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OVO ti verisch？”

与我住同一个板铺的几个乌克兰人聚成一团，向我问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既不懂乌克兰语也不懂俄语。然后他们中有一人拿起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两个符号——一个十字架和一个佛像。我指着十字架，他们嘟囔着点点头，显然很高兴，其中一人画了一个十字圣号。这是我与同伴们的第一次交流，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给我们带来了超越种族或国籍的共同纽带——基督的十字架。

在沃尔库塔的时候，我是孤独的，全然绝望的，每天晚上我都跪在板铺上，向上帝祈祷。其他人观察到这件事，想知道我向谁祈祷。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向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祈祷。

我们的主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在沃尔库塔，我深刻地意识到教会是有必要的，需要一些有形的信仰团体和团契单位，无论规模多么小。虽然我每晚都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但我能感觉到我的身心状况在恶化，我意识到，除非我能与其他人分享我的祈祷和感想，否则我肯定会疯掉。

虽然在沃尔库塔有不少德国人，后来我知道还有几个美国人，但内务部将新囚犯中的民族和国家群体切割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几个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住在一起。从一开始，我就被他们对新来者的善意和互助精神所打动。他们尽力用手语向我表达意思。第一个真正能与我交谈的人是一位杰出的拉比，他是众多圣职人员中的一员。我想记下西蒙·迪克曼拉比（Simon Dickmann）的名字，因为现在是时候迫使苏联当局承认，他自从十多年前在莫斯科“失踪”以来，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经历了二战中纳粹的残酷迫害后，这位拉比设法逃到了巴勒斯坦。在那里，由于他通晓波兰语和俄语，一个犹太救济机构派他去莫斯科帮助那些从纳粹魔掌中东逃的犹太难民，并引导他们前往犹太人的新家园——以色列。迪克曼拉比抵达莫斯科几个月后，苏联政府开始对境内犹太少数民族发动无情的迫害，并开始系统地肃清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这场迫害显然是基于一种信念，即任何想离开“工人乐园”并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人必是资本主义的同情者或负有颠覆任务的特工。迪克曼拉比，以及许多与他一起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救济的人，突然在一天“失踪”了，然后发现自己正在前往矿场的路上，被判处长期劳役。这位拉比不是苏联公民，我是美国公民，我们俩的处境没有多少差别。

迪克曼拉比听说新来的囚犯中有一个美国人，就在我刚有机会洗漱（通常用冷水，配以生锈的盆子和所谓的“泥浆皂”）的时候前来问候我。他说了几句英语，但很快发现我们用德语可以更轻松地交谈。他询问我的宗教信仰，并很快向我问到美国的宗教情况。我对他讲述了我在德国的苏占区被囚禁期间的个人祈祷经历，他点头表示理解。我们二人都很高兴能遇到另一位上帝的信徒。

由于迪克曼拉比具有管理能力，他分到了在第三营区分配工作的任务，我被派往第三营区。这是一个地表劳动小组，这意味着我至少暂时不用下到潮湿阴暗的矿井中去。

煤和页岩从矿井运上来时，我们将矿车从升降机里推出来，然后把车皮里的东西倒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些车皮载有大约两吨岩石，我们必须有两个人用手推着一个车皮在狭窄的轨道上行驶半英里，轨道上建有一个简陋的木框架，以防止天气变化。到了终点，我们把车推到一个坡道上，然后用力一推，把车上的岩石卸到下方等待的另一辆矿车上。然后，第二辆车在缆绳的牵引下从一个斜坡下来，进入苔原上的一个深洼地，在那里，燃料价值很低的页岩逐渐燃烧殆尽，在冰冻的荒原上释放出一阵令人沮丧的烟雾。雪从我们的轨道上方的矿顶飘进来，车轮经常被冻住，导致矿车脱轨。在北极冬季的严寒中，这是一项缓慢而冗长的工作，而且效率低得可笑，明明用一台发动机就可以快得多。但苏联的矿长们并不为效率问题所困扰。内务部随时准备提供新的政治犯来矿区做苦力。

我在夜晚感到非常孤独，因为我无法和同伴们交谈。他们用俄语交谈，这是乌克兰人尤为厌恶的语言，但也是沃尔库塔众多民族的唯一公用语言。除了偶尔与迪克曼拉比交谈外，起初我只能一言不发地坐着，独自发愁。这对于人的心理健康很危险，因为在沃尔库塔，有很多事情需要操心。死亡如影随形，不少囚犯是中年男子，其中一些曾是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和圣职人员，他们有生以来从未干过艰苦的重体力活。心脏病和体力透支在他们中间造成了可怕的伤亡。人们觉得那些在工作中猝死的人是幸运的。其他人不得不忍受心绞痛的折磨，恶化到一举一动都给他们虚弱的心脏带来极大痛苦。还有一些人感染了肺结核，我们会在晚上听见他们的咳嗽声，最终上帝仁慈地赐予他们永眠。

