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真理的事业

在整个逃亡时期中，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投身于援助立陶宛受伤的、受迫害的教会这一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这个教会在各方面都遭受苏联人的诋毁。《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正在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将教会所受到的伤害公之于世，并呼吁所有人忠于真理和爱。因此，我尽可能地复制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和其他地下宗教文稿。

12年前，在审讯期间，我向克格勃少校维陶塔斯·皮莱里斯许诺，如果天主让我从古拉格回来，我将再次复制《纪事》。在天主的帮助下，我一直在履行这个诺言。我很高兴并感谢全能的天主，《纪事》的期数变得越来越多，接近100期。几年前，一位非常高尚的人向我许愿，希望我能够印出100期。这些高尚之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因为他们的意愿正符合天主的旨意，这意愿包括每个人的真正幸福。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有机会去见那些明显处于克格勃的关注之下，不断遭受监视的人。这些年有许多惊险的时刻，而在所有的惊险时刻中，无知的我总能在至善天父的手中转危为安。一切事都变得顺利起来。以下是我的逃亡生活的一些片段：

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些熟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将地下文稿送去，我知道他们受到克格勃的特别监视。他们的公寓和电话都被安装了窃听器，他们的家经常被搜查，克格勃时常审讯他们，并威胁要收拾他们；他们的邻居，克格勃的线人，一直在监视着进出他们公寓的每个人——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完整的恐怖系统。

当我去见他们时，我几乎一言不发；我会把想告诉他们的每件事都写下来，这样克格勃的“耳朵”就不会听到。我们过去只用书面形式交谈。克格勃知道，这是唯一不被他们监控的真正方法。每个人都应该牢记这一点！最好是谨言慎行，以免帮了克格勃的忙。不言而喻，人们应该立即擦掉自己写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把纸弄湿并擦拭它，写下的东西就会褪色，要是有排水管，你就把它冲走。

尼约勒和朋友在家中碰面

去见那些熟人时，我会努力乔装打扮，不过在离开时总是看起来和我进去时一样。但这一次，当我准备离开时，我不自觉地戴上了我带来的假发——这假发曾经大大改变了我的外表，并戴上了围巾，但我进来时戴的是贝雷帽。当时是深夜，周围没有人。我们乘电梯下楼。走廊里一片漆黑。我离开电梯后，还得走一段楼梯到出口。我看到在楼梯脚下和门口站着两个貌似歹徒的人，其中一个正在台阶上磨着一把长刀，而且他们两个都在观察我。

我无法逃跑。我甚至没有停顿，平静地朝他们走去，没有理会他们，好像我没有看到他们一样。我来到了门前。现在，他们就在我身后了，就在门的旁边。幸运的是，门没有开启。我的内心是平静的，在那样的时刻，只有至善的天主才能赐予这种平静。我突然想到：“大不了捅死我吧！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感谢天主！”

稍微迟疑了一下，我把门打开，没有朝他们转身就出去了。离开后我才意识到，那些人可能一直在等着戴贝雷帽的我出来，就像我进公寓时穿戴的那样。克格勃经常收买杀人犯来伤害或杀害他们所迫害的人，但天主的道路不是人的道路！

还有一次，我准备去见其他一些有地下文稿的熟人。他们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但比上件事中的人少。当我到达朋友们居住的城市时，我突然想到，我需要交通工具去拜访其他人。交通工具在等着我，我一到站便转去了别的地方。后来，我得知恰在那时，警察在我原先的目的地搜寻我，他们询问了我的朋友，要求他们说出有关我的事。天主帮助了我，启发我去往别处。我从心底里感谢祂。

不止一次，在天主的帮助下，我得以从克格勃的眼皮底下溜出来。有一次，当我去看一些被克格勃迫害的朋友时，他们的邻居——克格勃的线人——在走廊里看到了我，对我起了疑心，于是立即召集了警察。他们乘车来到院子里，但我得以伪装自己，躲过了他们。还有一次，我突然想要立即离开我的公寓。我刚一出门，警察就来检查居民的证件——他们几十年来都没来检查过。

