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约勒·萨杜奈特访谈录（2006年）

译 者 按：本文取自尼约勒·萨杜奈特为影片《琥珀海岸的红色恐怖》所作的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她简要描述了自己在苏联时代的个人经历以及立陶宛人的受迫害情况，最后还讲到了对独立后立陶宛的看法与展望。我特别将这篇访谈录译出，作为《古拉格的光芒》一书的补充和总结。下文以I代称采访者，以N代称受访者。

采 访 者：David O'Rourke，OP

采访时间：2006年

采访地点：原维尔纽斯克格勃监狱（现为维尔纽斯博物馆的一部分）

视频与采访稿来源：

https://tatraproject.org/educational-resources/lithuanian-partisan-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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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是菲利琪娅·尼约勒·萨杜奈特，于1938年7月22日出生在考纳斯，在多特努瓦镇领受圣洗。

I：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的一些经历，以及你如何成为这座监狱的囚犯吗？

N： 1974年8月27日，在维尔纽斯，14名克格勃特工闯进我的公寓，发现我正在复制一份地下出版物——《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我几乎还没有打完六页纸。经过他们的搜查后，我被逮捕并被带到了这些牢房。《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包含了无神论共产主义者迫害信徒的事实文稿，这些迫害纯粹是由于信徒参加宗教活动——无论是圣洗、领圣体还是望弥撒，有时甚至是由于脖子上戴了一个隐蔽的十字架或分发祈祷书。宗教新闻被严格禁止。它被认为是反苏维埃的。所有的宗教出版物，甚至是教理和祈祷书都被取缔了。传播这些出版物是被禁止的。官方不批准任何宗教出版物。

与此同时，苏联的海外宣传大肆宣扬我们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他们说我们不再需要教堂，因为我们已经拒绝了我们的信仰。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宗教新闻，但又说，如果我们想要，当然会获得准许。简而言之，这是纯粹的宣传，我们无力反驳，因为我们不被允许出国旅行。只有说谎的人才被允许离开立陶宛。因此，我们的地下出版物是为了向世界披露苏联占领下的立陶宛的真实情况。

I：《纪事》刊载的文章是谁写的？

N：许多司铎和修女为《纪事》撰稿，但其基础是事实。披露的事实关于苏联学校中的迫害，教区中的迫害——对司铎和主教的骚扰，以及对信徒的迫害。从本质上讲，《纪事》是以事实为语言的。这意味着它是对真相的最有力的见证。（比如）在某年某日某地，对某某实施了这样那样的不公正或迫害，违反了苏维埃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它揭穿了苏联的谎言：也就是说，我们的权利是存在的，并且在纸面上得到了保障，而现实却是我们因为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到惩罚和迫害。人们会被中小学校和大学开除；他们会失去工作，尤其是参加教会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流放行动停止后，迫害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I：你能多描述一些人们因其信德而遭受的迫害，不单是监狱，还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迫害，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些公开信奉宗教的人遭遇了什么？

N： 迫害表现为这种形式：如果一个信奉宗教的人拥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也许他是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他就会被解雇，以后找工作就会很困难。他们会在你的档案中记上一笔，实际上并不写明你是因为宗教活动而失业的，但他们有自己的易于辨认的特殊记号。在（苏联）“占领”的最后几年，失业的教师甚至连一个看门人的职位都得不到：“你的学历太高了”、“你是个老师，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吧。”他们发出嗤笑：“我们不需要高学历的看门人或收银员”。至于家庭，当父母失去工作，显然孩子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害怕失业，人们避免在公开场合开展宗教活动。人们会到遥远的城镇去参与主要的教会节日。他们试着乔装打扮，以便不被认出来。例如，妇女会打扮成老太太参加复活节礼仪。同样的，宗教教育是秘密进行的。授洗是秘密进行的。初领圣体会被安排在祖父母居住的农村。事后，孩子们被禁止在学校里谈论这些事情！我们曾经称之为与无神论恐吓者的斗争。

特别是那些年里，参加教会的学生不被允许参加期末考试。他们的品行成绩会被降到“D”或“F”，仅仅因为他们和父母或祖母一起去了教堂。老师们会监视他们的学生。那些被发现去教堂的人被警告停止这样做。如果他们继续去教堂，就会遭受各种压制措施。当然，也有身体上的措施。可怜的学生会站在全班面前，甚至在全校面前，受到嘲笑。他们会说：“你是蒙昧的”、“你很蠢”、“你的父母是愚蠢的”。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如果孩子被认为是特别不顺服，老师甚至会殴打孩子，推搡他，拉扯他的头发。

