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获释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每个周三的夜晚，有一群美国人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林肯公园的一个小教堂里为我祈祷。当我在5000英里外的沃尔库塔劳作时，他们正在恳切地为我祈求上主，这些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只知道我是查尔斯·诺布尔失踪的儿子，并在每周的常日礼拜中为我祈祷。

家父被遣返后的首个复活节的早晨（他在东德监狱滞留了七年后，于1952年7月4日获释），他去寻找一个可以加入的日出礼拜。他碰上的第一场礼拜是在一个属于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白色小教堂里，这是一个福音派小团体。我的父亲心情沉重，因为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魏玛和一群囚犯一起，那些人被判处长期苦役，将被运往苏联。对于他后来提出的所有诉求（或要求获得我的音讯），苏联人只朝着美国当局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并声称对我的下落一无所知。

在1953年的复活节清晨，父亲悄悄进入教堂，当众人唱着复活节的欢乐赞美诗时，他的情绪高涨起来。他后来告诉我，突然间，他确信我安然无恙。他的信心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就在此时，我意外地从矿区的危险岗位被调到了更衣房工作。

主持那一场日出礼拜的是底特律圣经学院的查尔斯·肖教授。礼拜结束时，他注意到我父亲眼里闪着泪光，便走到他面前，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有烦心事，他和他的团体可以为他代祷。当我父亲告诉他，自己失踪的儿子约翰身陷共产党徒的苦役劳改营时，肖博士邀请他回来参加这里的平日祈祷会。我父亲听从了他的话。依照习惯，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可以讲讲他的见证。

“当我们聆听查尔斯·诺布尔讲述他在共产党监狱中的经历时，”肖博士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众人都意识到，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受尽了苦难，但他坚信上帝会应允人类的祈祷。”

“当他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约翰尼仍被关押在苏联某地，三年来杳无音信时，”肖博士继续说，“约翰·诺布尔沦为共产党徒的阶下囚，这一事实构成了对我们的信仰和祈祷的挑战。我们在每周三夜晚都为他祈祷，那些牵挂他的人则每天都为他祈祷。我们急切地关注一切可能揭示约翰尼下落的消息。几天、几周、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在祈祷。诺布尔先生从未动摇过，他坚信约翰会回到我们身边。”

正如肖教授所言，纵然时光飞逝，他们没有放弃祈祷。怀疑论者会说，在一个遥远的美国教堂里，这一小撮基督徒竟指望通过祈祷来撼动强大的克里姆林宫，多么愚不可及！毕竟，共产党徒之所以继续关押我，是因为我知之甚多。指望这样一个囚犯能活着获释，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这个小团体继续祈祷，他们的队伍经由肖教授在圣经学院的学生而壮大起来。正如他所说，我的被掳对祈祷的力量构成了挑战。

同时，在沃尔库塔，我们也有了新的希望。事态似乎有了转机。随着斯大林在1953年3月死去，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宣布斯大林之死的公告出来后，一位在斯大林暴政下生活了29年的老囚犯，跪地发出感叹：“感谢上帝！仍然有谁在关心受苦受难的人！”他说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在4月和5月间，新的领导人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许下和平与繁荣的承诺时，我们等待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善。苏联人确实开启了一项改革。他们借用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激励手段：如果我们达成生产目标，他们会向我们支付一些卢布作为报酬。1953年6月18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东德的工人们起义了！他们扔下了手中的工具，开始罢工。甚至《真理报》也没有试图掩盖                                                                        

