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争的开始

在学校里，老师们给我和我哥哥施加压力，要我们加入少先队，后来又要我们加入共青团。他们经常让我在教职工室呆到半夜，入党积极分子乌巴格维丘斯（Ubagevičius）试图用手枪强迫我哥哥和其他学生向共青团写申请书。由于我们没有屈从于逼迫，他们把我们赶出了学校。

我母亲被传唤到学校，她对校方的人说：“如果只允许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上学，我的孩子就不去上学了。成长为正派的人比完成学业更好。他们不会成为伪君子和妥协者！”

两周后，老师们亲自邀请我们回学校。母亲的坚韧不拔成功保卫了我们。唉，在那些时日，有多少母亲不敢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啊！

我在学校的时候，特别喜欢运动。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排球和乒乓球队，并参加了田径比赛。这使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因为我们是在斯文托吉河畔长大的，所以我们经常游泳到深秋。

在每个周日和教会节日，全家人都会参加弥撒圣祭，并且聆听讲道。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的牧者——文森塔斯·阿劳斯卡斯（Vincentas Arlauskas）神父的讲道，他在我心中留下了圣人般的印象。他准确地将战斗无神论者比作克雷洛夫（Krilov）[1]故事中橡树下的猪。（这头猪吃饱了从橡树上掉到泥里的橡子，开始在橡树周围刨食。他不知道将自己的鼻子从泥中抬起来，看看橡子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无神论者的境况便是如此。他们利用天主给他们的所有礼物：智力、健康、本性所受的赐福，却想摆脱赐予这些礼物的天主。然而，就像猪无法将橡树连根拔起，只能用鼻子对着树根刨出血，可怜的无神论者也是如此......）

愿主赐予文森塔斯神父永福，因为他在与无神论瘟疫的斗争中做了高尚的工作。我曾经很认真地聆听他的讲道，他与我父母的谈话帮助我未迷失在无神论教育的黑暗中。我曾经非常喜欢在清晨的弥撒中念诵《圣母经》。我从未错过周日的弥撒，即便在其他城市里亦是如此。我很感激我那圣人般的父母培养了我的自觉性。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跪下来共同祈祷，这些祈祷多是由父亲带领。在五月期间，我经常在我的房间里摆放一些类似小祭台的东西。我们用鲜花来装饰圣母的圣像，甚至邻居也会来和我们一起祈祷。

座堂区府彼特拉斯·劳达（Canon Petras Raudà）——愿主赐予他永福——将我们的家庭庄严地奉献给耶稣圣心。他还为我父母的圣若瑟式婚姻祝福。母亲患有骨关节结核病，不能生育了，所以她和父亲同意像兄妹一样生活。他们的余生都是这样度过的。父亲非常尊重我的母亲，也很爱他的家人。他的坚忍、勤奋、自我牺牲和乐观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无言教诲。

从战争年代开始，有一次圣母拯救了他的生命后，他每天都会背诵十五分钟的玫瑰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战争期间，我们发现自己邻近前线。苏联士兵抢走了父亲放在房子边上的自行车。他追上他们，试图说服他们他是多么需要这辆自行车，要求他们归还。士兵们愤怒地宣称他是个“匪徒”，他们妄图在一簇灌木丛后当场射杀他。父亲把自己托付给圣母玛利亚，请求她的帮助，并许诺每天念诵15分钟的玫瑰经以感谢她。他不是为自己而害怕，而是为了我们。

就在这时，一位军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向士兵们询问我父亲的情况。接着他要求查看我父亲的证件，然后确信他没有任何罪过，便释放了他。直到去世，父亲一直遵守他的承诺，为了感谢圣母，他每天都要完整地念诵玫瑰经。

他富有灵性，像个司铎。甚至阿尼克什奇艾的共产党人也常说：“我们晓得约纳斯·萨杜纳斯是个司铎。但他怎么会有妻子和儿女呢？”

