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十 致传信部次长罗兰地

    此信写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五日，自巴黎。   

次长阁下：

    数日前。我们修会总会长的助理买哲神父通知我，他由我们的总会长派遣为代表，为在中国进行一次新的特殊视察，而且在四月二十日开始起程。

    我对于阁下，以子女率直的精神，很具信心地向您报告，贾神父很反对您的卑微仆人——我，而且大体上反对响应「夫至大」通牒所指示的活动；他毫不隐瞒这种敌对行为的动机，他的偏见就是，他以为这是一个合法的爱国主义；除此之外，他敌对的动机就是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件，尤其杜主教的调职，对遣使会，是个侮辱的「机会，或者是原因」……。

    这是他亲口讲的话，由这些话，我们最可敬爱的总会长神父，曾多次对我用的考验方法有点见使人难堪，并对我采取了例外的措施。

    因此有些很愿与我维持情感的同会会友，对我没有隐藏这视察使他们感到恐怖。这视察的意义，为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并且他们已经提前看出这视察的结论。

    几乎在我得到这些消息的同时．就是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文主教的回音，内容充满了深厚的同情心。这回信是答复我在罗马时由您所准许，写的那封信。但文主教在这信中，向我说，他没有收到传信部的通知，为此他还不敢主动地把我叫回去。也许这位善良而又爱好和平的主教，受到了某些同事的影响；文主教在元月十日的信中，已经向我说过：「我亲爱的，当我认清天主圣意的时候，我相信我不会怕这些人们；但是现在，关于您的问题，我自问什么是天主的圣意呢?许多人希望您回来，别人已准备全力反对您回来，并且您要回来的消息正传遍各处，某人已放出风声，如果这回来的消息是正确的，他就要给罗马拍电报，阻挡您回来」。

    最近仁慈的上主肯给我一个很甘饴的安慰。有位本笃会的傅神父，虽跟我分别了二十五年之久，仍然肯把我当做朋友，他当我不在的时候，来住在我们总会院。由于在不同的场合中听到人们谈论他的朋友，深受感动；于是他要求我们的总会长，诚实地告诉他，对于我这个人有何想法。总会长回答说：「首先最重要的是，雷神父在做司铎和做修会会士方面，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责备他的。其余的只是一些观点问题；……」这位傅神父听到了很高兴，为安慰我，他亲自把这些话报告给了我。

    在这段时间内，布尔什维克主义，用它的思想继续很快速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制造困扰。它的党徒出现在舆论前，好像只有他们持有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他们教唆这不幸的民族发觉这些社会难题。在他们旁，还有很大的群众，他们完全看出各事物的古老状态已到达一个可批评的地步，这古老状态已不能再保持完整。这广大群众，在面临人们向他们所宣讲的革命时，感到惊慌失措，而不知道天主教针对这些难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他们常在等待「喜讯」，这「真理」该以结合「新和旧」的方法。来解救他们……因为在这方面，如您所知道的，中国的教会却不谈论这些，教会在这个渴望救援和向往真理的民族前，保持静默。如果藉着日报和「圣言的职务」，努力去传播福音，有空前的大好机会，真是上智安排的最好时刻……在我眼前，又不停地出现了在中国的新闻及传达消息等的景像，虽然在这景像前我愿保持所有的镇定，但是，敬爱的主教，如果我向您承认实情，就请您原谅我吧，现在我五内如焚，我心痛欲碎，我灵魂在某些时间尝到临终的苦痛。所以有些灾祸要预防——大概还有时间；一个极大的幸福要谋求……现在还可以做到，明天将来得及吗?至少同他们有同样的比率（我以人的方式而言）