大罢工的严重性。

紧随其后，暴动席卷了沃尔库塔! 在我的另一本书《我在苏联服苦役》（I Was a Slave in Soviet Russia）中，我已经详细地解说了沃尔库塔罢工期间发生的一切，这是有史以来苏联苦役犯发动的第一次起义。简言之，我们拟定了一份诉求清单，包括重审所有政治犯的判决，释放所有确证无罪的人，并为所有已经服刑十年及以上的人减刑（我本人已经服刑八年）。几天来，苏联人惊异于我们的大胆主张，于是发起了谈判。他们曾经试图用枪来摆平我们，就像他们自1917年光荣的“工人起义”以来对所有矿区或工厂的罢工所干的那样。当苏联军队向我们开火时，我滞留在行政楼里，拼命用墙体来掩护自己。当我望向大门时，目睹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景象：许多红军士兵，甚至一些内务部特工都故意抗命，不愿向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开火。一名士兵固执地将他的冲锋枪对着地面。随着一声咒骂，一名军官从他手中夺过枪，径直向工人们开火。

苏联人面临自己队伍中可能出现的哗变，对继续进行屠杀犹豫不决。他们撤退了24小时，以便试用其他手段，在这一天内，我在沃尔库塔参加的所有宗教仪式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为两名牺牲的罢工领导人举行的宗教葬礼。其中一人是立陶宛人，名叫马赫内维丘斯（Machnevicios），另一人是我不认识的乌克兰人。从前，对于成千上万的死者，根本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现在，木工作坊的木匠们为这两位牺牲的英雄打造了精美的棺木。遗体被并排摆放在院子里，1000多人跪地祈祷，一位乌克兰司祭庄严地唱诵追思祷文，这是这个不毛之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仪式结束后，人们在停灵处排好队，每人都往棺木里扔了一枚硬币——乌克兰人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故乡的一个古老习俗。

我们现在推举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来对付苏联人。这个小组包括一位列宁格勒大学的前教授、一位勇敢的波兰人——他代表所有外籍囚犯发言，还有一名圣职人员——一位长着红胡子的俄罗斯隐修士。众所周知，正如我提到过的那些修女一样，这位隐修士多年来一直在抵抗共产党徒，直到折磨他的人决定让他自生自灭。他住在另一座营房里，严于律己，不参加任何工作。共产党徒不许任何人与他交谈，而他为了自己的同伴的缘故，变得沉默寡言。岁月和苦难使他的面庞变得苍老，但在对莫斯科派来仲裁罢工的马斯林尼科夫将军（General Masslennikov）讲话时，他的双眼却炯炯有神。他使用了争锋相对的语言，仿佛是对撒旦在地上的代表讲话。这位年迈的隐修士如此雄辩地要求为我们平反，使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谴责英王乔治三世的暴政时所说的话。我希望他的慷慨陈词能留存下来供后人追忆。

马斯林尼科夫摆出了谈判的姿态，但在1953年8月1日上午，他丧失了耐心，再次动用了机枪。这一次，他挑选了精锐的共产党卫兵，他们能够在接到命令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火。在罢工失败之前，他统共杀害了1000多人。

然后，又有7000人被逮捕。仅在我们的营区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不止一个被捕，总共四百人。至少有2000人被公开处决，其他人被捕后被送往西伯利亚东部，据说他们在那里遭到了清算。只有少数人被加判了重刑，被押解到别的各种劳改营。少数回来的人中，就有那位留着红胡子的隐修士。所有在与马斯林尼科夫将军的会议上为囚犯发言的人中，只有他在大规模逮捕后回来。

苏联人又像以前一样，严格地把他单独关在营房的小角落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让苏联人如此敬畏他，但他是一位“信徒”，苏联人越是不与“信徒”（Veriuischii）打交道，反而越开心。“信徒”具有这么一种力量，甚至连内务部人员都敬畏不已。

现今罢工彻底失败了，我们的工作条件随之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在罢工期间，数百名以前从未祈祷过的人加入了我们的祈祷。他们仅仅是为了祈求罢工成功。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便埋怨上帝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声。

苏联狱警对我们的监视更加严密，难以举行礼拜活动。有好几个星期，甚至我们的浸礼宗聚会也停止了。这是一个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刻。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发展时，坚忍是多么困难，理解事情必将在上帝的良辰吉日到来之际有所好转，又是多么困难！

