大水中逃跑。在大水中死一个人，政府干部认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花名册上划掉一个名字就是了，但若少一个人，那责任就重了。所以在开坝的同时，重刑犯哪怕是脚镣手铐的不管你是否有力量提起自己的行李，一律要跟着迅速上坝。一般在决定开坝到通知逃离时，往往只有一～两小时，XXX有个特点，尤其在劳改队中发生什么事情，事先总是十分保密。一直到最后水已像猛虎似扑来，一声令下，个个犯人抢工具挑扁担仓惶慌张把自己所有的瓶瓶罐罐，破破烂烂全部归纳在一起。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往往是本性暴露最彻底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政府管理人员平视犯人为毒刺，一到发大水时候，拼命拉拢利用犯人，要犯人首先帮他们搬运他们家的鸡鸭棚等，甚至一针一线都不能少，但对公家仓库中的东西却丢之不顾。有的犯人为了帮干部搬运，结果自己的必需用品都来不及挑出，从此一无所有。到了新的地点除了能发给你必要的衣服外，其他生活用品不是和张三合用，就是要向李四去借，大水的后遗症十分严重，疾病瘟疫流行，有的老人得病后就奄奄一息，不少的犯人因发大水而病终。

白湖一共大约发过四、五次大水。而我们中的几位神父，如朱树德、严蕴梁、傅鹤洲、钱弥格等神父，不但视力差，而且行动迟缓。在这种场面，真是有一百二十四根筋，也无法应付。好在一切有天主的照顾，几乎每位神父都有至少一位护守天神，所谓“患难见真情”。这些教友在患难中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不是自己的坛坛罐罐，而首先帮神父们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倾盆之下，一手扶着神父，一手挑着担，眼见大水不留情，哗哗地而来，他们既沉着又从容，边祈祷边淌水而走。走到较高的坝子上，暂时在临时搭出的工棚中过夜。曾有一位教友陪着钱弥格神父在大水后一起到合肥来买胶鞋、棉毛衫等生活必需品，他说在大水中有很多犯人趁水打劫，当然神父是他们最好的对象。钱神父几乎大部分的东西在大水中被别人捞走了，现在只能重新再买，神父一无怨言。我说：“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大水中保持性命，没有得到疾病，已算是大幸了。”

其中也有一则小故事：发生在九成农场地处长江下游，属劳改第三支队。在一次逃大水时，犯人们个个挑起自己所有的必需品──被子、一年四季所穿的衣衫，再加上瓶瓶罐罐，少一样都无法过日子，肩挑这一担要走上四、五里路。往往一天都没东西吃，有些年老体弱的经不起如此折腾，有的昏倒在地。那时女犯人队中有一中年犯人，身体尚称健壮，据说她被判刑五年，已接近刑满，她挑了满满一担，突然把担子搁下对别人说：“哎呀！我急急忙忙的把洗发用的一只粉瓶都忘记拿了（劳改队中因政府每月只给犯人零点三元的零用钱，用来买草纸、香皂、牙膏等，根本不可能用洗发香波。）我得回去拿。”同伴们都对她说：“不行啊！水不留情，我们出来已经是最后一批了，你回去万一大水已冲没了我们的工棚，你连命都保不住。”但她坚持说：“我跑得快，大水不会来得这么快的。”于是她不听别人的劝阻，坚决回去，中午过了，大家在堤上（比较安全地带）帮着看守她已挑出的担子，等着、等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也盼不到她的人影，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听附近老百姓说他们打起一具女尸，颈脖上挂着一只粉瓶，那肯定是她无疑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瓶粉了不起也不过几角人民币，即使没有，对生活也不会发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一个人如果把世上的东西看得很重，甚至为了获取它不惜牺牲一切，那就会像这位女犯，甚至将生命打赌在一瓶粉上。每当我回忆起此事就黯然泪下，只能求天主怜悯她，因为在那年代，物质极缺，劳改犯的一瓶粉比这里最名贵的化妆品更为可贵，尤其当人处在极贫乏的处境，很自然地做出一些愚蠢可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