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听到苏联人宣传苏联的宗教自由时，我都会想到苦役劳改营中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他们获罪的主要原因，往往也是唯一的“政治”原因，就是相信上帝，并在圣经的教导下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以这种方式来崇拜祂。

苏维埃国家对宗教团体不加区分：它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宗教团体。虽然路德宗、浸礼宗和天主教的信徒在沃尔库塔对组织地下教会活动最为积极，但较小的团体也决不会轻易屈服于迫害。

例如，我回想起那里的一位年迈的门诺派长老（Bishop）和他的教友在苏联所遭受的苦难。这位长老负责发放工作服，他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是由于上了年纪，也因为他以坚定不移的诚实而享有盛名。对那些年轻的刑事犯来说，他有点过于诚实了，他们发现，如果试图贿赂他给刑事犯多发一批衣服，他们会一无所获。但是，尽管刑事犯们发出威胁和怨言，主还是保护了他，恶棍们从未动过他一根毫毛。显然，即便是刑事犯也对他一丝不苟的公平作风抱有敬意。在沃尔库塔，这位门诺派老信徒最厌恶的一项生活规定是强制剃须，因为他的团体的宗教原则要求蓄须。他的胡须在他被捕时被强行剃光了，而他的官方证件照显示他的胡子是刮干净的。内务部规定，如果囚犯身份照片中的形象中留有胡须，他必须将胡须修剪成被捕时的样子。如果他在照片中的形象刮干净了胡子，那么他在监狱里就不能蓄须。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防止蓄意出逃，为大多数警备力量所采用。然而，那位长老一直在抱怨这件事，他觉得营地当局不准许他蓄须是在针对他，因为我们营地里实际上有一位满脸胡须的乌克兰东正教司祭。

由于这位门诺派长老在服装部门工作，他差不多认识我们营区4500名囚犯中的每一个人，并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兴趣。他似乎无处不在，总是乐于向人提供安慰和建议。他经常和我谈论美国的宗教生活。多年前，他的数千名门诺派同胞从德国和苏联移居美国，在那里他们成为“宾夕法尼亚德裔”（Pennsylvania Dutch）农民中的主要群体，他迫切想要了解这些社区的情况。我只能对他说出我所了解的情况，谈起他们的欣欣向荣，以及该宗派被他们居住地的其他社群所尊重。

长老曾是伏尔加河流域的一名骆驼商人，因为在俄罗斯南部，道路状况相比马可波罗时代变化不大，亚洲骆驼仍是几乎不可或缺的。他在俄罗斯的教友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遭受了剧烈的打击。大多数俄罗斯门诺派信徒是农民。他们因其农业技能而闻名于世，这也是为何他们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时代受邀移居伏尔加地区。可是，纵然他们的生产力很高，苏联急需他们生产的粮食，政治局当局却不能准许一个基督教社区在国家支持的无神论下与世无争地生存下去，于是下令将农场集体化，并解散门诺派社区。许多男子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极地区从事强制劳动，妇女则被强迫在工厂工作。其余的人被驱逐到苏维埃突厥斯坦的“新土地”。

尽管他的教友遭遇了可怕的命运，但这位门诺派长老并没有怨天怨地。虽然被迫为共产党徒工作，他却把自己的首要任务定为帮助他人。营地条例规定，囚犯只有在旧衬衣或旧外套变得破烂不堪时才能得到一件新的。一般来说，我们每六个月就获得一件衬衣。然而，长老知道我们在地表的工作人员所面临的严寒，所以在判断我们的衣服是否太薄时，他的判定标准颇为宽松。他提醒在矿井下工作的其他人，暖空气被压到了下方，尽管矿井下很冷，但比地表要暖和。长老对衣物管理条例的宽松解释使我们中的许多人避免了严重冻伤。

这个营区里还有另外几位门诺派信徒。他们无法安排正式的礼拜活动，但每个工人每隔十天可以休息一天（1953年沃尔库塔罢工后，改为一周一天），长老将这一天用于休息和探访。由于他总是在服装供应室附近，他们很容易与他见面并一同祈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维持了积极的属灵生活。他们的家园毁灭了，他们的社群分散了，他们的家人陷入贫困，他们的前方或许是无尽的奴役岁月，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对上帝的信仰和信心。

在库房里协助长老的是另一位老人，一个摩门教徒。他们也受到无情的迫害，因为对摩门经的信仰起源于美国人约瑟夫·史密斯的追随者，而且“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国际总部位于犹他州的盐湖城。因此，除了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外，他们还被怀疑是积极的亲美分子。

