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八  致耀汉会小兄弟遗嘱

    「我爱正义也憎恨不法」（参阅：希、一、9）。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爆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八月八日日本占据了北平。他们继续南侵，可能逐渐出现在安国地区……雷神父为耀漠会的小兄弟们和德来会的小妹妹们。用中文，以遗嘱方式写了两封诀别信。下面就是给耀汉会小兄弟们的信。本篇是雷神父写的中文原文，手写原稿由耀汉会保存。

    时已迫矣。数日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能活着，若仁慈上智的天主使我离开你们!吁，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愿给你们遗下此最后书，规定后事：

一、我求你们认立珊兄弟为继我位的家长，你们当视之如我，更如耶稣居于尔众中。

二、吾之家规——吾会圣规——虽未经正编，为我临终一大遗憾，然老兄弟们无不悉知其梗概，请立珊兄弟于最近期编之，当与委会偕同，此会之委员为：立珊、保禄、天寿、鲁克及大家添选的一位，共五兄弟。诸兄弟，我所遗稿及吾十年之教训与习行将一切问题殆已解决，惟各院家长是否为有铎品者未决定，兹表示我最后意望即：无论何已发大愿兄弟只要他俱其它须要资格。不论其有无神品即可被选。

    为吾之生活永远应以当地穷工人为标准。

三、最恳切愿嘱咐你们：吁！我可爱者！是大真无伪的神贫，是无上真实的爱德!表之以苦干的勇敢……。

    说至此我爱你们的情!吁！我的孩子们!——乱我的心，使我殆不能自抑……我不敢想你们，怕此如火如茶的无可形容无可明言之爱，破裂我临难之平安……孩子们，吁！我至爱者，我将你们一一交与吾师耶稣及其慈母之照顾。在此苦世我也已将函于、成、樊三位主教至敬同志，求其代我保护你们于此诸凶恶。

    兹以我全爱——嗳呀！我的孩子们是何等之爱!一 一亲你们降福你们以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阿来路亚！

你们的  万桑兄弟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夜

    一四九  致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

    雷神父见到中国被侵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积极地参与救国行动。他同他的小兄弟们召集一支「救护队」编入作战的部队。六个月以来，他在战役中同军队一起，经历了战争的各种危险。

    此信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山西省洪洞。

极可敬的总主教阁下：

    赖天主的助佑，您看我又回到了洪洞；今天开始给修女们讲小避静；随即。按照主教的希望，给（大、小）修生们讲小避静，以后我很快回到前线去，那里人们等我已经等的不耐烦了。写这封信的第一个目的是向钩座报告一些小消息钧座以慈父的心肠十分注意我们的安全，直到知道我们的情形以后，才能放心。对于好父亲所关注的小兄弟们，小妹妹们和前线的宗教活动，我们身心均安；凡从外面所能见到的情形。可以断定非常良好。

    写这封信的第二个目的是向您陈述一件事，我的态度十分纯真，就如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说话一般，同样我的心意非常诚挚就如我写完这封信之后，马上该受天主审判一样。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后果很严重。如果我见到它而缄口不讲。我想我犯重罪，所以我在天主前和在人前，向诸位对在中国的圣教会负责的神长们提出。我想谈到某些传教地区，特别是意大利籍传教地区，在现时冲突中所持的态度。

    在敌人没有侵占的地区，有些传教士们，自以为可以不说一句鼓舞的话，但他们的教友勇往而不退缩地完成他们应尽的国民的义务（因而也是教友的义务），反向他说一些『泄气」的话，或者比这更沮丧的话……来抑制他们的锐气。

    还有，大部分的传教地区，在平时，在教堂楼顶上挂着传教士的本国旗子，甚至还激起居民愤怒的事，现在他们在庭院里展开无数的旗子，警察和军队认为这是给敌人做信号，引起很大的误会。

    很多的传教地区，把协助军队视为纯粹的恩惠和我们方面给他们的优待，只做到不妨害他们，或不打扰他们为限「关于这一点，所有的传教士并非都到了这地步，感谢天主）。尤其军队占用我们传教士的部份空闲地方，这些地方有时很宽广，而竟然大部份传教地区大事夸张拒绝．致使人民仇视蒋介石准许教会很大的特权（所有过路的军队不准进住天主堂。……等）