在被逮捕并被带到这个地方后，我和其他囚犯一样，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女囚犯被一名女护理人员脱光衣服搜身。所有的锋利物件、手表和宗教物品，如十字架或念珠都被没收。在这次仔细的搜查之后，他们会把你关进牢房，最后传唤你去受审讯。一位高级审讯员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上校要求知道我从哪里得到《纪事》的副本，还说一旦我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释放我。我相当严厉地回答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些被逮捕的人违反了苏维埃法律和保障宗教自由的苏维埃宪法。我说，《纪事》如实记录了他们的非法活动，他们违反了维护苏联批准的人权宣言的义务。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指控的任何问题，因为我不和罪犯打交道。我不打算为他们的非法行为提供任何帮助。因此，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对我十分恼火，并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那里的生活会比最艰苦的监狱糟糕一百倍。这就是开始的恐吓形式。

I：他们是否使用了精神病院，这是苏联酷刑的一部分吗？

N： 是的，那是苏联人用过的最可怕的酷刑：把一个健康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他施加电击，这是在短时间内摧毁一个人的身体的程序。在我被捕之前，我的邻居——诗人明道加斯·塔莫尼斯（Mindaugas Tamonis），就遭受了这种酷刑。他被逮捕并被关在维尔纽斯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几个月后，他丧失了说话能力。他的体重增加了80磅。他们使用休克疗法，还给他注射了各种化学物质。他的妻子阿尔多娜（Aldona）说，在四个月的监禁之后，在她难得的一次获准探视他的时间里，他不再具有沟通能力。换句话说，他的器官——肝脏、肾脏——一个接一个地受到影响。酷刑程序削弱了身体，以至于就算这个人没有死于治疗带来的各种疾病，他也会在住院期间死亡。或者，就像明道加斯一样，他喜欢散步，克格勃就把他丢在了铁轨上，然后他被维尔纽斯-莫斯科的火车撞死。这件事发生在11月7日，这一天在我们中间被称为苏联的魔鬼节日（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当然，克格勃声称明道加斯落在铁轨上是他自己的责任，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他被丢在铁轨上很远的地方。克格勃给他的妻子看了一张据称是由明道加斯写下的纸条。他们骚扰了他的家人、两个孩子和他的老父亲。事实上，1974年我被捕的时候，刚刚记录下他的故事。

I：他们是否使用了酷刑威胁？他们有没有用酷刑威胁你？

N： 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威胁要打发我去明道加斯·塔莫尼斯去的那种精神病院，那里的条件比监狱里还要恶劣百倍。我被关在这座地牢的4号牢房里......也就是你刚刚拍摄巴利斯·加亚乌斯卡斯的那间。与那个角落的牢房相邻的是另一间被所谓“改造”过的小牢房。很久以后，在坦凯维丘斯主教的陪同下，当我们可以正式访问这些牢房时，我们发现了隐藏在那个凹陷处的两台X光机。这些机器对准了我待了19天的那间很狭小的牢房。关在那间牢房里的时候，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体重也下降了大约50磅。连我的亲哥哥都认不出我了！

之后，当他们看到我连路都走不了的时候，就把我转移到1号牢房，在那里我有一个狱友。通常情况下，狱友是刑事犯和（审讯员的）合作者，他们被安插来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并收集关于我们的信息，因为在这些走廊里巡逻的士兵无法通过窥视孔持续不断地监视。一段时间后，你的狱友会试图说服你相信你的行为是不明智的：你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基本上，他们与审讯员是一伙的，并协助他们尝试打垮囚犯，让囚犯出卖自己。当时，在1974-75年期间，他们对所有囚犯都是这样干的。据我所知，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

I：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让你与克格勃合作？

N： 审讯手段是设计出来吓唬犯人的，让他以为自己会死。由于没有任何生物愿意死，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削弱囚犯的决心，这样他就会准备为了保命而讨价还价。也许他一开始就会回答一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会绊倒自己，陷入慌乱——审讯员当然晓得如何编织他们的罗网！有时会谈到一些看似无害的事情，但审讯员知道怎样提取他们要的信息。至于恐惧？好吧，一旦一个人害怕起来......时间越长，审讯员就越懂得如何利用它！

I：所以他们利用了设了圈套的问题......？

N： 是的，他们非常清楚如何下套。我得救的方法是拒绝与他们交谈。我的坚决沉默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激怒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审讯小组（每两个月换一次人）每天都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一直在讲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可怕。简而言之，他们试图用恐惧来操纵我，但从未真正执行过将我转移到精神病院的威胁。监禁6个月后，我写了一封抗议信，说我宁愿他们殴打我的身体——因为人可以从身体虐待中恢复过来——而不是继续在对我造成道德创伤，我指责的就是他们的这些行为。我称他们为“悖德的恶棍”。我说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干，我将不再参加他们的审讯。在我1974-75年的审讯过程中，克格勃采用了种种手段。虽然他们没有暴力对待我的身体，但他们有奸诈的方法来施加痛苦：例如，牢房不是极热就是极冷。我在不知不觉中遭受了长时间X光辐射。

