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跨出牢门 

劳改队的门槛很高，不易跨出。一旦进入其中，犹如跌入万丈深壑，似乎怎么爬也爬不出来，好像永世也无出头之日。甚至只有判两年、三年有期徒刑的，刑满后也往往不准回家，除非家在农村的，回去后的生活远远不如劳改队，在劳改队生活还有保障，回家恐怕连吃住都成问题。家若在大城市的包括劳教在内，期满一律留场就业。因此劳改队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不想回家的非要赶你走，真正要走的偏要把你留。”

按理说劳教不是法律处分，那些送来劳教的不应放在劳改队，但事实上劳教和劳改犯混在一起吃大锅饭，大哥二哥麻子哥，统统一样，不分彼此。我曾遇到这样两个少教（未满成年送来劳教），两人投入劳教都在十六岁左右，一般劳教均有定期，但对他们不定期限，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可回家，实质上等于判的是无期徒刑。

此两位中一位是我在“站在比拉多衙门前”一文中所提及的文妈妈的独子石钟渝，他父亲石震疆在上海时（一九四八年）任海军后勤处处长，在XX掌握政权以前，飞往台湾，而他妈妈为了放不下上海山阴路的一幢房子以及一些其他固定不动产，不肯和丈夫一起同行。留下母子二人，一九五五年母亲被判劳改七年。被捕后儿子孤单一人，当然常发牢骚，对人民政府不满，高中毕业后，因家庭背景不好，无法考上大学，最后因思想反动送入少教，时年十六岁。母子两人整整在劳改队混了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总算两人辗转在南湖农场会合后，后文妈妈逝世于农场。石钟渝因朝思暮想跨出劳改队，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得和当地老百姓结婚，将户口迁入安徽小城镇，才总算跨出牢门。他和我丈夫十余年在同一中队，我丈夫见他勤奋好学，就手把手的教他学习土木设计及施工，他多年年来一直是我丈夫的助手。一九八四年，他已年逾五十，才回到社会，到了小城镇后居然凭他自学成才参加了土木工程师的执照考试，他竟然获得了工程师的执照。他常常说这么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收获，能遇见老汪，总算不虚我在劳改队的一场，不然我这数十年来算什么名堂，回到社会，无一技之长，如何能自食其力？”我说：“这是天主圣意的安排，在本性说来，你失去太多，但天主用这条路来使你认识我们夫妇俩，我带你去见神父，好好思考一下人生的终向，后来他在张希斌神父的教导下接受信仰，成为一名天主教友，所以他这数十年来的失落换得了认识天主，这是多大的财富！天主的圣意真是到处值得赞美。”

另一位胡青，他的祖父胡汉民是和国父孙中山一起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元老。他的情况和石钟渝有些相似。那时他母亲已去美国，家中只留下他和妹妹，当他在高中求学时他的一位同学拾到了他的日记本，发现日记中有对政府不满的言论，立刻将这日记本上交给校方。此同学藉此得到了校方的赏识，立即跃升为青年团支部书记以及学生会主席，而胡青被送入少教，开始漫长的劳教旅程。时年他也是十六岁，高三程度。胡青在劳改队三十余年，一直保持书生本色，不和别人说下流粗话，也从未有低级趣味的爱好，他最喜欢钻研数学。有时每隔二个星期的大休日，他总是一道又一道的解数学题，常常连饭都忘记吃。说他有点书呆子气，也许他也会像富兰克林把手表当鸡蛋放在水中去煮。他和我们在一起时，被分配在木工房当木工，那时我家请他帮忙做一把小秤。他说：“好、好，我去做”待秤做好后，他送到我家，我们全家一见这秤个个笑得前仰后翻。这把秤有四公分粗，好像一根大扁担，连拿都拿不动。他自己一点也不笑，说：“这把秤比较结实，你们家可以用上几年。”还有一次别人定做一只放棉被的柜子，他做成像一口棺材。我丈夫说：“木工有两种，一种是做家具木工，一种是造房子做模子板的木工，胡青是专门读图纸按图纸试工的木工，谁叫你们做秤，做柜子不给他图纸呢？劳改队中胡青的外号是“洋钉木匠”因他不会砍笋头，装笋头。我说这两件事并非取笑他，而是说明他非常单纯、正直，一点没有染上世俗的味道。他从不会见貌色变，随风使舵。他在一九八六年离开劳改队在蛇口地区一家造船厂按图施工做他的老本行（木工）至今仍然孑身一人，前几天和他通了电话，他问我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离开你们时，你的女儿是个小毛头，现在她大了一些吗？”在他的脑海中时光似乎定在那一个格上，有时做人有这种个性也可减免许多烦恼。

劳改队门槛，不易跨出，还有几个例子，在六十年代，有好几年政策较松，很多就业人员走门路、拉关系，也有少数人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可以接收回家，这本来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但偏偏又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事。

