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贝格为基督徒的见证开辟了一方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和父亲发现我们的狱友对宗教抱有浓厚的兴趣。很多传教士会不远万里去往遥远而未知的地方, 为的就是寻找如此饥饿的迷途羔羊。

但没有一个传教士能来到这个地区——一个共产党集中营的中心。在那里，藉由上帝的恩典，我们努力使我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在眼下环境中发挥作用。在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是充足的，那就是时间。多亏了过去接受的神学训练，我父亲对圣经的许多章节了然于心。当我们在营房墙边的长椅上坐下，一个小团体就会聚集在他身边，讨论他们迄今在祈祷和信仰方面的经验。他们会要求他解释圣经的各个部分，然后会结合自己当下的处境讨论基督教诲所含有的重大意义。

我们总是以我们在德累斯顿监狱的个人经历为证，并发现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他们第一次受引导在祈祷中向主敞开心扉。我父亲在集中营营房里所收获的皈依者可能比他早年作为全职牧师所收获的还要多。

自然，集中营里也有非信徒，他们早已疏远了上帝。很难向他们表明，主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主与我们同在，祂就应该救我们脱离苦难。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们所受的迫害可能有一些积极意义——终有一日，这样的不义是向世界揭示目无神明的马克思主义之恶的唯一途径。他们坚称，除非上帝为他们创造一点儿奇迹，否则他们没有必要相信上帝。这些不信上帝的可怜人，并不比他们所反对的共产党徒高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同样否认上帝，蔑视主的教导。他们怨恨且无助，毫无信仰的防护。然而，有不少人愿意信赖上主，相信祂能引导自己渡过难关。他们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在祈祷和信仰方面的经历，令我们为之振奋。

家父的眼睛焕发出新的光彩，尽管随着冬天的到来，米尔贝格的食物状况变得非常恶劣，营养不良的累积效应又一次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他似乎得到了属灵力量的滋养，而且确确实实变得更加坚强。他感觉自己的心态恢复了平衡——不值一提的想法全都被赶了出去，为他所献身的基督徒准则让路。

我们组织了一个查经小组，虽然必须秘密开展活动，但相当兴旺，使我们众人受益匪浅。人们总是害怕“眼线”——这些家伙为了从营地管理者那里得到一点儿好处，不惜背叛任何同狱犯人。然而，我们祈求上帝保护我们不受眼线的侵害，祈祷得蒙垂听，我们一次都没有被人指控违反营规。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需要全心全意的信仰，因为1946年的圣诞节之际，饥馑席卷了整个营地。一名伙房的厨师答应在圣诞节前夕为我父亲提供额外的面包配给。时间到了，他没有如约前来，我便去搜寻他，从营地的一个区域走去另一个区域是违反规定的，但我担心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亟需食物，我必须给他弄点儿吃的。我搜遍了伙房，却找不到厨师，所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土豆皮和马厩里供马匹吃的燕麦糠。但我知道，即便如此也聊胜于无。就在我转身走向我们的营房时，一个悲惨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

营地当局对圣诞节只做了一个让步：他们允许用一串电灯泡把一棵孤零零的常青树装饰成圣诞树。我在黑暗中走到伙房建筑的一角时，看到了这棵树，与它的轮廓形成对应的是一支送葬队伍。一群囚犯正在抬出那天死于饥饿和疾病的死者。送葬的队伍连绵不断，每个人同时抬着前方担架的后端和后方担架的前把手。就在他们缓慢地走过那棵树时，我数了死者的数量。七十二具尸体被抬到附近山坡的冻土中的乱葬岗，没有举行葬礼仪式，也没有圣职人员到场。

在这里，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共产主义所造成了巨大的死难，它不仅发生在遭受纳粹主义荼毒的德国，而且发生在每个曾由共产党徒掌权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其遗体在平安夜被抛进无名的乱葬坑。这是最后的屈辱：无论是人类死亡的尊严，还是人类的生命，都毁灭殆尽。

圣诞树的光芒是希望的象征，预示着世界可以通过信仰战胜丧心病狂的邪恶体制，而在那个圣诞夜，那些无助的受害者之死却因此黯淡无光。当他们的尸体被抬走经过圣诞树时，圣诞树上的闪亮灯光在冰冷凄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耀眼，那不仅象征着他们个体对复活的希望，也象征着世界的希望。就在他们坠入墓坑时，我为他们的灵魂而祈祷，也为整个背弃基督的世界的得救而祈祷。

那一夜，整个自由世界的教堂尖塔上响起了欢乐的钟声，信仰基督的男男女女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欢度佳节。而在铁幕后面，黑暗势力正在举行它们自己的盛宴。自由世界知道共产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吗？自由世界在乎吗？在听到共产党电台报道外界呼吁同苏联达成和平与“友好谅解”的声音时，我们时常痛苦地思索，那些在抵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受苦和死去的人是否在白日做梦。我们所能做的，唯有祈求上主告知世界真相。在圣诞节，我们感到与外界的基督徒群体很亲近，但又与他们和圣诞盛会相隔绝。

米尔贝格的死难很快就降临到我的家人身上。家父的兄弟，也是他家族中唯一没有从德国移民的人，在某一天作为囚犯被押解到了我们的营地。他是纳粹党的早期党员，但在1937年，由于对其政策的反感而与之决裂；战争期间，他被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逮捕并监禁。尽管有着这样的履历，他在战后不久便被苏联人逮捕，并被指控为原纳粹党员。他被押解到米尔贝格时已经病入膏肓，病情愈发恶化。1947年3月10日，我父亲陪伴在他身边，他在当天去世了。他的遗体被运到一条长长的壕沟里，与当天的其他死者一起被掩埋。次日一早，埋葬人员会过来在遗体上撒一点土，然后在壕沟里铺上几层新的尸体，直到填满为止。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人将乱葬坑的规模保持得非常小，万一它被发现，也无人能确切地知晓那里埋了多少死者。