另一名囚犯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Vladas Lapienis）——上周我们纪念了他的100岁生日，他在被带出牢房时患上了严重的皮疹，可能是牢房附近洒下的各种化学品造成的。他还患有高血压，并且流了很多次鼻血，尤其当恐惧被间接的事情（如非常响亮的关门声）所加剧时。最后，他的血压降到了另一个极端，他开始问他们：“我死后你们会怎样处理我的尸体？你们会把它交给我的妻子吗？”然后他们把他转移到另一间牢房，一切（症状）都停止了。很难准确地一一指明，但他们实施着各种微妙的折磨。

I：对克格勃来说，审问女人肯定不是常有的事情。你认为他们对你特别严厉吗？

N： 为了打垮囚犯，他们对那些在审讯期间成功地保持严格自控的被拘留者使用了间接的酷刑技术。一些囚犯通过与审讯员进行对话而选择妥协，并可能泄露一些不太重要的信息，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背叛任何人，但他们的待遇显然要好一些——甚至他们受的惩罚也不那么严厉。至于那些顽强抵抗的人，审讯员在打垮他们的运动中毫不留情。

I：在我们的标题中，正如Jūratė所说，我们给我们的纪录片起名为《琥珀海岸的红色恐怖》。你如何看待在波罗的海和立陶宛实施的红色恐怖？你会怎样描述它？

N： 克格勃竭力打压天主、宗教和真理，我当面叫他们“撒旦的黑手党”。他们表现得很恼火：“什么，这么说我们是魔鬼吗？”我回答：“不，你们不是魔鬼，但你们在为魔鬼工作！你们支持恐怖和暴力。去改过自新，你们仍然可以成为‘天主的儿女’”。

立陶宛经历了一场非常残酷的恐怖。在300万人口中，近100万人经受过巨大的痛苦。众多的人被折磨致死，被枪杀，或饿死在西伯利亚的冰雪荒原上。留在立陶宛的人为了保命而战战兢兢，一部分人设法逃到了西方。我认为这是对立陶宛的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种族灭绝；一股无神论的黑暗与天主搏斗了50年。但我们都知道，天主更有力量。当他们在试图吓倒我们：“现在你们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时，我会回答：“在天主的力量面前，你们纵然有百万之众也无能为力！”他们对我的回答感到吃惊。他们实在不喜欢你当着他们的面无畏地说出真相。对全能天主的信赖，是你最大的力量。有信德的囚犯真是极强大的，因为他们有这种伟大的力量可以依靠。对于那些没有信德的人来说，这显然是异常困难的。信德支撑着我们。如果你相信天主，天主就与你同在。

I：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你最糟糕的时刻是什么？

N： 最糟糕的是他们威胁将我的亲人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刻。就我而言，他们威胁了我的哥哥，最后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单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是比较容易的。我自己对此非常乐观，并且抱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想法。我认为这里是众多殉道者的圣地，我的朋友们就在殉道者的行列中。就像在罗马有竞技场，在维尔纽斯有克格勃监狱。我认为被带到这里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但我还有一个健康状况不佳的哥哥。所以当他们开始威胁要伤害你的亲人时，这绝对是最难忍受的事情。即便处于那些时刻中，信德仍在支撑着我。我深信，我和哥哥都在天主的手中，天主会照看我们。至于克格勃，他们不过是骗子罢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想的却是另一套。他们是不幸的人，从来没有兑现过他们许下的美好承诺。

I：你提到了种族灭绝。你能谈谈你如何看待苏联人对立陶宛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吗？

N： 共产党，或者，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布尔什维克、克格勃、苏联占领者——在立陶宛犯下的罪行与他们在别国的罪行如出一辙。首先，他们开始消灭知识分子：信奉天主教的人、爱国者、各种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所有可敬和勤奋的人。如果人们在遭受酷刑后没有垮掉和妥协，就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干苦力和挨饿。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立陶宛青年逃进森林，加入抵抗恐怖占领者的行列。这种抵抗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抵抗不同。抵抗持续了10多年，直到1950年代中期，即1957年左右。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小国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抗击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数字上看，占领军的人数是游击队的一百倍以上。游击队的武器不足，准备不充分。然而，他们彼此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并奋力表现出荣誉感：释放被监禁的人，保护被放逐的人。他们坚信，西方国家在看到占领者实施的恐怖时，会对他们施以援手。