在遥远的美国，人们为我所做的祈祷似乎也未获得回应。自从家父第一次去参加复活节礼拜以来，整整一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收到我的任何音讯。他试图要求国务院为我开展进一步的调查，但是遭到了拒绝。华盛顿的官员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以证明我在苏联人手中，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苏联人否认扣留了我。

肖教授使一名密歇根州的众议员对我的案子产生兴趣，他就是共和党人阿尔文·F·本特利（Alvin F. Bentley），在1952年当选议员之前，他曾经是国务院的外交事务官员。本特利先生在共产党徒占领匈牙利时在布达佩斯履职，并在1949年判处天主教领袖若瑟·敏真谛枢机终身监禁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中担任美方观察员。本特利先生对共产党徒的手段有着第一手的了解，虽然我父亲不是他的选区（奥沃索地区）的居民，但他同意向白宫提出我的案子。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1954年3月1日，三名波多黎各恐怖分子在美国众议院的旁听席上拔出枪来，朝着议员们乱射。

五名议员中枪倒地，其中伤势最重的是本特利议员，他恐怕无法活过当晚！在林肯公园教堂和全国各地，人们为他的康复祈祷。第二天早上，他已濒临死亡。众议院的牧师伯纳德·布拉斯坎普博士探访了他。

据说，牧师问道：“让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好的，”议员轻声说，“但让我们首先为那些开枪的人祈祷。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凭借这种不屈不挠的基督徒精神，本特利议员度过了鬼门关，并在几天后近乎奇迹般地痊愈了。

与此同时，就在1954年3月的同一个星期，虽然我的家人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囚犯又收到一个坏消息。从沃尔库塔的劳改营总部传来指令，命令所有身体健康的人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未从事这类劳动的人将立即被重新分配到相应的岗位上。劳改营当局还决心摧毁苏联自由人和囚犯之间的“友好关系”。转瞬之间，我被从更衣房调到了29号矿井的岗位上，我的工作是把木材从车皮上卸下来。沃尔库塔以南100英里处是乌拉尔山脉的森林。在那里，一队又一队的苦役犯不停地砍伐树木。原木被拖到铁路支线上，然后装上车皮，顺着长长的线路运到沃尔库塔，在那里被切割成用于支撑矿井隧道的坑木。原木被装载上列车，煤炭从列车上卸下。有时，当我目睹送入矿区的木材数量和送出来的低品质煤炭时，便会思考苏联经济究竟能否通过这样的资源交换来获利，但苏联政府并不担心其广袤森林的枯竭之类的问题。

这项新的劳动任务是我在十年牢狱生活中所承受的最艰难的工作。我们三四人抬起一根木头，把它从木材堆里推出来，这是最纯粹的苦力。只有最年轻和最强壮的囚犯才能胜任这项工作，而我已经过了30岁生日，在低于常人标准的饮食条件下生活了9年，身体状况远不如从前。在更衣房内温暖、潮湿的空气中呆了好几个月后，室外的严寒几乎令我无法忍受。我被分配到了夜班，即便在四月，气温也会降到零下40度。风雪如同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脸，使我们目不能视。当我们抬起沉重的原木时，我们的大衣袖口会从手套的末端落下，我们的手腕会因为暴露在外而冻得红肿。

1954年复活节到来时，我的处境似乎又一次变得令人无比绝望，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击垮了。每根骨头都疼痛难忍。我在沃尔库塔所服的刑期还不到四年，而服满11年对我而言仍是遥遥无期！

我不断地祈祷，就像乔治·克罗利的那首伟大的赞美诗《上主之灵歌》（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中的歌词：

教我知觉主  常在我身旁

助我心灵  奋斗之苦担当

能杜疑端  能平无知反抗

有求未应  依然耐心盼望

学会忍受未获应允的祈祷是一件难事，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深厚，我们仍会信赖上帝。

如同北极的暴风雪在午夜太阳回归和天气转暖之前最为猛烈一样，在这个非常时刻，我即将获得一个契机，得以向自由世界送出我的第一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