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罪行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干的是极琐碎的活儿，有文员和工厂的工作，所以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教堂和祈祷。但在1970年，我在维尔纽斯大学物理和数学系的计算机中心工作，职称是高级工程师，职责是打字员，每月收入约100卢布。但我不得不离开这个职位，因为大学校长把我叫去，对我说如果我不辞职，将对他不利。我不想让他受苦，所以我起草了辞呈，他们“应我要求”终止了我的工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0年，当安塔纳斯·谢什凯维丘斯（Antanas Šeškevičius）神父因给儿童上慕道班而被提起刑事诉讼时，我为他聘请了一名律师。但同情和帮助那些被克格勃迫害的人，就会让自己成为克格勃的目标。

1970年9月7日和8日，谢什凯维丘斯神父的审判在莫勒泰（Molėtai）举行。当我们在审判的第一天进入法庭时，我们看到所有的座位都已经被克格勃特工、莫勒泰警察和几个化着浓妆的妇女占据。证人、司铎的朋友和熟人，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法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得不站着。

庭审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6点。在证人中，有一些大家庭的年迈母亲们，她们因集体农庄的农活而疲惫不堪，包括一位正在腹部手术后恢复的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位缺一条腿的老兵。当我向在座的年轻人建议，他们应该让这些疲惫的母亲和残疾人有一个座位时，他们愤怒地反驳道：“如果他们累了，就让他们出去......没人让他们留在这里......”这些可怜的人不明白，所有这些人都是被带到这里来的，并且是由于对司铎的爱和敬意而被留在这里。年轻人们无聊地翻阅报纸，互相交谈，对庭审毫不关心，同时冷嘲热讽那些对司铎的命运感到悲伤和担忧的信徒们。

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审现场的是大约17个七至十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甚至在庭审前，孩子们就受到了杜宾盖小学（Dubingiai Primary School）校长和几名契卡人员[1]的威胁。他们推搡甚至殴打孩子，逼迫他们在已编辑好的声明上签字，声称“在教堂里，司铎向孩子们传讲宗教”。在17人中，只有4人签字，但即使这4人在庭审期间也表示，他们是在胁迫下签字的，甚至不了解声明的内容。

所有的证人，包括孩子们，在出庭作证之前都是相互隔离的。官员们以各种方式恐吓和威胁孩子们和父母，要求他们证明司铎曾向孩子们传授宗教。然而，家长们都证明他们自己或近亲曾向孩子们传讲宗教，司铎只是测试了他们的知识。因此，他们要求把他们这些父母而不是司铎送进监狱。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们。

法官逐一传唤儿童证人，告诉他们：“你们学习宗教是件好事。学习是必要的。我自己也学习了。无论如何，司铎向你们传授过宗教，不是吗？”孩子们非常害怕，很多人都哭了，但他们都回答说不是司铎教他们的，而是他们的母亲、父亲或祖母。

庭审之后，四个孩子得了重病。发烧、哭泣、坐立不安，他们喊着说他们害怕警察。

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后，谢什凯维丘斯神父在晚上举行了弥撒圣祭，哭泣的教友们参加了弥撒。在讲道中，他要求所有教友按照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榜样，用爱和祈祷来回应仇恨和不公。跪在十字架下，孩子们感谢天主帮助他们不惧怕官员的威胁，在法庭上说出全部真相。

庭审的第二天，获准进入法庭的人更少了，只有官员被安排了座位。他们废除了司祭作证的权利。法庭刚刚休庭，两名警察就冲了进来，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将在场的唯一一名证人押出了法庭。紧接着，莫勒泰警察的助理队长塔莫修纳斯（Tamosiunas）进入房间，站在门口的契卡人员指着我说：“抓住她。”

塔莫修纳斯抓住我的手，我挣脱了，但两个警察窜上前来，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将我从法庭上带走。他们让我们两人坐在一辆汽车上，塔莫修纳斯把我们押到一所警察局。警察们开玩笑说，他们提前计划好了，把我们中的两人强行从法庭上押走，以便吓唬其他所有人。

另一位被拘留的妇女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最近做了腹部手术，她的第三个女儿小特蕾莎在前一天的法庭上受到惊吓后，病得很重。我向警察队长解释了这一切，要求他释放她，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罪犯”。他嘲笑我，但半小时后，他把这个女人送上了开往集体农场的巴士，命令司机不要让她在途中下车，以免她回到庭审现场。这名妇女脸色非常苍白，吓得哭了起来。

庭审结束后，司铎被押到维尔纽斯的卢基什基艾（Lukiškiai）监狱，塔莫修纳斯回到警察总部，向我吹嘘说：“我们判了司铎一年的苦役，”塔莫修纳斯解释说，他们拘留我是因为他们想法庭保持和气和安静。然而在法庭上，并没有人引发骚乱，法官一次也没有警告过我。

当塔莫修纳斯开始取笑信仰时，我告诉他，你不能取笑你不熟悉的东西。塔莫修纳斯回答说：“你对宗教问题很有研究，但拉考斯卡斯（Ragauskas）[2]比你更聪明。你读过他写的东西吗？”

“是的，我读过他的书，但在死前，他对自己写的这些东西感到后悔，并叫来了一位司铎，但有两个契卡人员守在他的病房门口，不允许任何访客进入。医院人员听到了他如何大声祈祷，唱诵《求主垂怜》（Miserere）和其他表明悔罪的圣咏。”

塔莫修纳斯很惊讶，想了一会儿后说：“拉考斯卡斯在死前祈祷，是因为他已经老糊涂了”。

我惊讶地问道：“就在拉考斯卡斯去世前几个月，共和国报上刊登了他署名的一篇文章。他们不会刊登老年作家的文章，对吧？拉考斯卡斯当时只有60岁。他患有腹腔癌，不可能在写完文章后的两个月内就老糊涂了。”

塔莫修纳斯没有回答，而是转移了话题。因此，他是掌权的无神论者中（当着所有那些警察的面）第一个公开见证曾经的司铎约纳斯·拉考斯卡斯在曾死前祈祷的人。愿主垂怜他的灵魂。

之后，塔莫修纳斯把我的钱包和国内护照还给了我，他在护送我离开法庭时拿走了这些东西，首先在护照上为维尔纽斯克格勃做了一个记号。我已经准备离开了，突然门开了，莫勒泰克格勃的头子醉醺醺地跌进房间。看到我，他急忙走近，用拳头敲打桌子，喊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为他辩护？他是你的什么人？你知道他身上有命案吗？"

他是如此恼火，以至于在喊叫的时候，他的唾沫星子飞向四面八方。原本在房间里的警察们都溜到了一边。我平静地对他解释说，我已故的母亲和谢什凯维丘斯神父曾一起在比尔扎伊中学（Biržai High School）读书，所以她很了解他，并且一直敬重他。而我也敬重所有的神父。

他继续嚷嚷着说他知道我的一切，他有我和神父谈话的录音，等等。

“我对你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我回答。过了一会儿，当我继续平静地回答他时，克格勃负责人安静了下来。但到了半夜，他们才把我从警察局里放出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些没有信仰和爱的人是多么的不幸。我看到谢什凯维丘斯神父以爱接纳了痛苦——遭受监禁，我的心灵和良知受了触动。但愿有更多的人决意与基督一起走哥耳哥达之路，与祂同死。

[1] 契卡人员：对克格勃特工的另一种称呼，来自契卡——克格勃的前称。

[2] 约纳斯·拉考斯卡斯（1907-1967），立陶宛宣传家、翻译家、教育家，曾是一位神父，后成为无神论的鼓吹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