有一天晚上，我被一阵响亮的吼声惊醒了。“Russkiye cherti！”一个囚犯大喊（意思是“苏联鬼子！”）。那是一个魁梧的卡尔梅克人——苏联亚洲部分的一个骄傲的民族。他要踏上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矿区的奴役，那就是变成残疾人或者病人，使营地当局无法再为你提供工作。这个人站在营房区的中央，在昏暗的夜色中，每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他缓慢地将右手放在凳子上，手心朝下。然后，他用左手抡起一把斧子，用尽全身力气砍在右手的指关节上方，将四根手指整个切断。当鲜血喷涌而出时，他用两块脏兮兮的破布包住发紫的残肢，他为自己鼓起勇气所做的事情感到病态的骄傲，笑着爬回了他在板铺上的位置。在整个板铺上，没有一丝声音。片刻之后，狱警来了，把神志不清的卡尔梅克人带到营地医务室，在那里修补和缝合残肢，没有使用麻醉剂，并以“蓄意破坏”的罪名把他扔进地牢60天。与此同时，我进入了梦乡，脑海中回响着主的话语：“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马太福音》5:30）我的手是否也会因为替共产党徒工作而危害我？我继续沉思，明白了一件事：除非突破这道孤立我的语言障碍，与他人共享友谊的纽带，否则我肯定会失去理智，做出一些鲁莽的事情。

有一天，我找到一个可以教我俄语的囚犯。这个年轻人曾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因涉嫌违反党的路线而被逮捕，并被判刑到沃尔库塔。他对德语有一定的了解，也能说一点英语，很快我们就能轻松对话了。在他的指导下，我迅速掌握了俄语的用法，包括其困难的词汇和习语。

一旦克服了语言障碍，我就开始在营地里结交朋友。我的狱友乐于向我问及有关美国的事。虽然收音机始终拨到莫斯科电台的频率，每晚通过我们营房的扩音器发出聒噪的宣传，但囚犯们并不相信莫斯科广播的谎言。我也向人们发出询问，然后发现沃尔库塔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我们之中有来自巴西、墨西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加拿大、伊朗、蒙古、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囚犯。我还听说了苏联集中营中的其他美国囚犯，尽管直到后来我才在沃尔库塔遇到其他美国人。

当谈话很快转向宗教话题时，我听说在沃尔库塔不久前发生了一桩奇事，一个奇迹。上帝确实与我们同在! 这些人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毫无疑问，铁幕无法将上帝挡在一个国家之外，也无法将上帝挡在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之外。

那一年的11月，即1950年，就在我们抵达沃尔库塔之后，三位被判处苦役的修女也抵达了营地。沃尔库塔的数千名女囚犯并不在矿区工作，而是从事其他粗重的工作，这些修女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为整个苏联北极地区的建设工作制造砖块。

我无法确定这些修女究竟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俄罗斯东正教徒。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确实拥有隐修院，但这些隐修院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迫害中被消灭，所以我相信这些修女可能来自乌克兰天主教地区最后的隐修院之一，或者来自鲁塞尼亚（Ruthenia）。

在沃尔库塔，这些妇女被称为veroiuschie或“信徒”，这个词适用于苏联的基督徒，她们仍然在秘密地过着个人的奉献生活，这与聚会于地下墓穴并躲避尼禄迫害的基督徒并无不同。

就在修女们第一次被押解到砖厂时，她们告诉工头，她们认为为共产政权做任何工作都是为魔鬼效力，尽管工头可能发出各种威胁，但她们是天主的仆人而不是撒旦的仆人，所以她们并不打算听命。

修会的会服被剥夺后，信仰成了修女们的护甲。她们准备好面对一切，以遵行她们的誓愿，她们坦然面对惩罚，这是非凡勇气的生动见证。她们日复一日地受到惩罚，包括吃到黑面包和馊掉的汤。但每天早上，每当被命令去砖厂、泥坑，或去干其他重体力活时，她们都断然拒绝。当然，这样的拒绝意味着她们注定要遭受更艰苦的磨难。营地长官被她们的顽固不化所激怒，担心这会对其他苦工产生影响，命令将她们穿上紧身的外衣。她们的手被绑在身后，绳子捆住她们手腕，穿过她们的脚踝并拉紧。通过这种方式，她们的脚被拉到身后，肩膀被向后和向下扭动，形成极度痛苦的姿势。