    主教，您肯以慈父的善心待我，致使我几乎不知不觉中敞开了心怀，吐露真言。我也冒然祈望您也以同样的慈爱来宽恕我。

    我这卑微的人，在求您的降福，我常是阁下亲近和服从的孩子。

九十一  致光主教

此信写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一日，自巴黎。

敬爱的主教：

我刚由穆乐神父处，得知主教大人您当选为外方传教会的第一任总会长。

主教，请您准许我。您孩子们中最末后的人，按地位是最末的，但论情感不是最后的，把自己卑微的祝贺。与那些已由各方向您呈致的祝贺，结合在一起。

主教，如果我跟您说，您这当选的消息令我们，我和汤神父，感到非常的喜乐，您不会怀疑我的坦诚。在我自私的想法中，我曾有些怕您这个新的职位会阻碍宗座代表的职位，我们大家多么愿望您能担任此一任务，但是现在好像看出两个职位并不互相冲突……从此，我毫无保留地，同外方传教会中，我可爱的「战友们」一起喜乐，并祝贺他们有这种幸福。

主教大人已经知道，我的罗马之行，尤其托您之福，曾蒙受天主多少祝福。我在罗马所接受的教训不容许我把在那里所有交往的详情和我的希望，报告给我的长上们，而那些教训加强我的希望，等待不久回到我那可爱的天津传教区；当我从总会长口中听到他禁止我回中国时，我非常悲伤而且感到惊奇——并听到，此外没有一位主教在他的教区中再收留我……：我当时回答说，为做或为不做这事，我完全在他的掌握中，并且回答说，他认为好的，他都可以做……但要办到这一切，并非没有某些内在的困难，主教大人您可推测到这点；所以我全心求您在可爱的吾主前记念我。

您的常知恩的孩子    雷鸣远

九十二  致贾神父，河北省沿海地区的传教士

此信写于一九二一手四月二十一日，自布鲁塞尔。

亲爱的好弟兄，真实的朋友：

愿吾主的恩宠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不记得我是否从罗马给您写过信，我也不记得在信上说了些什么；如果写过，那该确是一封充满希望的乐观信……（我的天主，这多么美好，只有双眼含着泪来想它……）从那时起，虽然有一些新的事故，但没有让这个乐观消灭，因为总会的敌对可惜为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人们对杜主教的调职不原谅我，有人把这调职看为修会的侮辱）；另一方面，罗马实实在在袒护我们，或者更好说，赖天之佑，我们确实同罗马站在一起——而罗马知道这事——使最末的结局不像是可疑的。所以，如果我们再有几天相逢的时间，善良而亲爱的朋友，我们坐在沧洲的这好炕上，品尝您的茶，而后一起吸着烟袋——一切像在以往的美好时光中——随后我可以很详细地向您述说这次可怀念的旅行，那时，而只有那时，您才能某种程度地知道「主是甘饴的」，而且五年或更多时间的苦痛，若与为中国的教会所换来的利益相比较，这些痛苦就不成比例。

…………………………………………………………………………

    我的弟兄，不提其它的事，我们成圣吧，我们越来越看清，「成圣」为所有的人是一切正当工作的基础。而其余别的事只是虚幻而已．现在，您愿意我跟您说出我在这方面所有的小小感想吗?我多次思量好天主不准许这过去的一切都枉然……想这些不可思议的痛苦不可能是无益的……罗马的规定使我在预感中坚信吾主为中国的教会，准备某些重大事件，但是，亲爱的朋友，为执行这件大事，比往常更需要完全遵行主旨的人……我们藉着祂恩宠的能力，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并设法为祂兴起很多别的圣人。

    「请问候我们每一位战斗伙伴」尤其最敬爱的杨神父……并在我的可爱致友前，代为致意。

                                 您在基督内永久忠实的雷鸣远

  九十三  致母亲

  信写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自巴黎。

  我极亲爱的母亲：

    今天又是我们跟可爱的父亲，在世上暂时痛苦分离的周年；亲爱的妈妈，我愿意跟您同心合意，在祈祷中和在忏悔中，共渡周年这一天。我们如此做，并非我们去世的可爱父亲需要这些，而是因为世上的所有推论并不禁止这一天是一个悲伤和服丧的日子，此外我们可爱的父亲将来可把这些祈祷转给他所喜爱的灵魂……