皈依摩门教等于被共产党徒判处无期徒刑，但我注意到，这一小部分人宁愿放弃世俗的自由，也不愿意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和他们心中的基督后期启示。在我们的院子里只有少数几个摩门教徒，但他们在休息日子里总是会聚在一起默想和祈祷。

耶和华见证人是我们营地的另一个小团体。这个教派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美国。除了因宗教信仰和可疑的亲美倾向而受到严重迫害外，他们还因宣称绝对的和平主义而进一步招致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他们不承认“地上的国度”，只承认上帝的国度。在美国，他们教派的成员不会向国旗敬礼。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苏联，那些不愿意举起手臂对着锤子和镰刀敬礼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与门诺派和摩门教的情况一样，俄罗斯的耶和华见证人作为一个团体，几乎完全处于铁丝网之后。其中一位年事已高的人（苏联人在驱逐异己群体为苦役犯时，既不考虑年龄也不考虑性别）在我们的院子里负责望风。他设法为其他耶和华见证人在更衣房或营房里提供职位空缺，以便保持其宗教社群的完整性。他们试着每夜祈祷和聚会，但必须显得像一群坐在木凳上聊天的老人一样随意。

还有一个团体起源于美国传教士，即基督复临派。在知晓我是基督徒后不久，有人问我属于哪个宗派。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在营区参加过路德宗和浸信会的活动，试图参与一切奉吾主之名而举行的聚会。我不得不做出解释：我早先脱离了宗教，不能算作任何宗派的成员，尽管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基督复临派传教士。

不久，有人邀请我参加“三号矿山”基督复临派的聚会。他们在14号营房聚会，与营区中心有一段距离，他们大多数人居住在那里。我一到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听说过该运动的创始人艾伦·古尔德·怀特夫人，令他们高兴的是，我不止一次访问过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Battle Creek）——他们宗派的诞生地。

基督复临派团体的领导人是一位银匠，在矿区的机械部门工作。他以擅长为勺子和其他物品雕花而著称，并且经常与那些想让他修饰烟盒或烟斗的狱警发生冲突。他自觉地反对吸烟和饮酒，这是他的信仰所要求的，无论贿赂、哄骗还是强迫，都无法说服他去做任何与吸烟或饮酒有关的事情，他认为这些都是恶习。自然，苏联狱警无法理解良心原则这种东西，尤其是那种意味着自我否定的原则，他们对他纠缠不休。

银匠成功地赢得了周六作为休息日，这一天也是他的安息日，而且他从未像那些争取周日休息的人那样被集中营当局调查过。只有公开的无神论者才会获准在周日休息。

另一个定期聚会活动的是乌克兰的东正教团体，他们既在营房里，也在矿井下活动。并非所有的乌克兰人都有宗教信仰，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宗教受苏联野蛮迫害得几乎绝迹的地区长大的，这种迫害是革命后不久的特征。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在他的家乡有许多东正教堂，其中两个现在被征用为车库，另一个被用作机械车间，第四个被征用为战时弹药库。他告诉我，共产党尤其乐意把教堂征用为乌克兰的弹药库，因为他们知道乌克兰的地下组织不愿意炸毁自己的教堂建筑。他的父亲在战争中遇害，他回忆说，当遗体被放进墓穴时，一个穿着司祭长袍并套有平民外衣的人现身，那人讲了几句关于上帝和他父亲的话。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是在讲授无神论的学校长大的，他当时并不确定这位司祭所指的神是不是斯大林！这是他在被捕前与宗教的唯一接触。

随后，他在沃尔库塔遇到了那位“地下”司祭。他在秘密举行仪式时被逮捕，并被判到矿区做苦工。这时我的朋友已经从我这里听说了耶稣，现在他又从那位冒死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祈祷的司祭听说了这位救主。不久之后，那位司祭就接受他为地下教会的成员。

我们营地里的东正教徒在他们的祖国业已受到如此之久的恐吓，在监狱里遭受了如此悲惨的待遇，因而不像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那样富有抵抗精神。他们不经常在一起举行礼拜，尽管有一个团体在矿区深处的一个废弃的煤矿坑道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教堂至圣所，那里有一些用于跪拜的木板，还有一座安置有十字苦像的祭台，这尊做工粗糙的十字苦像是用裁剪下来的罐头皮制成的。