I：你谈到了游击队员，所以我想，对于你和其他人来说，游击队员是相当重要的。森林里有人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这对你来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吗？

N： 游击队员对我们产生了极为强劲和振奋人心的影响。他们的反抗，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自我牺牲。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时候，见过游击队员和为他们送信的女人的半裸尸体被糟蹋，他们在街头被曝尸了几个星期。我们不得不面无表情地走过。暴行揭示了苏联人的真面目。

我们一家人本来会被驱逐出境，但有人提前向我父母发出了警告。我们逃走了，从多特努瓦去了特尔希艾市。后来，我们又去了约150英里外的阿尼克什奇艾。顺带一提，帮助我们的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人，后来因为他们的信德而受折磨、遭到枪杀或囚禁。我父亲在一个很大的苏联农场的农学实验站找到了工作。实验站的站长安塔纳斯·斯拉马斯是个很好的人。游击队会在晚上来，彬彬有礼地问他们是否能得到一些谷物或面粉。他们会给站长留下一张纸条，写着：“我们有武器，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拿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人民真心爱戴他们；毕竟，他们是我们的青年，来自我们的家庭。然后，（苏联的）合作者们会来看守实验室，当然，游击队员会避而远之。等到风头过去之后，消息就会传到游击队那里，他们就会再次出击。即便有死亡、酷刑或流放西伯利亚的风险，人们仍然帮助游击队员。如果支持游击队的九成立陶宛人拒绝支持他们，他们就不可能坚持那么久。他们会死于饥饿和寒冷。

I：关于农场的集体化进程和其他方面，你是否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你是否认识有这方面经历的人，或者你是否知道被强迫离开你的农场，然后被集体化是一种什么感觉？

N： 对我的家庭来说，被迫迁往集体农场并不成问题。在苏联的第二次占领开始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农场。起初我父亲去了特尔希艾，在那里我们得到了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庇护。有一年时间，他在神学院担任数理科学教师。然后克格勃开始调查为什么一个有儿有女的已婚男子会在神学院担任司铎的教员。当他们来搜寻他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走遍了立陶宛，来到了我父亲的朋友安塔纳斯·斯拉马斯住的地方。他是一个园艺实验站的主任。顺便说一句，合作者们常说，这不是一个“园艺实验站”，而是一个“非法文化实验站”，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工人。从官方身份来看，我父亲是一名高级农艺师。他的工作有实用价值。他在十块土地上进行土壤测试，以便确定种植什么；如何获得更好的收成，等等。

集体化是强制性的，拒绝参与的人被剥夺了权利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即便他们只是小地主，即便他们有很多家人。我读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们日用的食粮》，作者是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夫。他描述了在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个总的驱逐计划，特别是在立陶宛。他列举了预计将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人数。他声称，预计放逐的人数每周都会增加，以便装满用来驱逐人们出境的牛车。众所周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苏斯洛夫曾经直言不讳：“立陶宛将不再有立陶宛人。”

至于集体化，它带来了一个摧毁文化的程序，消灭了既有的传统，夺走了人类最珍贵的一切——这实际上是对人类的嘲弄。通过将人们安排到拥挤的生活区，促进对大众的控制。互相刺探和出卖的可能性增加了。个体经营者的宅基地被消除了。同样，民族文化遭受摧残，珍贵的立陶宛纪念碑也被毁坏。苏联人试图抹去立陶宛的历史记忆。

I：你对今日的生活有何感想？

N： 在我们“独立”的立陶宛，人们无法感到满足，因为我们的“共产党弟兄”在50年的占领期间构成了苏联统治的支柱，他们继续留在岗位上并实行调整。他们侵占了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媒体上有他们的身影。检察院由他们掌控。这里有很多人仍旧以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模式办事——以普京的精神为基础！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过，不存在“前”克格勃和“前”共产党员。他说：“一旦你成了克格勃，至死你都是克格勃！”换句话说，你可以装作改头换面，但你的精神依旧忠于你的赤党领导人。

立陶宛的国情相当复杂，但我们紧紧握住了希望之光。毕竟，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主的手中，立陶宛是圣母玛丽亚的土地。他们放逐我们到西伯利亚时，预言我们将永远不会回来，但这个预言落空了。我们相信未来。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主的手中，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他们大放厥词，说我们再也回不来了！他们还威胁我个人，声称要把我干掉。我因为打了这六页纸就被判了六年。这是恫吓的政治手段，目的是吓唬我不要参加抵抗运动。然而我们真的在天主的手中。阿肋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