    我极亲爱的母亲，但请您别太悲伤。请您想起圣教会在殉道录中，用「诞生」一词来指示圣人们死亡的日期；如果爱能抗拒所有的自私，如果我们所爱的人们能幸福，我们就感到更大的安慰，您说，如果所有去世的那天是个服丧的，那么这周年也不该是个喜乐的日子……人生是多么悲惨，沿着漫长的道路，多少荆棘刺破了我们的脚，如果一旦终于离开这涕泣之谷，如果终于息止安所，如果终于面对面地享见爱情之源而拥有天主……那末这是灾祸吗?这就是上面所思量的，如果我不庆祝我，我庆祝可爱的父亲……他结束了他的旅程，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已在他「十字苦路」的尽头，他把您托付给圣略易。我也向您贺节，而且还是与我父亲结合在一起，以全部无法表达的爱，以全心全灵向您贺节。我们那位幸福的本笃会士（指二弟伯达），至少要在您左右。代表全家……父亲的离去，并不阻挡您在这一切事上感觉到好天主慈爱的手在牵引，并且使您慢慢经过我们的眼泪，享有他的快乐……

    本月二十六日，我领一些留学生经卢森堡田，为参加二十八日的大会。我也托入写信给Maredrst的学生们，希望他们也到那里去开会「……」

    再见，极亲爱的母亲；拖延很久才给您写这封信；您可想到我有很多工作……请为我代祷……尤其在今天，请为我祈求可爱的父亲。

                                              您的爱子万桑

九十四  致瓦内维教长

    此信写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自巴黎。

极敬爱的神父：

    赞美天主，由于汤作霖神父向我报告说他曾同您举行过会谈，我现在了解冰已解冻，以及你们互相尊重，是因为你们各持真理!一个月以前，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是否能去罗马参加天主教青年大会。比国天主教青年会的主任旨跟我说，他已写信给意大利公青会的主任，使他邀请我去，并且他还加上说，如果有位身居高位的教士，在邀请函上，能加上几个字，那就事情更好办，但时至今日，没有任何回答通知我，或许这邀请函直接寄给了我的上司们；如果是这样，我怀疑他们会赞同这事，因为最近有人还跟汤作霖神父说，向我这可怜小人物，提出一个有害于我的申诉，……每个罗马方面的新政治措施，使我的形势，在本修会前，更加恶化，——就如罗马对我的支持，在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敢做，而我反毫无防卫地，常处于……敌人的手下（噢，使我多么难于说出这个「敌」字，）每次更肯定他们是仇人……

    汤神父已了解，您的意见是叫我当时去见塞雷地次长，这是真的吗?「……」我能跟他谈些什么呢?谈中国主教们的问题吗?谈解决法国政府未必在那里见到的困难吗?——谈远东的政治吗?您在西方-闪光杂志上发表的那篇精彩的文章，对这问题，讲的那么好，（不能更好啦）……请您来一封简短的信，答复这些问题吧，「……」

    我在比国旅行期间，曾拜会迈谢枢机主教。您想不到他如何慈祥而又热诚地接待了我。就如这次会谈有了一个可能有后果的结论，我把它扼要地报告给您：

    枢机：您怎么还没有回中国呀！

    ——不幸，不…（我说明罗马改变态度的各种原因——罗马认为调查的人们，能够把调查的报告做的很好：枢机打断了我的话。）

    枢机：自然他们的回答，如同单独一个人说，您的回中国不是人们所想的！

    ——是的。

    枢机：罗马当时该有所期待。不幸的是由此罗马本身也不自由……您所遭遇的情况跟我所遭遇的相同——多少次呀，正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本人。（迈枢机亲切地向我述说他论争的某些详情，当时他还在鲁汶（注：创设「新多玛斯派」的哲学学院）并且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我很惊奇这些相似）——每次我能直接向罗马陈明我的案子时，我受到了很热情及很诚恳鼓励。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要从罗马起程时，相信诉讼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刚刚起程，反对的人们又来攻击：「是的，他是位卓越的司铎，很虔诚，又多么聪明呀……但是……他太急忙……他把自己的理想当做事实……他各处制造纷争……如果有人现在放手让他去做，他马上破坏一切，他有很多善意，而有点儿缺少判断力……于是一败涂地——又要从新开始。有时我收到了一些积极的语言和令人失望的语言……因此，该努力获得决定性的和不可挽回性的一些东西——毕竟为什么你没有起程呢?很筒单吗?