    有一部份神父和教友，付出了全部牺牲的代价，努力完成他们应尽的义务，不单单是爱德的义务，而且尤其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因为现在所处的这一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困难的时刻，也是祖国存亡的时机。然而有另外别的一部份人。他们对于「公民的」工作。坚持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在地方沦陷之前如同沦陷区内，自己禁止参与救助工作；另外有一部份人更荒谬，似乎用他们的行为，甚至有时用他们的言论。对敌人表示好感。

    以上这种类似的行为使我们可爱的圣教会冒什么危险呢?我们这里多说也没有用。请看这危险的报导，在昨天临汾（山西省临时省政府所在地）日报的这句话：亲爱的读者，你知道榆次和太原两地的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们所做的事，也知道他们的信徒所做的事，「不要忘记……」。

    用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么大的灾祸呢?传教士们表示了直接和明显的立场，破坏了自己的形象，甚至间接地损害到自己的传教使命，连累到教友们。虽然我们是外籍人士，但现在我们管理中国人的教会；我国应采取的态度如同在其它所有国家一样，比照那些国家是由当地的神职管理他们教会的，圣职人员自然也爱护他们的国家。这种态度，谁不晓得呢?在以往的国际战争中。这种态度曾很明显地表示出来，甚至有时有些过度，但是这种爱护本国的态度，虽然夸张，也从来没有受到教会当局的处罚。

    若传教士能采取一个公开的和坦诚的态度，而不顾危险的立场，慷慨地胜过某些个人内心的矛盾，这样一来可免掉随中国胜败而改换旗帜的那种侮辱。假如有些位传教士以为他们的良心，他们对时局的理解或他们的感觉不允许他们同中国的领导阶层站在同一立场拥护中央政府，要知道这些位领导人士现在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教会，那么这样的外籍传教士就该全部自动回国，至少在战争期间如此。就如在中国政府工作的意大利人。他们以义国公民的身分，在自己的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一改变之后，并没有等待中国政府的解雇而他们自动先行递上辞呈离开中国，他们认为他在中国继续停留下去，不合适也有危险，他们表现的很直爽，也很有君子风度。

    主教阁下，您慈父般的态度，自从开始，不但为战争的牺牲者，而且为全中国，一向予以同情和鼓励，现在您是否可以，用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给外籍传教士，尤其那些好似最有危险犯错的传教士，也就是上面我刚提到的那些人，给予一些新的指示，比先前还更清楚而更具体的指示，如果您慈父的智慧认为有用和需要，不妨加予处分，因为这危险太大了，而且能在战后为天主在中国的教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到那时候，无辜的群众要受到少数有犯错人的连累。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律，它写在我们的历史里，而且将构成生命及财产之巨大损失的。

    极敬爱的主教，请您降福我

    您在基督内卑微和服从的仆人敬上

一五0  致宗座驻华代表蔡宁主教

此信写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洪洞。

极可敬的主教、基督内的慈父：

    在偶然的机会中，正巧有人给我送来成主教的这封信，我应成主教的要求，现在把这封信呈给主教阁下，虽然今天伤员很多。并且因此工作急迫，但我仍然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给主教报告一些我们的消息。简短地说：一切非常顺利：传教工作在这里很获得民众的好感，主要是因为给所有的人做了无数的好事——我们有很多的慕道者。

    我们的小兄弟们，又热心服务，又受人爱戴。造福乡里。我们的教友也是一样。我们小救护队受到兵士的敬重，也受到军官的称赞。所以很多人愿皈依圣教。我们在军营中度隐修士的生活：保持静默。每顿饭中念圣书，公共诵日课经，多次讲道；我们接了一批新的望会生。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教育．

    我们当中，已经有六人负伤（其中两位小兄弟）。九人被杀害。全部都是由于他们的英勇的行为和杰出的爱心而殉职的。

    而我这个老罪人既未被杀。也未受伤——这真有点儿不好意思：「一切遵照主旨，祂愿意选谁就选谁」。我同四百位教友，和我们的三十五位小兄弟，恳求您慈父的祝福

一五一  致雷震远神父

    当时安国巳为沦陷区，受到日本人的控制。而真福院的责任一大部份落在雷震远神父的肩上。此信写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 

