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漫无尽头的苦难
在他去世的那年，父亲一直在安排将我的外祖母从西伯利亚接回家。苏联占领军曾把我的外祖父母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阿尔泰（Altay）。他们的祖辈是农奴，和大多数立陶宛人一样非常勤劳。在立陶宛独立的年代，我的外公从银行获得了一笔贷款，和其他一些农民一起，在拍卖会上从一个已经破产的波兰贵族的遗产中购得一块农田。外祖父和他的孩子们自力建了一个家，像蚂蚁一样从早忙到晚。他们非常虔诚和正直。曾经在农忙季节为我外祖父母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就像大家的亲生父母。大家共用一张桌子，吃同样的食物，一起工作，而且工资非常丰厚。“以前我们一天的工资比他们在公社农场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一位妇女含着泪对我说，“对我来说，他们比我亲生父亲还要好...”那位妇女现在仍住在斯维达赛（Svedasai）。
1953年，伊尔库茨克的一场为立陶宛流放者举行的葬礼
他们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西伯利亚都敬爱我的外祖父母。西伯利亚人曾以为尤扎帕斯外公是一位神职人员：我们经常一起祈祷，他会解释各种问题，人们也常来向他讨教。我的外祖父去世后被埋葬在阿勒泰市。在他的坟墓上，他们竖起了一个白桦木制成的十字架。愿他在主赐予的喜乐之中安息，因为他从心里宽恕了每一个有愧于他的人。
1963年，亲戚们把外婆卡罗琳娜（Karolina）接回了立陶宛。有一段时间，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住在维尔纽斯的瓦尔舒沃斯12-1（Varšuvos 13-1，紧挨着里斯公墓）。我们租了一间公寓，包含一个半间地下室、一个没有暖气的潮湿房间和一个厨房，就住在里面。母亲十分敬爱祖母。母亲本来就有一身的病，在1964年，她在受寒后又感染了类风湿关节炎。她病得很重，经常大汗淋漓。她的手和脚的关节病变成了畸形，在床上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
公寓的状况很差，尽管母亲属于一级残疾，有优先权，我们还是等了合作公寓五年多之久。有一次，几位来自国外的访客来看望母亲，他们对我们住在如此糟糕的地方里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敢进入厨房。他们说：“在我们的家乡，哪怕是黑人的公寓也比这更好。”[1]
1964年,26岁的尼约勒·萨杜奈特 |
有一次，我的表姐来拜访我们，她看到我们悲惨的生活条件，提出要把祖母接到她那里住。她一家五口和她的父母，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整栋框架房。我们被告知，那一年我们无法得到合作公寓，所以我们和外祖母分开了，认为她和她的其他女儿和孙女在一起会更好。在那里，她会有一个私人的、温暖的房间。过了一段时间，外祖母生病了。我的表弟和表妹体贴地照顾她，但她疲惫的身体再也无法抵抗疾病，外祖母在
母亲没能参加葬礼，因为她自己也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
经过多方努力，1969年12月23日，我们在拉兹狄莱（Lazdynai）的Architektu 27-2获得了一套合作公寓。合作公寓的贷款几乎全是由我哥哥提供的，他从1968年起就在不同的地方担任高级农艺师。他独自生活，省吃俭用，非常爱母亲，并尽其所能获得了一套公寓。
在沃克实验站（Experimental Station of Voke）担任高级农艺师时，他感冒了，医生不准他在田里工作。因此，1971年，他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农业部获得了高级农艺师-经济师的职称。他们在公寓里给他分配了一个房间，与我们和母亲同住。就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
一直以来，我干着普通工厂工人的活儿，并且照顾着母亲。母亲没能在新公寓里享福多久。六个月后，1970年6月16日，她在主内安息了，年仅五十四岁。她向主祈求一个轻松的解脱，并得到了应允。母亲这一生，自二十三岁起就一直身患重病，但她去主身边时没有痛苦。据治疗她的辛瓦克医生（Doctor L. Sinvak）说，她死于结核性脑膜炎。母亲知道如何受苦，如何去爱。无论何时，她都对天主心存感激。
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布隆涅·基比凯特与我和哥哥一起在母亲的床前祈祷，并帮助准备家母的停灵，她很想至少能瞅一眼家母如今所在的地方。那天晚上，当我们都上床睡觉时，布隆涅听到了美妙的音乐和她从未听过的歌声。她在床上坐起来，音乐和歌声就停止了。她一躺下，音乐又响了起来。这种情况发生了三次。布隆涅告诉我：“你母亲在天堂里。我没能看见她，但我确实听到他们在天堂歌唱得极为动听……”
我们把她安葬在里斯。
在维尔纽斯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工作后，我完成了护士学校的学业，并在维尔纽斯的儿童之家工作，他们在那里把弃儿和孤儿养到三岁。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多么需要一个好母亲的爱呀！此外，我还要去照顾母亲求学时的驻校
劳达神父宽恕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并为每一个人祈祷。他有着坚忍的性格，知道自己患了胃癌，而且永远不会康复，但他总是平静和达观的。他谦卑地祈祷：“哪怕我会死在世上最遥远的一隅，主啊，只要让我与你永远在一起就好！”
在这张拍摄于1973年的照片中，尼约勒·萨杜奈特在彼特拉斯·劳达神父长期患病期间为他提供护理。直到神父于1974年去世，她一直看护着他。
当劳达神父从前的学生——现在负责他的医生，看到他如此憔悴而流泪时，他微笑着说：“你应当欢喜，而不要哭泣。当你让你的孩子去乡下的爷爷奶奶那里度假时，你会高兴他们能得到休息。我正准备去咱们大家的好天父那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哭，但要欢喜！”
直到去世，劳达神父都能够鼓舞他人，也能安慰他们。尽管他受了很多苦，但他拒用任何镇静剂，忍受所有的病痛。他特别为立陶宛的司铎们祈祷，他非常爱他们，每天他还要为俄罗斯祈祷。他对每个人最微小的服务都心存感激。我曾经想了解，一个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的人怎么会在意他人，而且至死都在关心他们的福祉。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人才能以这种方式去生活和赴死。
1974年3月7日，彼特拉斯·劳达神父在主的怀里睡着了。愿他在主赐予的喜乐中永远安息。
我的嫂子玛丽特也遭受过许多苦难。1948年，13岁的她和父母以及大她三岁的姐姐一起被流放。为了什么？他们家住在马里扬泊列区（Marijampolė），在距加尔瓦里亚镇（Kalvarija）三公里的奥丽亚湖（Lake Oreja）畔。有一天，下着非常大的雨，三个路过的游击队员在他们的谷仓里停下来避雨。有人看到并上报了此事。随即，非正规兵出现了，他们杀死了游击队员，然后抓走了玛丽特全家。他们毒打她的父亲，对他施以酷刑，先把他关在监狱里，后来把他单独送到集中营。他在受尽折磨后去世了。愿他在天主的怀抱内得享安息！
在距伊尔库茨克不远的西伯利亚林区，年仅13岁的玛丽特每次都要提着两桶树液去采集点。每个人都饱受饥寒之苦。她的母亲的腿瘫痪了。后来，玛丽特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在伊尔库茨克完成了护理学校的学业，并于1958年回到立陶宛，完成了考纳斯医学研究所的函授课程。如今她在综合医院担任眼科医生。由于玛丽特自小就见证了深重的苦难，她现在能够同情所有受苦的人，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病人们十分喜欢和感激她。愿天主助她为人们行更多的善事。
[1] 黑人在美国的二等公民身份是苏联宣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英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