    ——因为那由我的上司们决定。他们这些人跟我说，他们不能让我回中国，因为没有一位主教需要我。

    枢机：那末文主教不接受您吗?他说什么?

    ——文主教说，邻近教区的各位主教反对的很激烈，使他不敢召我回天津，除非有传信部的一封信，而传信部把信隐藏起来。

枢机：（一段静默后）『什么是支持您回中国的动机呢?』

——一、新闻出版事业……或许就是最紧急的动机。

    二、现时是传播福音的最好机会。民众的意见分歧，但还没有让他们陷入深渊，就是有知识的领袖们愿意把他们推入的深渊。但谁跟我们说中国的人民将来还长久停留在怀疑状态中呢?终于有一天准许天主教人士开始传教的工作，那时候天主教人士面对一群已决定做无神主义者，做反神职主义者，并决计其一切后果……天主教人士已无地容身。这实在不是第一次，因我们的过错，我们迟到了……

    三、必须表现出一个「事实」，「言行」相符一致，这就是传信自三世纪以来没有跟我们兑现的「言语」必须实现，要记住的是「夫至大」通牒，虽然很隆重，但在这方面还不是很明确的凭据。假如罗马真的相信，从在这方面根本反对自己的那些人们，能够等待和希望实现圣座的计划，那末一切又都成了问题。对于通牒的前途，大家都在期望他的一些实际行动，譬如：祝圣一位或数位中国主教!在这段时间内，别的什么都不说，他们认为不可能——关于各项改革，在问卷中所强调的许多地方，都是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在等待着的，而一部份最热诚的欧洲神父也希望有一些更好的日子。我不谈中国神职，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夕……但是从那时起他们渡过了大约两年，这欺骗的两年是在一个无法解释的和令人难堪的等待中渡过的，仇敌方面已占了优势，每个月就像流水般逝去，使反对势力更形坐大，并使它对本身信心倍增。在很多实际忠于罗马命令的传教者，很多人对法令将来之成功失去信心，也不热切遵守规则，使他们的希望遭受更坏的抑制。那末为了所有的人和一切应办的事，似乎我回国可如愿以偿了。罗兰地次长跟我说过，不管我知道或不知道，我已成为一般现代思潮的代表（请阅：「罗马指南」，不多不少）实际上，只是为了这个，也就是凡反对这指南的人，也反对我回去中国；也就是为了这个，我的回去，为这案件可能是适宜的；在我还没有回去的这段期间内，他们感觉不到平静；这令人感到遗憾与否，乃是一个事实。所以请看我如何塑造我回去的形象，只要有我在天津，就可使所有气馁的人振奋起来；关于罗马的积极意向，足可以使他们安心。我在天津安静地重新开始我的工作。我这次回去，不能不说，是酝酿舆论为请一位中国主教来接替文主教（如罗马所许诺的）。而我奉献我的有生之年来协助这第一位中国主教……如果我不回去，或罗马以为不该坚持他的诺言，为结束天津事件中的恩怨（在一年之后，文主教离去时，重新要有重大危机……真不晓得请谁继他的职位……）或者罗马将委任一位中国主教：不幸地几乎可确信这位主教的本会会友，在其主教职上，给他制造很多的困难。这些外来的困扰与中国第一位主教的境遇原来的困难相连结在一起，这尝试冒着实施罗马计划的危机，注定了这些失笔。但是我相信我能答应他会成功——同样有人有类似的许诺——如果有我在他身旁。这一切似乎看来很冒险，我的语调恐怕很冒失……但是这最近十五年的环境创造了一个实在的局面，这事实与我无关。其余就是我向罗马说的：关于我回天津，我以为人们只能提出一个责问：就是怕我妄自把我的回国当作一种凯旋，由此使某些主教感到难堪，对这一点，我可回答这与我个人的品德有关，我正式承诺，我准备对这方面完全保证，完全不会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去做。至于天津的教友们，只一句话将足可劝阻他们；使他们畏惧他们若有行动可能再兴起一场争论，为了这争论他们已受够了苦，并可能招致一个人再度充军。（为了这个人回来，教友们曾付出了多少心血。）