修女们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但她们没有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当营地长官下令用水浇她们，使紧身外衣中的棉质材料收缩时，他以为她们会因受折磨的身体遭受这种压力而尖叫，但她们只是轻轻地呻吟并陷入昏迷。然后，她们被唤醒，束缚被解开。折磨又一次如期而至，她们被捆绑起来，但在无意识中，上帝的慰藉又一次保护了她们。她们在这种状态下被关押了两个多小时，但狱警们不敢让酷刑再继续下去，因为修女们的血液循环不畅，已经接近死亡。共产政权要的是奴隶，不是骷髅架子。他们把人一路运到沃尔库塔，并不是为了杀死他们，而为了开采煤矿。当然，奴工死不足惜，但只有在榨干他们多年的劳动成果之后才行。因此，营地长官的目的是继续折磨这些修女，直到她们同意去工作。

然而，营地长官最终无计可施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必须让这些修女工作，不然他就得在工作期间杀死她们。他指示再次将她们分配到户外工作，如果她们仍然拒绝，就把她们押解到山丘上感受北极初冬凛冽的寒风，并让她们整天站在那里不动，看着其他女囚犯工作。她们经受了这种折磨。当短暂的北极白昼的苍白阳光终于出现时，人们看到她们跪在那里，狱警们走过去，以为她们冻僵了，但她们似乎感到轻松和温暖。

这时，营地长官下令摘掉她们的手套和帽子，让她们完全暴露在狂风中。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们一直跪在那个多风的山顶上祈祷。在她们下方，正在为砖炉铲泥的妇女们正遭受着严寒的折磨。许多人抱怨说，尽管穿着所谓的保暖靴，但她们的脚还是冻僵了。傍晚时分，其他狱警上山去找修女，把她们带回营房，他们以为她们的耳朵、手和四肢都被冻伤了。但她们貌似毫发无损。第二天，她们又在风中跪了八小时，在远低于零度的气温下既不戴帽子也不戴手套。当天晚上，她们仍然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冻伤，仍然坚决地拒绝工作。然而，第三天，她们被押了出来，这一次她们的围巾也被拿走了。

这时，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沃尔库塔地区的所有营地。第三天比我们在那个冬季所经历的任何一天都要冷得多，当这一天结束时，衣着单薄的修女被带进来时仍然没有丝毫冻伤的痕迹，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议论上帝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整个沃尔库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话题。来自其他地区的铁石心肠的内务部人员居然也找借口来到砖厂，偷偷地观望山上的三座人像。在山下坑道里工作的女人们交头接耳，紧张地小声祈祷。甚至营地长官也感到非常不安。就算不是信徒，他多少有些迷信，而且他看到那股力量的时候，就明白了那不是属于人世的力量。

到了第四天，狱警们自己也害怕这些女人似乎拥有的超凡力量，他们后来拒绝接触她们或与她们扯上关系。营地长官自己也不敢去命令她们上山。就这样，她们的祈祷没有受到干扰，而且还得到了惩罚性的口粮份额。四年后我离开沃尔库塔时，那些修女还在砖厂大院里，她们没有一人曾为共产政权做过一天的生产劳动。人们对她们充满了敬畏和尊重。狱警得到指示不去接触或打扰她们。她们自己准备食物，甚至自己做衣服。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做着热心敬礼，看起来富有平安，心满意足。虽然身为囚犯，但她们的灵魂是自由的。在苏联，没有人像她们那样享有这样的信仰自由。

她们的榜样在沃尔库塔的数千名囚犯和狱警的心中灌入了怎样的宗教信仰，我无法描述。后来，当我作为内务部人员的更衣房杂役，有机会与一些比较强硬的苏联共产党徒谈论宗教时，无人不提起修女们的奇迹。每个人都带着疑惑的表情，询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们会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上帝怎么可能救这些女人于严寒之中呢？

我无法作正面解答，只以我自己的祈祷经验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回应。我对他们讲述我曾经如何从饥饿中获救，并告诉他们，显然修女们也通过祈祷寻获了同样的力量。又一个事实证明了上帝的力量是存在的，他们看上去为之感动了。

理性主义者徒劳地寻找对这样一个事件的解释。上帝在苏联北极荒原的那座山丘之上伸出了援手，通过这个奇迹把信仰带到了沃尔库塔。成千上万的囚犯在抵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受到了鼓舞。许多共产党徒也受了触动，他们内心深处对宗教信仰的渴望也因此被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