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尔库塔，为基督作见证的人不只有这些修女。令我惊讶的是，我了解到我们监狱的囚犯里有几位牧师或司祭。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有来自立陶宛的天主教司铎，来自乌克兰的东正教司祭，来自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路德宗牧师，一名犹太拉比，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门诺派长老、安息日会传教士、耶和华见证人，甚至还有一名摩门教传教士。这些人犯有一个相同的罪过：他们把上帝置于共产国度之前。

S神父，一位来自立陶宛的天主教神父，他和我是同一个作业班的成员，也是我的密友，他是这些上帝的勇士中的典型。他的司铎服饰被夺走了，穿着和我们相同的破衣烂衫，从事同样辛苦的劳动，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推着同样的装有页岩的车皮，但他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

沃尔库塔严令禁止囚犯谈论宗教、举行宗教仪式或阅读宗教文书。如果一个圣职人员或平信徒违反这些规则中的任何一条时被逮到，通常会遭受两个月单独监禁。这个惩罚并不轻。在最初的五天里，受害者会被关在一个寒冷的牢房里，有时会被脱得只剩下内衣。他不得不持续地来回踱步，以防止冻僵。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十五天，他将在一个几乎没有取暖设施的小牢房里靠面包和水维生。

但事实证明，这种折磨的威慑力不足，于是，苏联当局在1954年3月加重了最初五天的折磨程度。他们会把囚犯押解到一个政治警察中意的刑讯室。在这里，他被允许穿上保暖的衣服，但会被锁链束缚在墙上，那种姿势压迫着每一片肢体，肌肉和神经都渴望从强迫的扭曲中解脱出来。同时，他只能得到正常面包配给量的30%和非常稀薄的汤水，因而饥饿很快就会加剧他的痛苦。按照常理，人在受到这样的折磨时，必定会死于肺炎，或因体力不支而崩溃，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圣职人员死于折磨，也没有在这种虐待下精神失常或情绪崩溃，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沃尔库塔的几年中不只一次遭受这种虐待。

S神父，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是其中最无畏的一个。他在一次主日弥撒后被捕于立陶宛的乡村教堂，因为他拒绝在苏联的一个官方周年纪念日的讲道中赞美共产主义。他受到“蓄意颠覆国家”的指控，被判处十年苦役，然后被送入煤矿。即使在矿坑里，他眼中的热诚也像白炽灯泡一样，在他那尘土熏黑的脸上闪闪发光。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司铎，他的首要职责是在这个地方为天主托付给他的信徒提供牧灵服务，他是为矿井深处的众多苦役犯做秘密弥撒的司祭之一。

他将一块岩石用作祭台，将一个破旧的锡杯用作圣爵，用融化的雪水预备圣血，用一小块黑面包制作面饼，为他的教友举行弥撒圣祭，并分发圣体。他的教堂位于煤矿隧道的尽头，这里被熏得漆黑，尘土飞扬，由矿工们的头灯提供照明。许多司铎把一小瓶弥撒酒藏在身上，以便能在圣爵里用上仅仅一滴。为了保存这瓶酒，他们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有一次，我下到矿井的尽头，无意中看到那位神父在举行这样的仪式，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当时我听到隧道里有杂音，以为后方可能有一伙人在等待矿车装货，但当我走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们时，我意识到他们正在诵读祷文，并在身上画十字圣号。我可以看到穿着工作服的司铎，他在一个由两根木头钉成的十字架前举祭。隧道的高度几乎不足以供他站立，而信徒们跪在潮湿、泥泞的木板上。他们一起反复念诵祷文，声音轻微，简直就像司铎的话语产生的回声。

我心想，我在这里看到二十世纪的基督徒在聚会，共同朝拜天主，此情此景一定像极了第一和第二世纪罗马地下的烛光墓室。而这一次，试图在自己的帝国内消灭基督教和压制基督的教诲的人不是尼禄，而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比罗马帝国的走狗更成功。