我的母亲也像个圣人。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天主，并为我奉献出她的病痛，这样一来，性情活泼的我就不会误入歧途。我全心全意地感谢天主赐给我圣人般的父母！我的父亲，通过他的祈祷和牺牲，为他的孩子获取了天主的恩宠。我非常明白，如果有我的双亲这样的父母，就没有一个人会在苏联谬误的暗夜里走上邪路。所以，天主给一个人的越多，就会对这个人提越多的要求。愿至善的天主垂怜我！

1953年，我哥哥完成了初中学业，同年，进入立陶宛农业学院农学系学习。1958年，他从该学院毕业，获得了科学农学士的学位。

1955年，我在阿尼克什奇艾的约纳斯·比留纳斯（Jonas Biliūnas） 中学毕业。问题来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幸福之光，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当我拿到初中毕业证书时，父亲对我说：“尼约勒，记住，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好名声和面包来生活，但比什么都更必要的是对天主的信仰。我愿意放弃一切别的东西，死在监狱或西伯利亚，但我不会在哪怕一个人面前否认我对天主的信仰，因为这是天主给人的最大恩赐。”

这些话语仍然在我耳边回响，而且愈发清晰，因为它们已被我父母一生的芳表所证实了。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期间，我的父母曾经在每个周日和教会节日的弥撒圣祭中协助礼仪，领受圣体。他们的祈祷得多好啊——几乎沉浸在天主的怀抱中。有好多次，苏联官员威胁要解除父亲的职务，原因是他公然参加教会活动。“那我就去当一个普通工人好了。"父亲曾经平静地说。他信赖天主，天主也保护了我们的家庭。

所有善良的人都敬爱父亲，他的同事，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对他坚韧的性格印象深刻。他连续两届当选阿尼克什奇艾地区的人民代表。共产党人常说，村民们不听他们的话，不信任他们，但每当父亲发言，村民们就信任他。父亲关心如何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他允许人们拥有更大的土地，饲养更多的牲畜。他知道如何以良好的幽默感来承受一切攻击，如此一来，甚至连他的敌人也服他的气。

中学毕业时，我有机会进入体育学院，成为一名教师或教练。但这意味着放弃宗教活动，变成人们眼中的伪善者，因为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成为苏联教师。不，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天主是每个人的幸福之源，没有祂，生活中就没有真正的幸福。自那时起，我后三十二年的生活为这个真理做了见证。对于我在年轻时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也非常感谢遭流放的尤利约纳斯·斯捷波纳维丘斯主教（Bishop Julijonas Steponavičius）、圣人般的司铎们和布隆涅·基比凯特（Bronė Kibickaitė）。

布隆涅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并在同一所学校上学。1956年7月26日，在圣亚纳瞻礼期间，尤利约纳斯·斯捷波纳维丘斯主教主持了坚振圣事。布隆涅要求我做她的坚振担保人。我同意了。在授予圣事之前，斯捷波纳维丘斯主教生动地解释说，领受坚振的人应该有意识地准备接受圣神。我觉得自己非常缺乏天主的恩宠，于是请求布隆涅从圣神那里把她的恩赐分一半出来。她同意了。

就在坚振圣事之后，我们都感到了内心的动荡，对生命的目的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感到非常幸福。一直到深夜，我们一起走过阿尼克什奇艾的林地，对圣神的奇妙工作感到惊奇。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们都找到了幸福之光。我们的心只属于永存的天主！只有天主才是我们的全部。只有天主是每个人的目标，也是幸福的巨大源泉。

甚至母亲也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突然变化，以为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游戏。母亲喜欢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她担心这是我的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游戏。她用祈祷和祝福支持我。我对父母的一切无比感激。为了我的缘故，他们后来不得不经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在苏联《真理报》（共青团版）上，一位社论作者哀叹：显然，我的父亲把我这个聪明有活力的、快乐的运动员关进了修道院。

