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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族间的历史仇恨，造成了相当深的鸿沟，只要这些分歧一天不消弭，我们的世界就不可能享有和平，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时期背负了极大的罪，因为德意志民族意团彻底消灭犹太民族。其实不只是犹太人，就连东欧的其他民族也遭受到同等的对待，这些民族对德军充满愤怒，因为德军不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在这前提下，当时的人对德国人的成见与日俱增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感谢主！总是会在一些例外。例如当时德国在意大利亚西西城的指挥官，在大战后受到该城的邀请，并获得表扬。因为他对亚西西的百姓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并把军医院所有的设备都送给了他们。可惜的是，德国军人，特别是盖世太保所占领之处，仍然留下了满目创痍的景象。 战后，德国人对于肩上所承担的罪过感到难以承受。在今日，他们仍然不愿意认罪并且想抛掉请求宽恕的责任。为了能够平复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其他民族造成的伤害，一位来自于德国卡司岱尔，且笃信基督的贵族阿尔柏西特，在战后五十年，怀着期盼走向和好之路，其实，早于一九二五年他还在军中的时候，他就已经邀请了基督徒朋友与一位犹太人，一起到那些经历过德战的国家，请他们原谅德国人，在奥司维兹，他也为信奉反犹太主义的家人，以及德国贵族请求宽恕，他要透过“和好之路”，在德国创造出宽恕与和好的运动，他特别希望那些在战后，因无法和好而饱受折磨的老人，也能够一起走上和好的道路，一位曾在慕尼黑近郊的达蒿集中营受过监禁的吉普赛人，在接受了那位贵族的和好请求后，感觉到“不再恐惧，也不在对德国人民怀有愤怒与憎恨……他感觉到自己获得了重生。”藉着这个和好的请求，创造出一股信任的气氛，那些在战争中受创的人，终于能为他们所受过的迫害哭泣，同时脱离了过去的阴影。这样，便营造出亲切和善的气氛，进而建立新的关系。这些人实实在在地经验到，自己在长年背负的伤痛、愤怒以及无能中，深深地被接纳。如此一来，共同生活即成为可能的事。有的人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停留在谴责的情境里，这样很容易引起国家集体的精神官能症。不过，为以往的错误道歉，并非是侮辱自己，而是给予人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这让很多仍然被愧疚感受所困的人获得很大的释放。他们能更清楚看见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每次听到有人指出其他民族不为和好做任何努力时，我都感到十分难为情，因为也有其他民族在获得释放后，伤害了德国人民。不过，这都是心理学的循环定律：受伤害的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他人。他们为自己所受过的伤害进行报复，并因此让不公平愈形扩大。这种恶性循环使德国也承受暴力的阴影。若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需要有人愿意率先道歉，必会影响其他人，让他们也愿意承认个人犯下的错误。随后，一种崭新且没有负担的关系才会出现。压抑在心中的罪，必定是致使极右派团体形成的原因之一。 不要只注意过去德国所犯下的恶行，在世界上仍时有冲突发生，造成种族间的失和。比如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人们在不同层面造成的诸多不公义，以致于无法和好相处，任何武装都无法消除这些仇恨，因为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就会伺机报复，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可能相互谋杀。可惜，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和肩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在自己的国家中扮演促进和好的角色。许多次他们聚集百姓反抗仇人，把他们当作魔鬼，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准备好自己，走想宽恕与和好。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造成诸多冲突的原因，曼德拉和戴克拉克过去即致力于种族间的和好。当然这些过程需要时间，旧的仇恨有时常一再浮现。不过，一切事情的进展却有如奇迹一般，在他们的努力下，白人与黑人终于能够和平地彼此合作。 露安达与蒲隆地中的两个不同种族有着势不两立的冲突，只要这些仇恨存在一天，人们就会不断地以经济与军事的力量相抗衡。不过，再多的军事与经济力的投注，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做的是内心的和好，而后才有可能是正式上的和好。对此，教会肩负了重要任务。然而，我们却注意到，教会的讯息只能进到人的脑子里，阻碍着理智的进行。这些无意识的力量与种族的历史有关。不过也与经年累月的压迫以及不正义脱离了关系。教会与政治领域中的弟兄姊妹，需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并为和好投注心力，如果他们能先做人们的模范，那么人们一定会受到好的影响。 有时基督徒因为气愤，使得冲突逐渐高涨，例如北爱尔南境内，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之间的血腥对抗，让我们感到汗颜。其后，虽然双方尽力尝试沟通，不过仇恨还是不断升高。这些冲突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宗教因素，天主教徒多年来在经济及社会上都处于不利情况，终于引发了暴力，这些仇恨难以靠演说来消解。不过，北爱尔南为了和平所做的创举并非毫无效果，至少一些思想上的改变已经明显可见。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放弃暴力的公开言论，并且期待和平的想法逐渐进入人们的思想与心灵中。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向前迈进，不过还需要常保有宽恕的意愿，才能真正地落实和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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