    枢机：『请您把这一切，都给我赶快写出来，我把您的这一切报告，同我的一封信放在一起，我要立刻给王老松枢机寄去。」在我写信的时候，迈谢枢机回到他的房中，一刻钟以后又回来了，他给我读他的信，这信中主要内容是说：『我见了这位可怜的雷神父，他为了远离上主为他安排的工作岗位而憔悴，我很同情他，也非常喜爱他。我希望见到他立即起程，我并将我的这个意愿告知了他。他回答我说：我的总会长等待文主教的信，而文主教等待传信部的信……我以为更好是简化这一切拖延，不要更多理论和考虑，而要向他说：「您起程吧」。枢机阁下有这种能力，希望阁下向他说这话，或者阁下将这权力交给我，由我替阁下向他宣布这事』。

    迈谢枢机随后邀请我吃饭，同他单独地坐下，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告别时，枢机很慈祥地降福了我。

    虽然我不指望从枢机那里有个迅速而又决定性的措施，但我已将迈谢枢机当做来自天主的人一样看待；由于以上各理由，若罗马允许——但这可能吗?——在找到一只船以前，至少仍需等一个多月，这足够办好悬而未决的事情（我的中国奖学金）。……

                               您在基督内忠诚的仆人  雷鸣远

九十五  致瓦内维敦长

信写于一九二一手九月一日，自巴黎。

最敬爱的神父：

    今天就连同其它的信件一起随函给您寄上。我刚会晤了我的总会长，并在致枢机主教的信中谈到了这次的会晤，我跟您说，这次会谈很不顺利，（他自己评估这事吗?）——甚至这使我很受感动……哦，在某些时间内，在某些诱惑前，我的懦弱不迟疑地把这些诱惑确定为可怕的事。我多么剧烈地感觉到我心灵的懦弱无能，您无法想象到我所遭受到的这一切痛苦……所以求您怜悯我吧．并虔诚地为我祈求这良善而又甘饴的救世主吧，为使祂成为我的「耶稣」就是「救世主J．……我能有「坚持」到底的勇气吗?

    ……今天，又有一批本会弟兄，由贾神父护送，起程往中国

去了。

    ……只有这里我的可爱中国人给我一些安慰；这些教友和慕道者，虽然是「小小的一群」，但以他们的虔诚鼓励我。尤其这里有可爱的刘博纳，他现在生病，而他那种忍耐安命的精神使我害羞。

我不跟您多谈，我心情沉重，使我感到很大压力，甚至生理方面也如此。但愿天主协助我们!

    九十六  致母亲

    此信写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六日，自巴黎。   

亲爱的母亲：

    我立即收到传信部长写给迈谢枢机主教的信，迈谢枢机使我得知这信的内容如下：「枢机阁下八月十一日的信，我在瑞士这里刚刚收到了，感到很高兴。这位好雷神父完全值得您所给予的关怀。至于我，我不会忽视他；但枢机阁下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往往「很好」是「好」的仇敌，「很快」是「快」的仇敌。人不能常做所喜爱的事，而且有时做坏事比好事更多。好天主有祂的时间和祂的机会。阁下，请不要怀疑，我对这位好传教士很感兴趣，而当时机到来，我不怕采取行动。

