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凄冷的冬夜，人们可以看见与我们相邻的营房外有一个偷偷摸摸的身影在颤抖。当探照灯的阴森光线照亮大院的铁丝网，映射在雪地上，阵阵寒风呼啸而来时，这个囚犯会来回走动，努力在零下的寒风中保持身体温暖。

一旦有苏联狱警向这里走来的迹象，他就会迅速返回屋内，等到狱警到达并进入营房时，除了发现一群工人坐在板铺上或房间中央的长椅上，一无所获。他们正在削掉靴子上的泥巴，缝制扣子，或开始闲聊。在后方的烘干室里，几个人正在挂起他们刚刚洗过的工作服。

狱警一离开，那个自愿望风的人再次到门口附近站岗，仿佛是出去抽烟或呼吸新鲜空气。如果狱警现在溜进营房，他会发现几分钟前还在忙着挂衣服的人正低下头跪着，而他们中的一个人正带领他们祈祷。今晚在沃尔库塔聚会的是铁丝网后的教会。这是苏联真正的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枝系，来访的外国神职人员代表团都不会被允许见到他们。

他们被赶出家园，在北极的荒原过着奴隶的生活，但组成这个教会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富有献身精神，在这里播下了新的信仰种子，并生根发芽。组成它的各宗派就像矿区苦役犯的宗教背景一样多样化，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路德宗、浸礼宗、门诺派、摩门教、基督复临派——宗派之别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实际上只有“两三人”以他的名义聚会，就像摩门教徒那样。在别的时候，会有四十个或更多的人参加同一场礼拜。在这个了不起的信仰共同体中，有许多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卫星国的杰出宗教领袖，以及许多在共产党统治区发展起来的教会中最有奉献精神的男女平信徒，他们继续维持存在并于苏联的苦役劳改营举行地下礼拜。

我参加的这个铁丝网后教会的第一次礼拜，是由一位被驱逐出祖国拉脱维亚的路德宗牧师主持。路德宗的礼拜通常在烘干室里举行，如果狱警来了，人们可以迅速散去。大多数路德宗信徒来自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这些波罗的海小共和国于1940年遭到苏联入侵和吞并，尽管曾经有友好条约保证它们的独立。此外，许多来自东德的囚犯是路德宗信徒，还有一些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人，他们曾是旧俄罗斯福音路德教会的成员，这个宗教团体于1938年被共产党徒冷酷无情地镇压了。在我们营区的波罗的海囚犯中，有几位拉脱维亚的牧师。其中一位牧师会用俄语主持礼拜，这是我们现在的通用语。我们会在晚上聚会，除了周日，因为那一天狱警会特别警觉。他们每次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礼拜，以避免形成易于发现的规律。每当一个拉脱维亚人走过来，随口一提：“你为什么不在半小时后过来？”我就知道那天晚上要举行礼拜，带上一些东西后，我就会去那里“洗几件衣服”。

礼拜以祈祷开始，然后是查经。由于这时我们在营地里没有圣经，所以牧师不得不凭记忆引用经文。有几位牧师对圣经相当熟悉，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引用《新约》的整个章节，尽管讲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够熟练的俄语。查经结束后，我们会祈求上帝赐予祂的子民力量，直到获释的一天到来。然后是讲道，内容通常是劝告我们中那些可能在信仰上摇摆不定的人——有些人自问，上帝怎么会让我们都遭受这样的苦难，有些人难以确证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受到无神论宣传不断地狂轰滥炸。这样的讲道提醒我们，我们的苦难不是徒劳的，而是有助于将世界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中救赎出来。讲道之后，我们会唱一首赞美诗。我们不敢大声唱出来，而是在牧师朗诵歌词时，众人一起安静地哼唱曲调。

在我们共同祈祷的那宝贵的几分钟里，我肩上的重担被卸下了。当我们与我们的天父同在时，我们便是与永恒的教会同在，我们监狱的墙壁逐渐消失，直到化为乌有。我们与基督同在，虽然我们的身体被捆绑，但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我们都冒着受到严惩的危险参加这些聚会，那些以往从不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会放弃一切手头上的事情，不顾危险来加入我们。

当我们不时哼唱马丁·路德的伟大赞美诗，我们的灵魂感到无比舒畅，它的歌词如此适合我们自己的处境：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峻永坚强

上主是我安稳慈航  助我乘风冲骇浪

恶魔盘踞世上  仍谋兴风作浪

猖狂狡猾异常  怒气欲吞万象

世间惟他猛无双

我若单凭自己力量  自知断难相对抗

幸有神人踊跃先登  率领着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  乃是万军之将

又是万有君王  自古万民共仰

耶稣基督名浩荡

就属灵信仰而言，路德宗是一个坚强的团体，正如他们在受迫害的岁月中早已证明的那样。今天，共产党徒发现他们的献身精神相比其先辈也毫不逊色。忠信的路德宗信徒在沃尔库塔不屈服于惩罚的威胁和无神论宣传的诱惑，表现出对基督信仰的热诚，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挑战。

