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暂 停

在乐曲中有休止符，在交通道上以红灯显示暂停，在XX历年搞运动中，似乎逢单大搞一下，逢双就暂停。一九五三年逮捕各堂口本堂司铎的风波席卷了整个上海教区，君王堂自朱树德神父被捕后，留着朱洪声神父每天早晚出来两次，本来警察要他完全和教友隔绝，但堂场上有百余位教友在等着神父，有时也不知是谁在带领念玫瑰经，一串又一串，教友们就以这种纯宗教的形式来对付XX迫害教会的行为。后来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允许朱神父做弥撒又做圣体降福。来的教友日益见多，过一段时候看守人员也有些松懈，于是朱神父就趁机和大家说说话，他说XX原来要他检举大朱神父，认为他年纪较青，家中生活优越，估计他吃不起苦而投降，但谁知过一些日子，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再仔细观察，神父所做的无非是弥撒等圣事。到一九五四年四月解放军退出君王堂，我们真像“还我河山”一样高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的两年中，儿童教理班蓬勃发展，人数增至二百五十个左右，伯多禄堂的儿童教理班也有六百多个小朋友，徐家汇大堂更有九百多个小朋友。一九五三年外籍传教士们替中国教会护驾。使我们有两年的宝贵时期，趁有光亮时快赶路──加深神修及儿童教理基础。一九五四年似乎是暂停的一年，实质上是XX放长线钓大鱼，在暂停中搜集大批资料准备一九五五年大进攻之用。

在一九五三年所谓的反帝爱国，赶出了大批的外国神父、修士、修女等。于是各地展示帝国主义份子罪证展览会。街道居委会曾一再到我家强迫姐姐和我去参观罪证展览会，我们怎么也不愿去，我心想一个掌有政权的政党，它要消灭宗教，说什么在神父的卧室中搜查到发报机或手枪等等，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不论仇教者把神父们描述得如何阴险毒辣，丝毫改变不了我对他们的尊敬。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又重新决定再去考一次大学，我从小是个十分喜欢读书的人。一九五二年因圣母军别离了圣约翰大学，真的，好比割了我的一块心头肉，为了天主该放弃的一定放弃，能上学的时候也一定上。有些外教人认为教友只会闭着眼睛念经，肚子里空空如也，不学无术，我不愿别人对我们有这样的看法。一九五三年我再次去考大学，又被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所录取。我抱着读一天算一天，明天你们要赶我出来我就出来。一直到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二年以来我几乎门门功课都是A，老师同学们都认为我是很守规矩，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这两年中我在校的感觉好如赤脚走在碎玻璃上，既怕玻璃尖屑剌我的足部，又怕自己畏惧不前。华东师大是个极左倾的大学，学生中有很多是党员。对于非党员的同学或是争取你入党或是将你作为监控的对象。我是一个很单纯的学生，常常认为自己出生以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按理说我应该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没有任何抬不起头来的事，但XX的心理战很厉害。自一九五一年公安人员一再要我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行。街道干部也再三对我的行动监视。在长期这种心理战攻击下，不知不觉地也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截，到了大学后更感到如此，有些好心的同学很想和我交谈，我总借故拒绝，在自己的四周筑起围墙，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别人也明显感到我这人怪怪的，不知是否某根神经不通？在家里我原来是最爱音乐的，家中有一架钢琴还有其他一些乐器，但我态度冷漠，并非我个性改变，实在因为XXX步步为营，对天主教圣母军死缠不放。我若要忠于教会势必要放弃一切作好被捕的准备，如果我过份喜爱学琴，到那时候为了弹琴而放弃天主，岂不太可惜了吗？在学校求学也是如此，如果我成了班长，人际关系很好，在关键性时刻，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地成了阻力。所以我在那时候，虽然进了大学，但内心还是非常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