后来，当集中营制度被废弃，囚犯转而被送往矿区强迫劳动时，米尔贝格地处的整座山丘被推土机推平，将死者的葬身之地埋在成吨的泥土之下。米尔贝格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磨坊山”，那里曾经建有一座磨谷物的大风车。在苏联人管理集中营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9000多名囚犯死于饥饿和疾病，占了囚犯总数的很大比例，当局担心如果真相曝光，他们的东德傀儡政权的公众地位会受到影响，因此他们试图隐瞒自己的罪行。共产党徒无视道德法则，却为他们实行的谋杀感到难堪。

1947年2月，米尔贝格的所有男性都被命令接受体检。只有1200人被判定为身体健康，能够做苦力。我也在这批人当中，占全营人数的不到十分之一，并立即被隔离起来。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名苏联政治官员向我的父亲问及我是否健康，我有什么职业技能。我父亲回答说，我身体很好，他担心我很快就会被送到苏联去做强迫劳动。几天后，那名官员向他保证，由于我是美国人，我不会被驱逐到苏联。他是对的。在队伍开往西伯利亚的前两天，我所受的隔离解除了，然后再次与我的父亲团聚，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主表达了谢意。

现在，米尔贝格的所有健康工人都离去了，剩下的负有工作任务的囚犯往往体弱多病，无法完成任务。我去找食品库房的主管，对他说我是留在营地的健康人之一，然后向他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包含了伙房和库房的繁重劳动，但人们求之不得，因为伙房工人总是可以得到一些额外食物。我再次祈求能得到这样的工作任务，1947年2月16日，我的祈祷得到了应允。

我刚开始从事新的工作不久，便遇到了严峻的道德考验。苏联士兵在库房里领取物资，我在清理那里的地面时发现柜台下有一小袋烟草。囚犯们很少能得到烟草。一些烟瘾大的人甚至会用他们亟需的额外食物来换取一两根香烟。我从未养成吸烟的习惯，并且很庆幸自己没有在监狱里染上烟瘾。

我找到烟草后，把它装进口袋并带回了营房，放在桌子上，让所有想抽烟的人都能享用。第二天，食品库房的主管把我们所有人召集起来，声称有人偷了一些烟草。他要求那个人报上名来。我并没有偷烟草，而是在柜台下发现它的。然而，把烟草遗落在那里的苏联士兵回来后肯定会因为无法找到它而埋怨。

我在库房里的几个同伴很清楚是谁拿了烟草，因为他们也曾分享过它。我问他们，我是否应该坦白，但他们说这样做必定是疯了，因为我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并被关进惩隔室。然而，我的良心不安，因为库房主管肯定会挑出某人认罪，我担心其他员工会因我的行为而受到指责。于是，我私下拜访了库房主管，并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就在我将真相告诉他后，令我惊讶的是，他笑着说，他一直确信是我拿走了烟草，因为被指派去清理地板的就是我。他说他希望我亲自来对他坦白。如果我在营地的黑市上出售烟草，那么我必将受罚。然而，确定我真的把烟草拿出来给别人分享后，他轻轻地训斥了我几句就饶过了我。

从那一刻起，我享有了库房主管的隐秘信任。他认为我是值得他信任的员工，不久便把库房里最令人羡慕的工作给了我。苏联士兵有权获得黄油和奶酪的配给，这些东西是囚犯绝对无法获取的，我们员工在库房里甚至不被允许加工这些东西。黄油和奶酪被一个巨大的木质模具分割成块，以便分发给苏联人：每天清洗这些容器是令人羡慕的工作！主管也会给我一个大勺子，用它把果酱从罐子里舀出来作为苏联人的配给，并要求我把它拿去厨房里清洗。当然，他知道，在我到厨房之前，那把勺子上的果酱就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每天晚上，我的口袋里都会有一张小纸片，包着为我父亲精心保存的黄油和奶酪块的一些碎屑。这样一来，我们每人每天都能得到一两盎司的额外高热量食物，数量固然不多，但它加入到我们微薄的饮食之中后，其效果是令人惊讶的。我的父亲一直比较虚弱，但他的体力迅速增加。后来，我们甚至弄到了一个小金属桶，可以将我们发现的小麦或燕麦的颗粒放在里面煮，做成一个小“面饼”。

就此机会，我发现即便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诚实也是能获得回报的，在那里，似乎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坚持传统的道德标准。我曾决心以身作则，努力展现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可以产生什么效果。此后，我多次发现，无论我身在何处，诚实都能使我做事更加顺利。人们向来欣赏诚实，尤其身在他们毫不指望诚实的环境之中时。

1948年9月，东德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然而我们没有受审，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指控，但我们已经被监禁了三年有余。当时正值苏占区选举前夕，苏联人试图支援他们的共产党傀儡。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也在准备封锁柏林的西方军队，这几乎导致对北约国家开战。

共产党徒做好了准备，妄图一举拿下柏林，但他们最终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柏林的空运。就在此时，除了约3000名囚犯外，米尔贝格的所有囚犯均被释放。在这次大赦中，我们并不在受赦免者之列。与之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朝着另一个集中营行进，这个集中营的名字令文明人心生恐惧，那就是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这个臭名昭著的纳粹灭绝营，现在已经被苏联人接管了。我们另一段旅程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