    我托枢机阁下为我祈祷，并求您接纳我赞赏及热诚之情。』

    我在这信上。什么也没有加添……我心喜出望外，不胜感激，因此我愿马上把这事告诉您……迈谢枢机表示对我有十足的信心，肯把这亲笔函给我看，我求您，除了向雅德连及弥嘉以外，不要向别人说这事。

    赖天主助佑，我工作担负过重……我也许是在撒大网的前夕，把网到的很多中国留学生投向吾主的怀抱中……。

您这个孩子，爱您，并向您请求可爱父亲的祝福：父亲一定不远离这里所有的人。

    您的孩子

    万桑

九十七  致巴黎外方传教会沙主教主教

此信写于二年九月八日，自巴黎

主教：

    我刚为我的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我也愿意把一份呈报给主教阁下，这报告概括自我来巴黎后，为您的中国教友学生所做的一切。日前，不幸我把时间弄错了，而失去与主教阁下会晤的好机会；而现在我思忖一下，是否可以邀请您来……主教阁下那么好……

    主教，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是个中国夏令营，设于La Garenne-CoIombes仍的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洞穴附近。我们为了大学生们的权利，跟他们发生了争论，赖天主助佑，我们有些成绩，而他们并没有能够严重地损害我们的位置。但我的孩子们实在需要鼓励，他们的确受了不少苦，他们还没有受完他们的苦。噢，主教，如果您来看看我们，您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多大的快乐呢?您可以给他们做个简短精彩的演说，您可以降福他们，如果您愿意，甚至可举行圣体降福；因为我们被安置在一个中学里，我们有一个小圣堂。主教，我想象得到您很忙，但是如果您肯来，您可做很多的善行呀，无法估计您会给我多少欢乐……这也是件好事……到我们的MontatIemberst学校来比去M-eudon要容易的多，在圣拉静站乘火车——每十分钟一班——，在Asnieres仍站下车（仅有十分钟的旅程），走一百步直到圣德尼Saint-Denis）大道238 号。在这里可以见到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想看见他们可敬而又很可爱的牧人——他们要给您奉上一碗纯正的茶。……

    主教大人，请不要推辞您孩子们最纯心的要求。只希望您给我们订个日期，您喜欢在那天就那天，只要在本月十四日以前；我一有好消息，我就去邀请光主教。一……」

    我这很卑微的人常是您忠实和知恩的孩子。

                                                  雷鸣远

下面的一封信形成一个全部。这封信清楚地指出急躁、失望、安慰等交织的情绪，造就是雷神父当时在欧洲七年间的命运写照。第二封信始终没有寄给收信人，第三封信告诉我们没有寄出去的理由。

九十八  致王老松枢机主教

信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巴黎。

    虽然我是您孩子中最末的一个，然而我怀着依恃之心，来向阁下表达我最卑微的，但也最热诚的贺意，为庆祝将开始的新年，恳求一切恩惠的上主，使您满渥各种祝福于遥远传教区中荒凉的地区，尤其是您也很喜欢的这个可爱的中国地区……恕我冒昧地回忆到枢机阁下旨对传信部三百周年感到兴趣而特加重视，并允准适时接受建议，祝圣一位中国主教……

    随函附上的这封信，要向枢机阁下报告催促我写信的动机，我事先没有征求您的意见，就冒然寄去这信；因为正好一年以前，枢机阁下曾向我显示出您的希望是促使人派到我的传教区，从事一些工作，而现在这封信允许放弃这些工作。但自从一年以来，反对的势力只是在增加；关于我们修会的特别视察员到中国的事，据我所得到的消息，证实我在四月的信中，冒然向阁下所说出的那些可怕的事是真的，如果阁下以为愿该等待，直到获得关心我的那些位主教的同意，那末就好像我不能回中国，除非我服从文主教的条件。

我常是您在基督内最卑微，最服从和忠实的孩子。    雷鸣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