然而，在矿井中偶遇这位天主忠仆的人不只有我。有一天，囚犯中的一名战斗无神论者撞见了秘密聚会的立陶宛团体。立陶宛人通过小声传递口信来通报弥撒时间，每当弥撒时间到，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脱离矿场的工作。他们可以用上各种借口：故意弄坏铲子，这样就必须另拿一把。或者把电池从头灯里拿出来，故意排出其中的液体（苏联人发的是老式的湿电池），于是，头灯会变暗，这个人就得去储藏室再拿一个。有一些人干脆溜得无影无踪。在矿井的深处，监工不可能随时跟踪他们所有的人。用尽各种方法后，二十到三十个立陶宛人得以聚集在废弃的隧道尽头。

有一天，S神父正在带领教友们举行仪式时，那个信奉无神论的囚犯无意中碰见了他们。他勃然大怒，咒骂司铎，指责他以祈祷为借口，耽误了“他的”人半小时的工作，从而给其余的人增加了完成当日煤炭定额的负担。司铎没有理会他的辱骂，拒绝停止仪式。那人抓住一把铲子，并用它攻击司铎，把他从简易祭台前赶走。

那个无神论者立即遭到立陶宛人的围殴，他被赶回了隧道，并且在被追赶的过程中挨了一顿痛打。然而，当他们回来帮助S神父时，发现他的左臂骨折了，他们不得不将他抬出竖井，送去营地医院。他们说他是在矿场受伤的，但内务部的人没过多久就查明了事情的经过，神父的手臂刚刚装上夹板，内务部的人就来把他押解出医院。他被剥去衣服并关进寒冷的牢房，开始受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忍受了左臂的伤痛和其它折磨，对此我们只能想象。但上帝保护了祂的仆人，使他撑过了六十个痛苦的日夜。两个月后，他回到了我们的营房，身体衰弱，苦难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但他的精神却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由于缺乏适当的治疗，他的左臂落下了残疾，不能再被送回矿上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我们的作业班，用他的那根完好的胳膊和肩膀推车皮。

他很快就在营房里为教友们做弥撒，听告解，并为个人提供咨询。我们尽可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些，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他的司祭职，不必像从前那样。他经常会和我一起把一辆又一辆装有页岩的矿车推上轨道。我们每隔三个月就必须上夜班，在漫长的白昼或黑夜中艰难地推动矿车时，我们会谈论宗教，用我们来到沃尔库塔后学到的俄语交谈。

在这种处境下所学习的语言，如果不经过正式的训练，是难以翻译宗教词汇的。例如，当俄罗斯人或立陶宛人说molit这个词时，他们可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思是“祈祷”。但当他们指着天空说，“Bog！”我不知道他们是指上帝还是天国。“嘎嘚”这个词经常能在俄语中听到（拼写为гад），意思是“蛇”或“爬行动物”（难怪乌克兰人起初对我的宗教信仰感到困惑！）我很难习惯称上帝为Bog，而在很长时间内，表达“信仰”和“信心”这样的抽象词汇于我是不可能的，因为俄语的复杂性使我难以找到正确的对应短语。尽管如此，我和S神父还是在工作期间中谈了很多关于属灵事物的问题。对于我和其他囚犯在德累斯顿忍受饥饿期间所体验到的祈祷之力，S神父感触颇深，他把我讲述的故事与他自己忍受寒冷牢房折磨的经历作了比较。总的来说，他赞同我们在祈祷时不应该祈求获释，而应该祈愿上帝的旨意实现。他认为，也许我们的被囚是有必要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共产主义之恶，在上帝的计划中，我们的苦难可能是救赎世界的手段之一。

在我们附近工作的一位路德宗牧师是S神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沃尔库塔，教派或信理的差异比外面的世界要小得多。我们站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在我的脑海中，这位司铎与牧师的亲密友谊仍然是基督教乃至所有信仰在共产党徒迫害下团结一致的生动象征。

我当然知道S神父的名字，并乐意在这里公开他的名字，但这对他并无好处，因为他仍在沃尔库塔，在刑期结束之前还要待上很久。梵蒂冈知道这位英勇的司铎，当这个迫害所有教会的时代成为过往时，他将名留青史。作为一名司铎，非凡的英勇事迹为他赢得了特殊的善功，假以时日，S神父甚至可能会名列真福品。虽然如此，他的事迹仅仅是众多囚禁于苏联的司铎的典型，他们像圣保罗一样，在狱中继续传扬福音，劝勉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