我的莱孟：

    跟你说什么呢¨该说的话要写成好几本书……但总而言之一句话。喜乐、喜乐、感恩……天主多么慈善。人生多么美好，你想象不到我们「救护队」所做的善事，我相信我们救了大约两千人的生命，直接受洗获得救恩的有数百人。但最大的效果还是『间接的」：我们的目的是在救我们可爱的民族，准备战后，我以为这战后的清况很令人担心。将来有类似西班牙内战的危险（注：西班牙内战，使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请你告诉我极可爱的孩子们，小兄弟及小妹妹，说我不敢把中文信交人带去，并说我委托你，因为你代理我，在他们跟前说我多么爱他们，并且我日夜的在思念他们。……

    我希望我们的家庭中能主恩充沛，德化日隆，人数继增，因为在战后，我们需要很多的人，从事广大的传教工作，而至少在我们救护队经过的地方，我保证我们的作风受到民众的称赞。……

    我认为如果有一位文笔好的人能写出我们的历史（圣耀汉小兄弟的历史），那值得印成书。我每天感到庆幸的是我认为我追随了天主的召唤，我组织了这支救护队……

    那么益世报怎么样了?我一点天津的和汉口的消息都没有。我们好像生活在古代一样，在周围二十里以外的事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猜想得到我为什么对现势大局的重点一字不提……总而言之：我是乐观的会士。现在用拉丁文最安全，我同王主教（安国教区的新任主教）谈到一个大计划，现正在准备中，这计划恐怕要我到黄河北岸。你能给我开辟道路吗？尤其天主教会中的领导人是问题的焦点。

一五二  致胞弟伯达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山西省西南的前线。   

极亲爱的胞弟：

    我刚刚收到你圣诞节的信。多么令人惊喜，多么快乐．而我的那封信能达到你那里吗?什么时候你可以收到呢?我已把它托付给我的好天使。只有请你耐心地等待这封信的到达。

    你来信说我这里很苦，你想错了：我并不忧伤，也不可怜，在仁慈上主的照顾中做伟大的工作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我有四十位小兄弟同我在一起，其中两位初学（在我们营地里举行了穿会衣仪式，我已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但已写在我的日记本里）五位望会生（是在两次战争时之中间收纳的，有一位甚至就在激烈战争中收纳的）。因为该告诉你说这里有第三军和第十二军的真福隐修院，它的地址是：「居无定所」。这是个游击隐修院，就像梅瑟旷野中的结约之柜，走在预许福地的道路上，这福地即是未来的中国。我们完全投身于最前线的战火中，而我们仍然穿着我们神圣的会衣，遵守我们「全部」的会规，在经坛中诵我们的日课经，我们很少时候不全体公念或「唱」日课经）继续我们的默想。恭听神修训话以及我们在「常喜乐」中工作。我们同跟随我们的两百位天主教教友，组织成一个「卫生排」，同前线的医院在一起，我们可爱的伤员先到卫生排略做医疗，以后再运往后方。随后我们组织了一支天主教游击队（约两百人）分为三排，他们的神修指导和军需全由小兄弟们亲手承办，当然也分担了他们的所有危险。

    以后，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现在正热烈地预备组织一支天主教军队……（注：这计划未能实现）。

    这一切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但是喜乐的气氛和对上主热心的气氛，以及所行的善事使我们照常做隐修院的各项功课。『我烽火中的修道院』。你该看得出，也该听得见：他们除非为了勤务，或远或近要离开修院，其余的人们常常留在队伍中，同我在一起至少有十二左右的小兄弟。就如用真福超性的语调来讲，这是真福院的后盾，也就是我们的隐修院，也就是我们的家庭……在炮弹爆炸处三十公尺旁的地方，你可以看见我们全家集聚在一起唱晚课经。

    我们护得仁慈上主的肋佑；虽然我们一再找寻和要求前线最危险地点工作，我们还只有了两位小兄弟受伤和九位教友殉职，六位教友受伤。这第六位教友刚刚来到我这里……手被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戳穿，因为他攻击了这日本兵，而且「手无寸铁」地竟把他杀了……你瞧中华儿女多么了不起。这并不是第一次。因此我们的盛名远扬而我本人也被悬赏缉捕（取我的头索价太贵：三万元!随时增值，越来越贵！）。

