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在进入苏联北极地区的可怕旅程途中，在密不透风、人满为患的“斯托雷平车厢”（为运送囚犯而设计的丑陋的火车车厢）里，这句话经常回响在我的脑海中。这些话语包含了一种安慰：主也经历过全然的绝望。这也许是祂说过的最富有同情心的话语，包容了全人类的痛苦。

后来，我甚至在那段旅程中还记起别的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我来说，这句话并不预示死亡。我应该活下去，直到这场无法言说的磨难结束，然后我便可以做出自己的见证。在旅程结束之前，我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行程从8月开始，我们最终到达沃尔库塔是在10月，这个苦役劳改营是我们的目的地。没有比沃尔库塔更令人生畏的名字了，但它后来带给我的意义却不止有恐怖，因为我在那里发现，苏联人也想要基督教。然而，当时的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终于，在波兰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市以东几英里处，我们来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这是第三道也是最后一扇门，我们将通过它进入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庞大帝国。第一扇门——德国的苏占区和西方军队占领区之间的边界，早已在我身后关闭。第二道门是东德和所谓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守卫森严。现在，我们正处于通往苏联内部的入口处，即苏联本土的边界，这是旨在阻止苏联人民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道铁幕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一连串铁丝网，其中遍布雷区和机枪岗哨，它贯穿荒芜的土地，在1939年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之前，此地一直是波兰中部繁荣的农业地区的中心。所有的苏联平民都被禁止进入这个“边境地区”一侧的三英里以内。只有政府信得过的对外联络的苏联公民才能通过少数几道精心把守的大门，而只有共产党徒认为对他们有利的外国游客才能进入苏联。任何报纸、杂志、书籍或个人信件，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共产党徒审查，就不能通过这条边界进入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案例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从共产主义中心地带到外部世界的旅行也是如此艰难。甚至在铁幕上空的无形电波中，共产党徒也拼命用无线电干扰以阻断来自自由世界的所有通信，特别是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

在苏联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设置的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其用意是使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能够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的臣民，并引导他们去走蜿蜒曲折的“党的路线”。苏联领导人试图让精心调教的苏联人民的心灵与其它政治思想相隔绝，特别是妄图使人民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以便令他们相信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

这道屏障不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设立，而且是为了将上帝的概念从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拒之门外，以保护苏联的无神论。苏联官方四十多年来一直宣称，上帝是一个神话，宗教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鸦片，他们惧怕基督宗教甚于其他宗教。当我们的囚车通过路障时，我们将踏入无神论的国度——这里是一个试图取缔上帝的国家。

但是，上帝能被取缔吗？

1917年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徒无情地迫害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直到三分之二的圣职人员被清算，五分之四的教堂建筑被关闭或变成了传授“科学无神论”的博物馆。在这个国家里，三十年来没有一本圣经获准印刷，孩子们在学校里被教导说，上帝是资本家和剥削者发明的神话中的神灵，并且猜忌每个敢于参加公开礼拜的苏联人。

上帝能被排除在一个国家之外吗？基督信仰能在一片曾经珍视它的土地上被彻底消灭吗？一个由铁丝网、审查制度和无线电干扰组成的屏障，能让这个星球上广大地区的居民对上帝一无所知吗？

身陷囹圄的这些年里，我很高兴弄清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在穿过铁幕的最后一道内门的那一刻，感到的是不祥和绝望。我试图用主的话语来安慰自己：“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这里确实是世界的尽头，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在拥挤的囚车里，除了安静地默祷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但当我们在莫斯科附近的奥尔沙市（Orsha）下车，在一个用作苦役犯集结点的监狱里呆了几天后，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监室里跪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上帝在可怕的旅途中保护了他们。

不，上帝并没有留在铁幕后。沟通的渠道仍然是开放的，上帝接近苏联的信徒，如同祂接近世上其他地方的信徒一样。

当然，在我的同伴中也有一些刁钻之徒和怀疑论者，他们问道，怎么会有人感谢允许我们承受此等苦难的上帝。他们争辩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祂就会收拾这些多年来公然嘲笑上帝圣名的苏联共产党徒。许多信仰不坚定的人在听到这样的言论后，信仰就会动摇。

面对这样的攻讦，我总是如此作答：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有何目的，但我确信苦难有其理由。我预感到，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收拾苏联的无神论者，与此同时，世界必将从共产暴政受害者的苦难中看出它是一个何等邪恶的制度。我解说自己在苏联监狱中的遭遇，并讲述我如何体验到上帝回应祈祷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加强一些摇摆不定者的信仰。

苏联人自己也看到了他们的体制之恶。我们在奥尔沙的街道上前行的时候，当人们目睹内务部人员和他们随身携带的冲锋枪在我们身边和身后行进，我注意到他们都把目光移开了。没有人朝我们看，甚至儿童也移开视线。苦役营的恐怖离他们所有人都太近了，可能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秘密警察的手中失踪。

在奥尔沙，我也第一次观察到令人震惊的证据，它们展现了无神论对苏联社会的道德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影响。我发现苏联人民的内心深处渴望更好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充分理解这份渴望，西方人就必须了解无神论将苏联人民所引入的深渊。