尼约勒和她的伙伴们

还有一次，当我前往其它一些我曾经过夜的地方时，我看到两个警察站在一条小街上。我经常遇到或看到警察站着或闲逛，但这一次，我清楚地明白，他们在等我。我没有去公寓，而是不露声色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在等我——他们向房客询问我的情况，但那时我已经走远了。我感谢大家的祈祷。我可怜的“弟兄”们——克格勃和警察——在我这里遭受了多少挫折！让我们祈祷，让他们在搜寻我的过程中能寻见并爱上我们所有人的至善天父。

与此同时，我哥哥的庭审即将来临，我去莫斯科为我哥哥找律师。不幸的是，这里所有的人都害怕克格勃，我无法找到律师。我记得在莫斯科有一位德意志天主教徒眼科医生弗里德里希·约瑟夫·哈斯的坟墓，他为最不幸的人服务了51年，用他温暖的心给他们以无私的爱。谢尔盖·哲鲁德科夫（Sergei Zheludkov）是一位记忆力很好的俄罗斯神职人员，他在西伯利亚给我写过关于哈斯的信。我去了原德意志人公墓，在哈斯的墓前祈祷。尽管他已经在1853年息止安所，但他的坟墓上仍有鲜花盛开。爱是不会死的！路人经常会停下来在他的墓前祈祷。我正是为了哥哥的案子来向这位爱的巨人许愿。

“你在世的时候，完全把自己献给了囚犯、病人和受压迫的人。如今你在主的光荣之中，能够做得更多。求你支援和保护我的哥哥！”

我知道，他不会抛弃我哥哥。唉，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忘记那些最能帮助我们的人——那些生活在天国的人。我从未感到失望。后来，我与我嫂子通了电话，得知庭审将在1987年5月24日举行，当天正是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哈斯为我哥哥争取到了最好的辩护人——圣母玛利亚！我十分欢喜，不胜感激。

我感谢哈斯回应了我的祈求，然后穿过公园，走向一座东正教堂，我本应在那里与朋友碰面。一个人沿着小路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时，他放慢了脚步，停了下来，带着一丝惊讶，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是个有着深色头发的女人，没有经过任何伪装。我刚走过他身边，他就转过身来，开始跟着我。

我加快了步伐，他也如此。我一边想：“他肯定还没有认出我？但愿我能有时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等我，也让他们不要为此感到不快”，一边赶紧朝教堂走去。感谢天主，教堂里到处都是人，礼仪正在进行。我混在人群中，穿戴上我随身携带的围巾和毛衣。我还来得及警告我的朋友。我自己则站在靠近侧门的一侧，那里有一些低矮的长椅，上面坐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女士。

教堂里挤满了参礼的人。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两个年轻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教堂里的每个人。显然，他们正在找人。我将自己交托给天主的旨意。“好吧！（Fiat！）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我面前有一幅弗拉基米尔圣母的圣像。我突然想到：“如果他们今天没能逮捕我，那就意味着圣母要我记录下我的回忆。”

那两人缓步走过来，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一张脸。在那一刻，坐在我身后的一位矮小的老太太起身准备离开，我在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坐在其他几个老太太旁边的矮凳上。我低下头，把围巾拉到额头上；矮小老太太的角色扮演已经不止一次救过我。无论如何，这些年轻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坐在墙边的矮小老太太，因为在东正教堂里，只有十分年迈的人和病人才会坐着。长椅不多，座位在礼仪开始前就被占了。

当礼仪结束，人们开始散去的时候，我没有放松警惕。我帮助坐在我旁边的矮小老太太站起身来，并且陪着她，和一群人一起从侧门离开。一进入教堂院子，我就直接沿着教堂的墙走，弯着腰，向一位矮小老太太搭话。我把她带上一辆公共汽车，陪她坐下。

我们走的路线与我来时的路线不同，我没有看到我的“尾巴”，即那个侦探。到家后，我立即坐下来开始记录我的回忆，当我遇到当时在教堂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克格勃如此明目张胆地审视人们，他们非常担心我会被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