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见缝插针
吾主耶稣说：“不要怕。”因此我们要放弃恐惧，因为恐惧不适合心灵运作，会剥夺我们正确判断的能力。因此我再重复，我们必须将恐惧远远地抛弃。我们要抛弃各种恐惧，只要保留一种，即是恐惧天主，你仅只对天主的恐惧，你便不怕人，也不怕这世界上的鬼神了（教宗庇护十一世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演讲。）

一九五一年一月莫克勤神父已经感到敌人在磨刀霍霍，窥测动态，打算向圣母军进攻，于是他就下令解散所有的圣母军友会,那时我已是震旦女中无玷之母支会的会长，一听到圣母军要解散，我心痛如刀割。我们的支会已有二十位正式会员，近一百个辅助会员。会员个个都去访问病人，去医院指导儿童。这样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团体，我能甘心让它停顿下来吗？不，一定不。这次我真的在支会指导司铎梅开和神父（Edward Mac Elroy）面前，号啕大哭了一场，我说：“我们这么胆小，XXX还没有动手，我们自己先竖了白旗，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接受这条命令。”梅神父听了也感到很是无奈，他说：“这是区会的决定，我们不得不听从，为了怕惹起更大的麻烦，我们宁可暂时退避一下，圣母当时为“逃避”黑落德对耶稣的谋害也避难到埃及，所以有时必要的退让是明智的，你有工作的心火，可以继续为主工作，没有圣母军，我相信你仍然会积极的工作。”既然大局已定，我这小小教友也无法扭转乾坤。我从一九五一年元月开始每周一次上崇真堂去看望梅神父。我对神父说：“我已成了不参加圣母军的圣母军，所以每周一次还得向你回报。”他也感到十分安慰。一直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有一次梅神父面呈难色地对我说：“Rose，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来看我，因为将来万一有事情，他们可能会将我驱逐出境，我吃不到大苦头，但他们一定会大大的难为你，你知道吗？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不怕被捕，也不怕判刑，就怕驱逐我出境。我衷心愿意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受苦。”我毫不犹豫地说：“你要我不来看你，我做不到。我决定的事从不变更。将来如果要我为你受苦，我甘心情愿，你不远千里，抛弃家中舒适的生活去修道而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地方传教，毫无怨言。感情需要用感情来报答。”从此以后，我仍一如既往，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他被逐出境。记得很清楚，他最后一句对我说的话：“如果，万一我被驱逐，我一定离开在中国最近的地方，将来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你们的身边。”

梅神父说到做到，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心脏病逝于香港。三十余年来，他可以去美国，去爱尔兰……但他一直坚守在香港，等待有朝一日以最快速度回国。

一九五一年圣母军解散后，十月八日遭政府取缔，一九五二年开始我被赶出学校，我失学、失业。当时君王堂本堂朱树德神父认为现在可以打游击的方式进行传教，我们能做多少就多少。堂口有一批青少年需要上教理班，我们这些公青完全可以负担起带领他们的任务。于是我们做了堂口里的哥哥姐姐，每周数次替小朋友上课，有时带他们望弥撒，望降福。君王堂是一个比较大的堂口，有不少的哥哥姐姐，而有些较小的堂口，例如静安寺的普爱堂以及大通路德肋撒堂，十分缺乏教理人员，我就主动到这些堂口去，这些青少年也幸亏在那时上了一些教理课，对教会的一些教义、教规有了一些认识。这些少年现在也大约近六十岁左右。当我在白湖农场医院遇见黄姓青年，他见到我后就叫我一声：“胡家姐姐”。我一听这称呼，百感交加，已有数十年没有人称我为“胡家姐姐”。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叫我胡家姐姐？”他说：“我是德肋撒堂口的，那时你经常替我们讲教理。也由于我懂得了一些教理，我知道我们不应该脱离教宗，我在学习班中拒绝与教宗断绝关系，因而被送来劳改，真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你，也正是天主奇妙的安排。”

那时由于在家里闲得发慌，朱树德神父一再要求我们利用时间“见缝插针”做传教工作，我自己对教理也是一知半解。为了要教别人，必须先看书，学习，现买现卖，煞有介事地向弟弟妹妹们讲解教理。努力布下的种子，在天主圣神引导和灌溉中也慢慢茁壮成长，例如：我所提的黄姓兄弟，他也勇敢地为主作见证，走上苦路。

张希斌神父也对我说：“你虽然已离开大学，但仍然可以做些大专公青的工作。”大学生是教会的希望，大学生是否忠于教会，不仅是他自身的问题也是教会接班人的问题，在一九五二年我和交大约大几位公青组织成立一个教理小组，每周一次在君王堂开会，经常讨论一些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保全信仰，如何采取对策来应付各种问题。参加的同学都积极表态，个个十分坚决，其口气都有乐当致命者的气势。我常常自忖，也许考验来临时，我很可能是第一个跌倒者。我深知自己的软弱以及家人对我的压力，但怎么办呢？谁叫我生在这个时代。

我不想找麻烦，但麻烦偏偏找上我，想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了。我总是求天主赐给我有像他们一样的勇气。遗憾的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十余人中仅有两人为坚持信仰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