进入临时停驻的奥尔沙监狱时，我们走过一个监区，里面关押着一些女囚犯。从她们的外表和她们对我们喊出的俄语短语判断，这些人是苏联妇女。当她们看到200名新的男囚犯被押解进来时，就站在牢房的窗户前，用大声呼叫和笑容来迎接我们。有些人提起裙子，做出我见过的最淫秽的动作。虽然我们听不懂她们用俄语喊的是什么，但不会搞错她们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苏联女人的放荡行为，正如我无法理解苏联男人在强暴德累斯顿时的肆无忌惮。虽然我们的一些人起初对这样暴露自己的女人发出简短的应答，但这些可怜虫的行为很快就变得令人作呕，以至于我们中几乎无人不表达厌 恶之情。                                             

起初，我以为这些苏联妇女一定是妓女，是在扫黑除恶行动中清理出来的城市渣滓，或许她们是精神病患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不久之后，我了解到苏联没有职业妓女这种东西，苏联社会的情况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女工经常以肉体做交易，毫无道德上的顾忌或社会方面的反对。在无神论大行其道的地方，不可能有道德基准，而在没有道德基准的地方，滥交不被视作罪过。我们见到的这些可怜的女人，由于她们的监狱经历而变得更加败坏，但她们既不是疯子，按照苏联的标准也非道德败坏之人。她们是数百万苏联妇女的典型。

我们离开奥尔沙时，发现自己有了新的同伴——非常不受欢迎的同伴——苏联刑事犯，他们和我们挤作一团。苏联的监狱系统中存在两类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刑事犯是那些在任何社会都会被送进监狱的人——杀人犯、小偷、黑市商人和罪无可恕之人。政治犯是那些因持有与当前党的路线不同的观点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刑事犯与政治犯关在一起，前者的傲慢、争斗和偷窃使后者感到害怕。刑事犯的这些行为受到狱警鼓励，因为受到恐吓的政治犯更容易收拾。

在莫斯科北部的沃洛格达，我们在另一座监狱里滞留了一周，而苏联官僚机构的神秘程序决定了我们的目的地和命运。有些人希望在气候较温暖的克里米亚或乌克兰劳动，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将前往环境严酷的西伯利亚草原。我们最后被押解回铁路后，被安置在闷罐车中。火车一路向北行驶，我们当中的苏联人很清楚我们正去往何方。他们带着沮丧的苦笑告诉我们，那是最糟糕的目的地。他们说，我们正朝着臭名昭著的苦役劳改营前进，那就是可怕的沃尔库塔煤矿。

车厢里有一个罗马尼亚囚犯，他的俄语和德语都很好。通过他，我们从苏联人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我们正前往的那个恐怖劳动营的情况。

1944年，有人在北极圈以北40至100英里的北极苔原上探明了煤脉。该地区在北冰洋以南约40英里处，它与西伯利亚西部边界的距离与之相同。乌拉尔山脉在到达海边时分叉，沃尔库塔矿区就位于山脉分岔之间的山谷中，行政区划上属于苏联的欧洲部分，但地理上属于西伯利亚北极地区，是世界上最寒冷、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气候下，矿井深入到永久冰封的冻土之中，很少有苏联工人会被劝诱到矿井里，因而苏联政府拖来了成千上万的苦役劳工从事采矿工作。人员伤亡情况令人震惊，但煤炭正在被开采出来。这就是我，一个美国人，正要前往的偏僻之地！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路上，一个新的威胁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从苏联囚犯那里得知，几个月前，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有不少苏联人说，很快美国和苏联之间将无法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在沃尔库塔面临迫在眉睫的饥饿危机。所有的物资都必须通过我们下方的单轨铁路运输，如果在莫斯科出现任何动乱，或敌人采取任何行动，都将使铁路运输中断，身在北极地区的我们与文明世界之间的纤细生命线将被切断。当我们抵达铁路的终点，被驱赶穿过尖利的铁丝网，走向半掩埋在冻土中的荒凉营房时，更是平添一份忧虑。当时是十月份，太阳的位置已经很低了，寒冷的秋风从极地的海面呼啸而来。

尽管在这个靠近世界冰雪屋脊的遗弃之地，前途令人沮丧，但我却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平静的信心。我不像其他囚犯那样感到恐慌和绝望。我推断，我在这里不可能遇见比先前的经历更糟糕的事情。自从在德累斯顿的饥饿时期，我把灵魂献给基督的那天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逐渐改善。主在那时拯救我，绝不是为了让我死在这里，我对此坚信不疑。

图12 1918年-1958年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劳改营，红圈标明了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位置

我全心全意信赖上主，但是说句心里话，当我们离开火车，沿着一条泥泞的道路向巨大的集中营行进时，我不明白人类如何可能在这里生存下来。我揣度，要是在这些矿区工作，同时要熬过气温低至零下70度至80度的冬天，就会需要另一个奇迹。我在这里能奢望这样的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