直到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囚犯开始抵达沃尔库塔，这里才出现组织有序的礼拜仪式或宗教活动，他们人数不多，然而正是他们的榜样激励了乌克兰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所以很快在所有囚犯中都出现了宗教的大复兴。

这些路德宗牧师都是坚韧不拔的人。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在我困于沃尔库塔的日子里，他几乎一直和我住在同一个营区，经常带领我们做礼拜。他是拉脱维亚路德福音教会里加牧区的主任牧师保罗·罗森伯格斯（Paul Rosenbergs），一位出色的青年神学家和传教士，如今不幸死于共产党徒的统治下，加入了殉道者的行列。

保罗·罗森伯格斯的生活和工作反映了数百名沦为共产党俘虏的新教圣职人员的生涯。他出生于1906年，是著名的里加旧圣马丁教堂的牧师彼得·罗森伯格斯牧师之子，他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并跟随他的父亲从事圣职。他于1931年受按立，此后写了几本以神学为主题的书，其中《基督教知识人手册》尤其在大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在35岁时，他被任命为里加牧区的主任牧师和拉脱维亚路德福音教会的最高委员会成员。

保罗·罗森伯格斯是一位杰出而可敬的圣职人员，婚姻幸福，育有四个子女，但在1944年，悲剧发生了。在1940-1941年苏联短暂占领拉脱维亚和1941-1944年德国占领期间，他业已证明自己是基督教和正义的无畏捍卫者。他首先被纳粹逮捕，因为他公开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但由于他在路德教会中的地位很高，德国当局不敢把他送进集中营，最终释放了他，让他重返讲道台上。

当战局转为对德国不利，前进中的苏联军队再次逼近拉脱维亚时，人们敦促罗森伯格斯牧师加入拉脱维亚人的流亡大潮——他们在1940年的上一次占领中尝到了苏联人迫害的滋味，正在离开这个国家。这位年轻的牧师知道苏联的统治者是多么痛恨组织有序的基督教。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短暂占领里加期间被红军监禁，并被送往监狱，1919年死于伤寒症。然而，保罗不久前才被召叫去为他父亲曾经牧养的教堂——圣马丁教堂服务，尽管他的姐夫理查德·扎林斯牧师（现在是纽约市拉脱维亚路德福音教会的牧师）和他的其他家人正在离去，但他决定与那些不得不留守的教友们在一起。

在他担任圣马丁教堂的牧师仅八个星期时，1944年9月至10月，苏联秘密警察突然逮捕了他，指控他从事反苏活动。一年后，他被判处十年苦役。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被残酷地逐出牧师住所，与成千上万的其他拉脱维亚爱国者一起被流放到苏联的“新土地”——西伯利亚。

1950年，在我到达前的一段时间，罗森伯斯牧师被押送到沃尔库塔，作为煤矿工人服苦役刑。虽然他因繁重的劳动瘦成了皮包骨头，但他似乎总是有时间为人们做个人咨询和祈祷。美国全国路德宗大会（The National Lutheran Council of America）在最近对他的赞誉中引用了几位在沃尔库塔和我们一伙的东德囚犯的话，称他是“理想的圣职人员，从未失去他的信仰”，“助人脱离绝望的救星”。对于这些赞誉，我只能大声说“阿门”。

对于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来说，他的信德的确是一种激励。据最近获释的人报告，罗森伯格斯牧师在离开沃尔库塔的前夕被杀害。他显然死于刑事犯（blatnoi）之手，他们对政治犯的不断骚扰是集中营中最恶劣的罪行之一。

牧师是在1955年圣诞节遇害的，就在我获释后将近一年。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全部服完。营地管理员给了他几百卢布，这是他应得“工资”的余额，他打算去西伯利亚与他的妻儿团聚，他先前收到了他们的信。那天晚上，他走访了所有的营房，向他的教友们告别，并在各处停驻，讲了些鼓励的话和并祈祷了片刻。他甚至停下来向一些年轻的刑事犯告别，也许，正是这个行动造成了他的遇害，因为刑事犯知道，他在离开营地的前夕，口袋里可能有一些钱。他离开了自己的营房，说要去向一位朋友告别，那是一位曾经担任教师的德国人，住在大约半英里外。

保罗·罗森伯格斯未能见到他的朋友。第二天早上，他的遗体在谋杀现场被发现，位于在营区内距大门几百英尺处。作案动机似乎是抢劫：他用于购买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票的卢布不见了。悲哀的是，他所热爱和服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尸体被一辆苏联卡车运走，与其他躺在冰冻苔原上的无名死者一起埋葬。他的家人等了这么多年，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在敬佩和感激之余，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保罗·罗森伯格斯的牧师生涯中最辉煌的事迹不是在战前拉脱维亚的写作、讲道和教学，而是他在铁丝网后领导教会，成为一名传道者和基督教道德的鲜活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