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更衣房杂役的工作后，尽管相信这是上帝交给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我对于每天密切接触苏共党员的生活琐事，还是不时觉得反感和难以为继。

第一件震惊我的事是语言。环境使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矿井里始终操持礼貌用语，特别是在一些机器出故障时，或被指派去做尤为令人不快的工作时。在这些情况下，说任何语言的人都会发出咒骂。但是，听到苏联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和监工发出同样的咒骂，而他们的妻子甚至会说出更难听的语言，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震撼。

“你得学着像我们一样讲俄语，约翰尼！”我经常听到工友们这样说。但我说不出口，我相信，后来我之所以能取得“苏联自由人”的些许信任，是由于他们出于惊奇的敬重，因为我没有在自己的日常言谈中穿插污言秽语。有些人说我的俄语讲得很“优美”，实际上因为当时我还在为困难的语法而烦恼。

我寻思，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是，我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说俄语而不吐脏字的人。我明白他们中的一些人羞愧于自己的粗俗，因为他们为此百般争辩，并一再解释说他们的谩骂并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苏联人所使用的粗鄙语言，仅仅是一个背弃了基督教及其道德教导的民族内在精神衰败的第一个外在表现。无神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招致的另一个后果，则是两性关系败坏。据我观察，它对个人关系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机构——家庭的稳定性，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内务部人员和工程师每天在换班时，围坐在更衣房里交换新闻和绯闻，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能够详细地了解他们圈子里的一切动向。这个房间是北沃尔库塔的新闻中心。当然，这里发行了一份供苏联居民阅读的报纸，但它主要用于宣传——关于党的领导人讲话的报道、五年计划的经济统计表、关于共产主义哲学的冗长社论，以及偶尔的严重警告，即某某同志被人民法院裁定犯有消极怠工或蓄意破坏罪，已被判处长期苦役刑。个人的生活，除了偶尔的晋升或解雇通知，在苏联报纸上没有任何位置。在这么一个圈子里，关于个人生活的消息是经由口头传播的，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沃尔库塔的私生活情报交流中心。

人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违反黄金律（Golden Rule）或背离十诫。我无法详述这些苏联人及其家人的个人悲剧，这些悲剧的发生主要归咎于个体道德标准降低。自由世界中的一些人宣称，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实行“性爱自由”的社会中，并以“进步”的态度取代源自圣经的落后道德。人们容许那些自由的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者诽谤教会的工作，试想在这么一个社会中会发生什么：当教会被摧毁，不存在比朝令夕改的政策更高的标准，没有上帝，只有极权主义的国家！

桃色新闻是更衣房里的主要话题。在苏联，结婚和离婚都是简单的民事仪式，尽管共产党徒显然对轻易离婚导致的家庭生活恶化和年轻人的成长问题感到不安，最近，他们使离婚裁定比1917年革命后的最初年代更困难了。不过，只需要男女双方已经同意不再一起生活，苏联法院终究会做出判决。

婚姻只不过是一纸民事合约。新人在结婚仪式上不会说“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也不会说“至死不渝”的誓言。这就消除了婚姻的神圣性，以及缔约双方庄严地互托终生的义务感，婚姻不被视为在上帝面前订立的盟约。家庭生活中最庄严的时刻，即二人藉由婚姻而结合，对于这些不信上帝的不幸之人来说，仅仅是去拜访一个繁忙的市政厅，那里有一个百无聊赖的、不堪其扰的办事员摊开一个供人签字的登记簿，并收取手续费。

尽管苏联人对此不屑一顾，并且称自己的行径为“现代主义”，但在这一类问题上并非毫无个人情绪。对于共产党理论家所颂扬的“性爱自由”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会轻易将它适用于自己的妻子。

有一次，更衣房里传出了笑声，这与我们的首席电气工程师有关。他在沃尔库塔已经工作了大约两年，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妻子——至少沃尔库塔的每个人都以为她是他的妻子。然而，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在职业生涯的早些时候，在列宁格勒从事研究生工作时，曾经与一个同学——一个已经成为采矿工程师的年轻女子结婚了。她去了斯匹次卑尔根岛，这是一个远在北冰洋的岛屿，二战期间苏联人在那里挖过煤，但他们迟迟没有被拥有该岛的挪威驱逐出去。我们的首席电气工程师不再指望与她重逢，并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又娶了一位妻子。有一天，他得知他的结发妻子已经调任到沃尔库塔，并且要来和他一起生活。他到车站去接她，试图将一切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但她没有心情听他的解释。

公寓里的邻居们热切地注视着，工程师的发妻大步走进公寓，让第二任妻子收拾东西走人。第二任妻子从未听说过发妻的事，便拒绝了。于是，那位发妻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要把第三者赶出家门。两个女人像老虎一样在公寓里和街上打斗，她们打得牙齿脱落，试图挖出对方的眼睛，还撕下一把头发。最后，这场血腥的家斗以来自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妻子获胜而告终，她接着开始殴打她的丈夫——他在搏斗中谨慎地作壁上观。落败的第二位妻子带着伤痕，泪流满面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带着她的孩子乘火车去了莫斯科。