阿尼克什奇艾地区立陶宛共产党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卢科塞维丘斯（Lukosevicius）不止一次地责备我父亲，并派人找我。当我和父亲去见他时，他就责骂和训斥起父亲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告诫他说，作为父亲的晚辈，他没有权利这样嚷嚷和训斥。“这种胡扯实在是不要脸，说的好像在二十世纪，父母还能把一个精力旺盛的十八岁女孩关在某个地方。毕竟你清楚得很，要是你试图监禁我，我就会从最小的口子跑出去......请不要再恐吓我父亲了！”

我在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和父母住在一起，那些战斗无神论者消停了。这些可怜的东西不知道，他们无力夺走天主的恩宠，世上不存在这种能力。我协助父亲的工作，他刚做过疝气手术，提不起什么重物。母亲是个患有椎间盘畸形的残疾人，她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她总是十分坚忍和开朗。在父亲的60岁生日时，他的同事和站长都向他表示祝贺。以下是1959年9月11日埃尔莫宁凯实验站站长的第141号命令的引文：

“致高级研究员，尤扎斯之子约纳斯·萨杜纳斯同志，在他60岁生日之际，感谢他在埃尔莫宁凯实验站多年来的认真工作，对于他的成果，我表示感谢，愿他健康，并在将来漫长的时日继续他富有成效的劳动。”该文件由站长安塔纳斯·普奥兹乌卡斯（Antanas Puodziukas）签署。

不到一个月后，另一项命令从苏联“内部”传来，这并非没有来自克格勃的压力。这是1959年10月8日立陶宛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第170号命令：“经决定于1959年10月15日终止埃尔莫宁凯实验站高级研究员约纳斯·萨杜纳斯的职务，因为他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是由帕斯瓦利斯立陶宛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彼特拉斯·瓦西诺斯卡斯（Petras Vasinauskas）签署的。

对父亲来说，这是个令人不快的打击。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但他没有自怨自艾。他知道如何默默地、坚忍地承受生活中的一切打击。这只会让他高贵的灵魂更加光彩夺目。

当他们强迫父亲退休时，我正在维尔纽斯生活和工作。我找不到房间给我父母租住，便在维尔纽斯城外七公里处的里斯（Riese）找到一套公寓。为了让他们在我的名下住在那里，我在卡利纳（Kalina）的医院里找到了工作。然后父母来和我同住，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起。父亲在每个周日和平日的弥撒圣祭中愉快地服务于祭台。为此，他又一次引起了当局的愤怒。

官僚们责备他，并威胁要收走他的养老金，他们说一个前科学工作者在教堂里服务是令人难堪的。对此，父亲回答说，他们可以把养老金拿去，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在祭台上与司铎一起服务更光荣了，“我配不上这样的光荣....”

看到他没有屈服于威胁，他们把养老金留给了他，并且再没有威胁过他。

终其一生，父亲都在祈求天主允许他像十字架上的善盗一样痛苦地死去，只是为了死后能立即去主身边。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1963年4月28日，在去教堂的路上，他被一辆卡车碾过。他的头骨骨折，膝盖粉碎，肝脏碎裂。整整一天，他都在维尔纽斯第一医院十分坚忍地承受着痛苦，祈祷并做了临终忏悔。4月29日上午11:00，他在主内安息了。

他的面庞焕发出平安和喜乐。他的朋友们说，即便在世时，他也从未像躺在棺材里时那样俊美。他在六十三岁时离世。在主内逝去的人是有福的。愿他们在主赐予的喜乐之中得享永恒的安息。1963年5月1日，我们将他安葬在里斯的公墓。

在1963年4月29日去世的约纳斯·萨杜纳斯的守灵仪式（上图），从右到左是尼约勒、她的母亲维罗尼卡和她的哥哥约纳斯。1963年5月1日，三人在他的墓地出席了葬礼（下图）

[1] 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诗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