    安国的真福院在平安中工作：一位小兄弟刚刚经过敌军战线二十次，为给我送来他们的消息——北平真福院的情况也一样平安。在山西省中国主教教区内的一座新的大隐修院（有六十多位兄弟）也给我寄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各地都是积极工作非常繁忙。

    我发现并且我也使我的会士们承认这个时代虽普遍有大灾难，凶恨，残暴，无法管东的恶魔。（我们可爱中国现在遭遇的这些情况但在上次欧战中尚来看到）。但从超性眼光来讲，为敬奉天主和为救赎人灵是个伟大，美好，崇高工作的机会，而从这角度来看，更是上主赐福我等喜乐的时代不远了。

    方才我忘记说了：如果你也关心我们的小德来修女；我可以告诉你：仁慈的上主一直到现在，保护她们免于淫暴恶鬼的毒手（然而中国军队在这方面是绝对可作各国军队的模范）。修女们被分派各地，在四个教区中尽力工作。

    以上就是向你报告的，还说什么呢?我要说的就是在中国的战争比在欧洲的战争，更明显的，清楚的看出是为了正义。因此我们心连着心，一致的认为是为了正义（天主）而战，是为了攻击邪恶魔鬼而战，而我们决定战到最后一滴血和战到中国最后一寸土地。讨厌的日本军阀对战争不会轻易得逞……如果我们多难的民族以坚定的意志能支持到底。我看不出来日本军如何从丑恶的侵略战中黯然撤退。

    我们受到战争的破坏极大，无法估计，有如世界末日的灾害……兵燹、兵燹、战闯、、伤亡，还是伤亡……真要毁灭一个善良的民族。这民族只希望在他们的法律下平安地耕种他们的田地，而无他要求。但不幸地的是这民族在铁路、大炮和飞机的现代化方面落伍。

    我宁愿不去想，或退后一千年去想，更好常常以永恒的角度看。但是在任何情形下，我绝对不愿意我和支持我的人们，正当民族濒临灭亡边缘的时刻，我们在偷生在隐修院中享太平。

    我们所做的这些可以使你明了小兄弟们的目标和精神。就是做面团的酵母。明天，须建设一个新中国，新社会等等……中国的新时代，我们将和工人、农民站在第一线。

    我们的小兄弟们受到士兵们的……尊重（如果准许用这个名词）。

    请为我们大家祈祷。

一五三  致胞弟伯达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重庆。

极亲爱的弟弟！

    你知道我从那里给你写这封信吗?是从比国大使馆，用黄登伯先生的打字机（一台又脏又老的打字机）。他把你的两封信交给我。我看了不能不深受感动……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呢?我们现在确实处于战争中一场好的圣战（当然这是从中国方面说，因为若从日本方面说，这是一场残暴的侵略战）。我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称颂仁慈的上主肯允准我同我最爱的民族一起工作。并且现在一样跟他们一起受苦。你该收到了一封我手写的信，我已记不清是从什么地方给他寄出去的，在那信上我告诉了你，我从抗战开始以来我的生活情形。现在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再重复了。……

    我们所钦佩的领袖蒋总司令——在国际道德方面恰好跟义国的领袖墨索里尼相反——曾召我到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为磋商扩大天主教「护教保国』的工作问题，在多次讨论之后，决议建立一支非武装的特殊团体。我向蒋委员长呈上这组织的计划，委员长授予我对这团体的指挥权。我们马上要进入虎穴沦陷区，为协助各地民众，领导他们同侵略者展开生死的斗争。天主教教友们等待我回去领导这事业。这工作在上主保佑下，对战争将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纯粹地单独地是为了正义，为了「愿你的国来临！」。

    以上所说的可以给你解释一些，为什么缉拿我所订定的奖金增加了（从六千到一万元）。因此请你为我和为英勇的青年人们，隐修士们，以及跟我一起的教友们祈祷，为使我们都『兴高彩烈地，心甘情愿地」负起我们的责任。如果仁慈的上主愿意保卫我直到抗战胜利，使我们藉此可提高圣教在中国的荣耀。

