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眼前的轰炸危险结束，我又一次忘却了上帝。我们本应感谢上帝饶了我们一命，但我们并未心存感激。我们依旧将目光投向了物质性的财富和尘世的保障。即使被毁的德累斯顿后来成为苏联人的囊中之物，在可怕的占领期间头几个星期，我们仍对自己的个人安全有着十足的信心。现在，我们所信赖的是美国国旗，它由我们亲手制作，并在我们山上的大房子上方升起。我们忘记了，经由人手所造的旗帜，也可能在人手中毁灭。

轰炸之后，当我走过毁坏的市中心街道，目睹遭受强迫劳动的人把烧焦的腐尸收集起来，运到中央广场的一个巨大的火葬场时，我曾下定决心在自己的余生中感谢上帝，因为我没有成为无名死者之中的一员。但我业已忘记了这份决心。对于我曾学过的一切，无论是祈祷，还是对上帝的唯独依赖，我都将重新在无尽的困苦中细致地学习。

苏联占领的头两个月里，我在自己和父亲被捕之前，已经开始察觉目无上帝的人可以坏到什么地步。虽然当时我无法理解苏联人的行为动机，但在1945年5月6日德累斯顿发生的可怕事件——“黑色星期日”，使我第一次隐约感受到了苏联人的道德败坏。

在黑暗的掩护下，邻居们继续溜到我们家中躲避。他们所讲述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恶心。有几名妇女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那一夜我们谁都没有睡觉。

第二天，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了。星期二，战争结束了。为了庆祝，苏联人放纵他们的人在三天时间里为所欲为。红军士兵在兽行中发泄完了他们的欲望，转而开始抢劫。他们偷走了所有能找到的汽车。在发动汽车后，他们会在街上狂飙，大喊大叫，并按响喇叭。过不了几分钟，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和玻璃的碎裂声，他们会在某个十字路口撞毁汽车。他们中间尚能驾驶的人会从残骸中挣脱出来，然后去偷下一辆车。

是的，关于苏联人在解放区的所作所为，事实并不令人愉快。可怕的真相是，当你把上帝从一个社会中移走时，你就移走了道德准则的基础，而当人们在没有道德准则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会处于暴力和罪恶之中。罪恶会招来报应。从苏联对德国的长期政策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允许苏联军队胡作非为。我们在德累斯顿的德国邻居不曾指望在红军手中活得轻松，因为从东部地区传来的骇人谣言使他们确信事态将会恶化。但是无人能够预料到，也无人能够想象到，实际发生的强奸、谋杀，以及酗酒后的种种暴行。人们听说在西部，美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占领的德国城市，人人都希望德累斯顿在战后安置中被移交给美国或盟国联合占领。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经常表现出对战败对手的仁慈和同情，这是基督教道德的自然组成部分，但我认为，如今连克里姆林宫也会同意，这种基督徒的善行也是一种战术智慧的表现。在大轰炸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一夜之间，在苏联人到来之后，这种情绪灰飞烟灭。苏联人本来可以作为解放者受到许多强烈反对纳粹的人士欢迎，但他们却使自己受到憎恶和蔑视。

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在这些恐怖的事件中受到骚扰，红军似乎不仅尊重我们的国旗，而且向我们订购相机，这使我们感到更加安全。尽管苏联人向我们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但父亲认为我们不宜在苏占区逗留。然而，美国军官告诉我们，由于运输方面的要求，最早在1946年1月之前无法安排遣返平民。但他们说我们不必担心，因为德累斯顿不日将被移交给英国占领。他们本应明白，不该如此天真地认为苏军会自愿离开任何它所控制的地方，但这份报告令我们信心满满。恰逢7月4日，美国军队在这片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庆祝独立日，这份节日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在接近次日午夜之时，我和父亲从耶拿（Jena）回来——我们去那里订购镜片，以便完成苏联人的订单。昏暗的灯光表明有人还没睡，在我们德累斯顿的家里等候我们。可能是母亲，甚至可能是乔治，他现在已经干完农活回来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当我们登上台阶，乔治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不是孤身一人，一个身着便衣的苏联人在他身边。

“你们离开一小时后，我们就被软禁了。”乔治紧张地告诉我们。

我们进了屋，一位苏联军官在五名武装警卫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起身迎接我们。

“你们正在接受调查，”翻译告诉我们。我们很快被搜了身，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都被拿走，包括我们的美国护照。争论是徒劳的。飘扬在我们房子上的美国国旗当天就被拆掉了。父亲和我被押送到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