那是在白湖，有一姓沈的就业人员，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已亡，母亲年逾六十，一心盼望儿子团聚，想了不少的办法，总算因他家在上海郊区，农场就同意他回去，他接到场里通知，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急着把一些不需要的物品送给张三、李四。从白湖到上海需长途跋涉，舟车劳顿，既要坐长途汽车到合肥，再由合肥坐火车到上海，他走的那天，由于行李过多，要等队里的拖拉机送他到汽车站，正不巧，每天只有一班的长途汽车，等他到时已经开过十分钟，没有办法只得明天再走。回到队里，别人都很纳闷，怎么又回来了。好在手续已办妥多过一夜也无所谓。晚上大家又在一起谈谈，一颗火热的心，归心似箭。世上的事谁也无法预知第二天要发生的事。

风云突变，第二天清晨，指导员匆匆赶来问沈某有否离队？大家都说还在，还在。指导员说场部昨晚有紧急通知说已离队的算了，未离开的一律刹车，即使已办好手续的也不准走了。有人把话传给沈某，沈某正在挑着行李出来他一听把行李一撂，发愣了，年老母亲朝思暮盼，望的就是这么一天，况且他妈妈已替他找好女朋友，现在万事俱备独缺东风，一切都只得泡汤，如何向妈妈交代？在劳改队本来大家有一肚子冤屈，现在借着这个机会都放声大哭起来，有的说当时为什么不在汽车站附近找个旅馆过夜而要回到队里，大家都在放马后炮。连诸葛亮也难能推断劳改队政策变化得如此快速。后来听说他妈妈不久因忧郁而死，那个女的也另嫁他人。据说这样的事不止在一个中队出现。所以到八十年代离队的人，当一拿到证明，立刻就走，前车之鉴，值得警惕，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一九八一年我们所在的单位安徽省消防器材办公室通知我的丈夫汪以石，说他已戴了二十余年的右派帽子准予脱去，并说我们可到社会上去联系工作，如有合适的单位可以回到社会。我听到以后恨不得一步跨出牢门，真是越快越好，次日就到老汪的原单位安徽省煤矿设计院，经过商谈，他们愿意接收我们，但一定要通过上级党委批准。我心急如焚，一定要先把户口迁出，防止变卦。在那时户口跟着人走的，没有户口，买不到粮食，也不能找工作，有点像现在非法移民。劳改单位同意我们立刻将户口迁出，但迁到哪里？没有落实的地方，于是就成了袋袋户口（把户口装在袋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设计院一再拖延，老汪急得团团转，他实在沉不住气了，他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在劳改队就业，我们俩有大约七美元的工资，而且还有一间房间，总能过过日子，而如今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下去怎么办？”但我却坚持路是向前走而不是向后退，如果我们回去，劳改干部会大事宣传说：“你们想离开劳改单位吗？你们看汪以石是个工程师，胡美玉是医生，他们出去了都找不到工作，无路可走，仍旧回来，你们不要再痴心梦想要回到社会中去了。”如此我们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途，而且连别人的路也给堵住。我宁死也不回去，至于以后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我当时就想起了耶稣复活拉匝禄的那段福音，为求一个圣迹，第一需要我们的信德，此信德必须确信不疑。其次，在天主发圣迹时往往要求天人合作。本来耶稣是全能的天主，他要复活拉匝禄，完全可以一命即成，但他走到坟墓前说：“挪开这块石头。”我也要挪开这块石头。我们应该做到我们能做的，然后等待天主的圣迹。

首先我写了一封信给香港二哥，告诉他我因天主教信仰劳改二十六年，现已回到社会，但目前生活无着，请求他经济上的支助，他没有理由拒绝，一是我家没有分家，他的公司是用爸爸的钱投资的，按中国人的习俗，我们身为兄妹都有名份，二是他已是上千万美元身价的富翁，他担心的是他在有限之年怕钱花不完，而我们没有钱就不能生存。那时朱树德神父一再劝说美珍和我一定要家里据理力争，如他们坚决不给，不要怕打官司，朱神父说教会并不鼓励别人做阿Q，并不要求穷人无条件地忍耐。教会主持公义我还清楚地记得朱神父反覆说的一句话：“你们如有勇气和哥哥们打官司这比你们忍耐更难。”但我们实在下不了决心去打官司，但要求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以帮助，后来二哥同意每月寄来一百元港币。

第二，我在家写了一份材料，叙述我们两人的专长以及如何跨出牢门的经过，第二天我就到省人事局（相当于这里的劳工部）请求分派工作，我在办公室和他们谈了大约三个小时，心想人已到此地步，穷途末路，梁山是逼着上的，还有什么可怕的？XXX说得冠冕堂皇，如何爱惜人才，如何革命人道主义，那末就请在我身上体现这种精神吧！因那时社会上急需土木设计人才，故立刻将老汪介绍到合肥市园林局去工作，至于我，因医务工作过剩，暂时搁浅，后隔三个星期，分配我到胜利中学去教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