    时间已经超过了，我该去演讲，就此停止与你交谈。明天，在弥撒圣祭后，给这里的教友讲完最后的训导，我马上再起程，赶往黄河，渡过黄河和……『愿你的旨意成行！』

    请你及你亲爱的隐修士们，为我这老罪人祈祷。

一五四  致跑弟伯达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三九年元月十七日。

极亲爱的胞弟：

    我这么快就收到你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使我感到惊奇。我乘着我在后方的机会，给你写信。我现在在山西省黄河以南。明天或后天，我再渡过黄河。重返前线，以后穿过敌人的防线，同我的二百五十位优秀青年去完成一件任务。你想象不到中国在现时所有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这场浴血的抗战奇特地洗炼了人们的心灵，全国同胞生活在一种持久的豪迈的，坚强的气氛中，大家度着神圣的克苦生活，并不断地为国家做牺牲。

    而我们的敌人——全人类的公敌：帝国主义——似乎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每一次会战每一次失败。

    尤其我们英勇的第十三军，六个月以来海战必胜。我们天主教的游击队久享盛誉，我们的救护队被视为全中国的模范。

    我们希望今年是抗战的最后一年，即使是这战争再打一百年，全体同胞也不会退焰，除非我们获得唯一和绝对的条件：就是敌人先在我们的领土上撤军，其中包括东北四省（所谓伪满州国，山在舞台上所表演的一出政治把戏）。

    那么天主教会呢?虽然一些人有错误，有些缺点，似乎教会该摆脱日渐扩大和增强的政治干扰，并且成为中国的地方教会。至少本地神职的教区应当如此……还有耀汉小兄弟会士。一个大门为我们敞开……为有雄心的传教士是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但是传教的方法该「完全、彻底改进。」

    在大战后我能再见到你吗?为把我们的会规呈给罗马……假如在这世界上我还能拥抱你，那是多么大的幸福呢，你是「我心灵的一半」！

一五五  致胞弟伯达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中条山。

诸事物中最甘饴的

    我在中条山里给我极可爱的小兄弟们讲避静。敌人距离我们不远，不过他们变的非常审慎：我本想我们可以乘这机会向他们不断进攻，并把他们赶回日本去。但是……但是……我不是参谋部，好像这里有全盘计划!简单地说，战争局势对我越来越有利；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最后的胜利已在我们掌握中。

    至于我们天主教的救护队，曾誉为全军的第一名，甚至全国的第一名，第十二军的司令曾给我们救护队一面很漂亮的锦旗——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颁给救护队的队长（我这个原来的队长，现在我已升为上校了!因为现在我指导一个新的工作队）一枚很重的纯金奖章，这是由全体军人的奉献，在这奖章上写着「伤员救星」。

    现在蒋委员长，「可敬仰的」蒋中正先生给了我（别忘了我是中国公民）艰巨的而且……危险的任务，就是去组织「沦陷区」的民众，使他们在敌人统治下，至少坚持忠贞不变，不跟敌人合作，敌人当时只占据一些大城市和一些水陆交通的要道：就是不要让这些软弱的民众在帝国主义沉重的压力下气馁，而仍能常效忠于中央政府，你知道忠诚的天主教信友特别是这种工作选择的对象。这一切进行的非常顺利：我们共计两百人，其中包括小兄弟们，对这繁重的工作，深深感到人手不足：因此政府允许我把我的全体工作人员扩编增加一倍。

    同时，我们在「沦陷区」组织了一支公教军队：我作他们的总随营司铎，但已经来了另一位神父，昨天我又收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将有主教给我派来了第四位……是义大利人（一位很好的传教士）。

    你要说：这不是总共才三个人吗？是的，但还有另外一位，他是一位本笃会士，名符其实的会士，你或许认识他。他就是丁神父，现在仍然保持比利时国籍，他已献身救护工作，升为我原先救护队的队长。因此我们天主教本身的协助力量增加……但什么时候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将动员起来呢?为维护公理和正义及人道，反抗入侵者。难道说共产主义及其它……，就连其它外教人们都有牺牲忘我的精神，而我们做为基督门徒，仍图享受安逸的生活，教长们认为用祈祷已足够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曾说过，什么人是有福的，什么人是有祸的．