乌克兰人举办宗教活动时使用乌克兰语，但在聚会结束，他们回到自己的铺位时，又开始讲俄语，并说起俄罗斯方言土语中各种常见的污言秽语。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一会儿朝拜上帝，一会儿谩骂上帝的名字，尽管他们解释说，这些语句绝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路德宗信徒中有不少人来自拉脱维亚和东德，还有一些来自爱沙尼亚，他们一般在本民族的人中组织宗教活动。虽然依据集中营的惯例，要尽可能地打散单一民族的团体，以便使囚犯难以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爱沙尼亚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完全由他们同胞组成的工作团队。由于他们的祖国放宽了规定，他们获准从家里收到比其他团体更多的食品包裹。这对他们的饮食补充虽然不多，但至关重要，他们是一个健壮的群体，足以在矿井下完成他们的生产定额。顺带一提，生产定额是每人每天17吨，而不是美国民谣中所唱的16吨。

爱沙尼亚人发出诉求：由于他们都很健壮，而且操着同样的语言，如果准许他们在同一个作业班中合作，他们能够相处得更好。由于营地管理者急于完成自己的定额，他们同意了。事实上，爱沙尼亚人十分健壮，足以在7个小时内完成他们的定额，而非8个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爬出矿井，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休息一小时，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时间在矿井下一起举行宗教仪式，由他们的一位爱沙尼亚牧师用本民族语言主持。

正在进行的宗教活动如此之多，显然我们无法使每次活动都密不透风。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偶尔还是会被打个措手不及。一天夜晚，我参加路德宗的礼拜时，突然被打断了。整整一队狱警正在对我们营区的囚犯营房展开系统性的搜查，正如他们时常所做的那样——没收所有的信件、纸张、书籍、文具与其它任何可能让苦役犯联络外界的东西，以及贿赂苏联的自由工人走私得来的违禁品。除了囚犯身上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个人财产都被夺走了。顺带一提，这也是为何他们禁止我们保留任何日记，除了我们脑海中的那些无法磨灭的日记。

那一夜，我们提前得知将有这么一场搜查，但由于狱警仍在另一座营房里，与我们尚有一段距离，我们期望在他们到来前完成礼拜。然而，他们跳过了其他建筑，在我们预计的时间到来前大步地走了进来。我们在最后的祈祷中途解散了聚会，然后努力表现得好像只是在一起聊天。

然而，他们开始对我们搜身，并在其中一个拉脱维亚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圣经，那是他利用家里的食品包裹偷带进来的。他们还在其他人的口袋里发现了宗教小册子。他们发现我们有许多人来自其他营房，便猜测正在举行某种宗教活动，并要求我们说出活动的主办者。我们拒绝透露路德宗牧师的身份，于是，营地长官惩罚在场的每个人在次日做两小时的额外工作。

这看似并非一个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我们完成每日例行的推车或挖煤的工作回来时，又累又饿，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行军。正值初夏时节，狱警们决定让我们清除营房和院墙之间长出的杂草。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但他们站在我们面前，强迫我们干活。有几个囚犯并未参加礼拜，只是碰巧坐在营房的那个角落里，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透露路德宗牧师的身份，甚至非信徒也是如此，他们与我们一起伏在地上割着杂草。

尽管如此，许多狱警对宗教持有宽容甚至友好的态度。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如果一个苏联狱警独自在营地巡逻，遇到我们一群人跪地祈祷，他通常会若无其事地路过，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向上级报告，但如果两个狱警一起巡逻，他们肯定会将这件事上报。他们都不相信同行者不会报告，于是争相告发囚犯。如果其中一人没有上报，他可能会加入矿场的劳动者行列。

有一次，就在浸礼宗信徒在餐厅举行聚会时，营地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突然走进餐厅，发现了我们，并且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胆战心惊，因为浸礼宗的宗教活动经常公开举行，几乎每天都有，而且这种事态已经被狱警上报。实际上，事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每当狱警发现任何形式的宗教聚会或没收宗教文书时，即便对方是来自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他们都会嘲笑一声：“浸礼教徒！”（Babtisov）但这一次，虽然那位主管亲眼看到了我们，却无人将此事上报。我越来越确信，这些苏联人中有不少人敬佩囚犯坚持信仰上帝的勇气，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不久之后，我就相信，苏联人民，包括被囚禁的共产党徒，对于福音和信仰的熟稔程度，甚至超过了自由世界中最乐观的基督徒所敢于期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