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2日，当我准备离开波特马遣返营前往莫斯科时，除了囚衣，我仅有一件物品——一位狱友在一个月前给我的一本德文《圣经故事》，这是我在整个监禁期间拥有唯一的宗教书籍，但我甚至连这本书也没有带走，波特马的一个奥地利姑娘求我把书送给她。

在莫斯科，我们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一角有座古老气派的东正教堂。教堂周围设有围栏，内部正在进行一些重建工作。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告诉我们，这是自革命以来第一次对教堂进行修缮。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做这种修缮，但至少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内，矗立着一个上帝的象征，一个注定不会崩塌和消失的无声象征。

外国人可以在数不清的方面看到宗教传统对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在日常讲话中，俄罗斯人不断呼出上帝之名——尽管很多时候是亵渎的话语，用于合理化他们的错误或惩罚他们的敌人。这种下意识的心理认同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心中，我想起了沃尔库塔的共产党军官，当他来到营地的电影院，发现仍有空位时，就会画一个十字圣号说：“感谢上帝！”

暂住莫斯科期间，马尔丘克和我被安置在郊区的一幢豪华别墅里，被俘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指挥官冯·保罗斯将军曾在那里受到款待，当时苏联人试图把他争取到共产党徒一边。近十年来，我第一次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躺在干净的床单和被单之间，换上了一套新的平民服装。一位穿戴整齐的上校和几位低阶军官面带微笑，彬彬有礼，花了三天时间护送我们在城里转悠。这是一个相当不协调的情形：两名前苦役犯，多年来一直受到羞辱和贬抑，如今却成了苏联政府的座上宾。

我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是在1月5日，即俄罗斯东正教礼仪年的平安夜，我只能悲哀地看着身旁的其他囚徒，也就是苏联人民，他们无法像我一样如此轻快地摆脱共产党暴政。第二天，也就是他们所忽视的圣诞节当天，我将动身前往柏林。由于我父亲对我在明信片上的笔迹作了认证，在上帝的眷顾下，事情开始出现进展。众议员本特利现在已经康复，他将我的案件资料提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而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博伦（Charles E. Bohlen）则启动了催促苏联开展最终“调查”的动议。

当我通过最后一道关卡，进入西柏林并重获自由后，我的第一站是美国军事医院。尽管我消瘦不堪，手掌、手腕和肩膀上都生了老茧，但经过体检，医生们说我非常健康。他们对眼前的状况感到不可思议——但我能理解其中奥妙。如同起初一样，上帝在完结的时刻又一次向我伸出了援手。

当我和姑妈一起走进柏林的公寓时（她在美军总部正式确认了我的身份），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名为《齐来谢主歌》（Nun danket alle Gott）的古老颂歌。我们一言不发，仅低头站立着聆听乐曲。尽管1月17日我在纽约与父母重逢时，无人打开收音机，但“齐来谢主”的歌声在我心里从未如此响亮。1月19日，我回到了底特律的家中，并在22日出席了底特律圣经学院为我举办的招待会，我想与所有在周三夜晚为我祈祷的人见面。这对我们众人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祈祷真的获得了应允。

我在德累斯顿监狱挨饿时，上主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准备了一桌食粮，现在又将同时属于凡俗和神圣的爱与幸福注满我的杯。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将获得幸福的婚姻。曾在林肯公园教堂为我领祷的肖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赫伯特，我们成了朋友，有一天，赫伯特敦促我在去芝加哥的时候去拜访他妻子的家人。他说，那里还有几位漂亮的姐妹。那天晚上我到达芝加哥后，就去拜访了布卢明顿郊区的L·H·赫德斯特罗姆先生（L.H.Hedstrom）和夫人。一个美丽的浅色头发的女孩——他们的女儿露丝下楼的那一刻，我怦然心动，明白了赫伯特并没有夸大其词。

没过多久，我安排露丝在我的家乡底特律与她的亲戚一起度过两周的假期，在她的做客时间结束前，她接受了我的求婚戒指。感恩节之际，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惠顿圣经教堂举行了婚礼，这是一座惠顿学院的校园教堂。即便我将那长达十年的苦难岁月用来遍寻全世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如此可爱的新娘。诚然，上主对我的赏赐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也领受了洗礼，终于兑现了十年前在监狱里独自对基督许下的诺言。为使我成为祂的见证者，上帝拯救了我，就在那一刻，我的新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