    你的哥哥。

一五六  致胞弟伯达神父

    此信写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日。在山中……。   

噢！我亲爱的好老弟……因为你至少该有六十岁了吧！昨天，有如晴天一声霹雷，我们由收音机听到，红军莫明其妙地出兵指向可怜而又可爱的天主教国家波兰，并且这些凶残的军队已侵入其国土……非常简单。……真的，世界滑向深渊。……真真实实地客观来说。在这一切龌龊的勾当中，只有中华民国，尤其是可钦佩的蒋委员长，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而我感觉到能以归化这个国家为荣。只有我们这个国家能发表合理的言论，只有我国，以国家的立场，所作所为表现卓越，合乎道德。或许我这些一话要使你惊讶，但我向你保证，以上所说甚为客观。

    至于我吗?我以为我做的工作尽量为谋圣教会的利益，而同时也能「为国家」（我们的司令多次强调的口号）……因为现在日本人深深感觉到，他们在军事方面不能再有所作为，他们完全陷入泥沼中。几乎每次他们企图反攻，他们现在一定吃败仗。因此他们不敢再轰动「……」但是他们在试图争取民心。这当然不可能……可惜呀．你回忆一下当年在比利时内战争的第四年，也想起大多数厌战者，其中有不计其数在前线的卖国叛徒。人到处都一样；那么我们这里呢，我们尤其在中条山里，有不少工作要做，我们要辅导刚从千年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民众，他们几乎完全不晓得中国领导阶层所忧心焦虑的问题（此外，众多的问题）。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这些人民，要抵抗和破坏日本人毒杀我们的那些计谋!因为你料想不到这些无人性的敌人所采用的残暴的手段；甚至给青年人注射失去生殖力的药，使之自杀，等等……。

    我的伯达弟弟，那么我们是在作战。似乎你跟我说对我有一新形象把我想成一个正在打仗，正在指挥军队作战的人……不对，我了解我的圣教法典；不论有任何危险，我和小兄弟们从来连最小的武器也不携带；我曾开除了一位小兄弟，就是因为他不服从（在经过一段很危险的地区时）而带了一支手枪。所以我们还不至于需要武器。……我们是在争正义的战争中保卫我的国家。我全心全力工作就像迈谢枢机主教、鲍朗神父。和万登河神父（我们在中条山里，我们有石印的日报，它是山西省南部沦陷区的唯一报纸。报社也是同我们一起迁来的，而且就潜伏在强敌眼前工作）。也正像你，天主晓得，一直到胜利，或一直到死。如果我被俘，你知道我的情况很明显。如果被俘了，科学战争的奇迹。你学习到什么?是许可或不许可。上主呀，我宁可痛快的死，也不愿苟廷残喘贪生怕死，表示中立，不敢直言善恶。如果我不能为受压迫的人流尽我的血，生不如死，即使全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摇旗呐喊，为表示出我这基督徒反帝国主义恶魔所有的义愤，我也绝不畏缩。不，我永远不会是一只不会呜的哑巴狗……唉！唉！很久以来我没有给你写过这么长的信……在可赞颂的基督内，我拥抱你。

    你的哥哥，万桑。

我身体很好：在中条山里，从十五个月以来，成万的人死去，这里的士气低落，生病的人很多。——『他们没有全部死，但全部遭到了打击……。」

  一五七  致路格修女

    路格修女为德永会小妹妹，原系法国国籍。据我们所知道，迄是雷神父的最未一封信。当时雷神父走从日本军占领区经过。但是地区内也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渗留其间。这些游击队不久就要正面冲突，而雷神父被共产党所俘掳。虽被释，但巳身杂重病，遂即于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四日逝世于重庆。

    现在好吗?您的信越来越少了……您不用一大包新闻，一件小的好消息，做为给我贺新年的礼品吗?

    好吧，我先来给你贺年，祝你这一年安好，充实，实实在在的圣德增加。这一年非常的艰辛……但仍然很甘饴。请看圣女小德兰的一生，她永远可给我们做生活的见证：我们这里处于极度灾难中，生活在危险里，因此敢要求人为我们祈祷，并转托别人为我们代祷。

    最近我们中有二位同志，他们都是青年而英勇的教友，因了他们艰巨的任务，落到敌人的手中而牺牲。那不只是死亡而已，可惜……还有死前遭受酷刑。对这些一酷刑，我真不敢想象。

    我们努力吧……为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相信胜利的成果将是他们的补偿。但请仍然为他们祈祷，也为别的人祈祷。

    我全心祝福您。

    雷万桑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