更衣房里的苏联人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可以用于取乐的话题。这是在毫无生气的沃尔库塔发生的少数生动活泼的事件之一。那位懊悔不已的同志将会怎样与他的工程师妻子过家庭生活，男人们对此浮想联翩。我不断想象，那位惊呆的、被驱逐的第二任妻子带着她的孩子乘上火车，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沉闷之旅，那个孩子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父亲了。她将何去何从？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她将不得不在工厂里干体力活，还要在某个拥挤的公寓里与他人合租一个房间，而她的儿子则会沦落到一所公立幼儿园。

无神论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性爱自由”，与该体制为“革新”社会而提出的大多数其他教义一样，都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我一再目睹它是如何导致家庭不和，有时甚至造成终生不幸。

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年轻的监工宣布自己结婚了。他和那个姑娘在他们的小公寓里同居了大约六个月，一天晚上，他们二人邀请朋友们做客，宣布他们当天在民事登记处结婚了。朋友们都很高兴，拿出几瓶伏特加来庆祝。不会有人感到尴尬，因为这对夫妇只是将既有的关系正式化。事实上，同居的人宣布结婚，对他们的朋友来说往往是一个惊喜。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结婚可能意味着男女间的爱意足以使这种关系永久化并养育子女，或者女方已经怀孕，但不想把孩子交给国营孤儿院抚养。

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狂热的共产党徒，出身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他曾在该运动中担任领头人。他们都是从14岁开始参加青年营活动的。成立这些苏联青年营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让年轻的“志愿者”干重体力活，在劳动力短缺的地区收割庄稼。在这种氛围中，性约束明显松弛，许多私生子都是在这种夏季青年营的偶然结合中出生的。苏联为这些儿童提供了国营孤儿院，在那里，儿童摆脱了所有的家庭生活影响，被培养成热心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徒。有不少内务部特工是从这种国营孤儿院的毕业生中招募的。他们除了效忠于国家，既没有任何人际纽带，也没有对上帝或家庭的忠诚，没有任何法则可以阻止他们执行国家安排的任务。

当一个青年娶了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姑娘时，他并不指望新娘的贞洁。他知道她可能曾与她在运动中遇到的其他青年有染。然而，即便共产主义容许这种行为，这样的纵容可否增加男方对女方的尊重？答案是否定的。性关系之混乱破坏了幸福婚姻所必需的持久爱情的基础。

许多苏联人沉迷于借酒浇愁。普通苏联人所挣的钱不足以支持他们时常饮酒。然而一旦手头有了足够的钱，他就会喝得烂醉。而且苏联人总是越喝越多，因而酗酒正在成为他们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证据就是共产党徒的媒体上对酗酒造成的生产损失发出越来越激昂的警告。苏联人完全无法理解我对节制的看法，尽管我尝试解释这是个人道德原则的一部分，和拒绝谩骂没什么两样。我转而质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在必要时不只喝上一两杯，而非要喝得烂醉如泥。他们无法理解我的观点：有节制的饮酒比酗酒无度更可取。在他们看来，饮酒的目的就是为了喝醉，只要喝醉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就会焕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光芒。这是一种暂时摆脱周围严酷现实的方法，他们对此没有道德上的顾虑。

在苏联，年轻人所目睹的这种放荡和纵欲的风气，当然会导致青少年犯罪，其程度显然已经开始令共产党领导人担忧。儿童从年幼的时候就学会了欺诈。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十分艰苦，如果孩子们能通过小偷小摸从国营商店获得一些贵重物品，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斥责他们。毕竟，他们“只是在偷政府的东西”，这种心态并不独在苏联才有。

更严重的是，儿童在学校里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必须时刻警惕“反动分子”，而且必须举报任何发表反共言论或行为可疑的邻居，哪怕这可能牵连到他们的双亲。孩子们也明白，在苏维埃体制中获得晋升的方法就是无情地摧毁阻碍你的人，并在犯错时巧妙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当今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难免会变得心狠手辣和鲜廉寡耻，他们终有一天会接管这个国家。

然而，如果恶俗的风气真的“流行”开来，我将更加担忧苏联的未来，特别是在沃尔库塔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诚然，苏联人被自由而轻浮的性生活、酗酒、小偷小摸、泛滥的污言秽语和各种粗俗行径所吞没，但他们无比渴望更美好的事物。

今天，苏联人民接受福音的时机已经成熟，究其原因，正如与罗马帝国的异教徒愿意听从圣彼得的宣讲一样。耶稣基督的福音能为他们带来一些新鲜事物，这些事物远比他们现在缺乏灵性和希望的生活方式更为美好。会有很多苏联人回应基督的消息吗？我相信，当我在沃尔库塔的更衣房里工作，置身于共产党徒之中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