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审讯：克格勃的地下室
在克格勃的地牢里——审讯隔离区——《古拉格群岛》中描述的审讯过程中使用的旧日酷刑已经被改换成一种新的手法。在克格勃的地牢分为热牢和冷牢。他们把我、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Vladas Lapienis）、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Alfonsas Svarinskas）神父（1983年入狱）和其他许多人关在热牢里，人们因缺乏空气和热量而窒息，不停地出汗。
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神父（左，1925-2014）和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右，1906-2012），两人均因发行和散播《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而被克格勃逮捕。
另一方面，吉诺瓦伊特·纳维凯特（Genovaite Navickaite）、奥纳·维特考斯凯特（Ona Vitkauskaite）和其他人被关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墙上滴着水。那里非常冷，寒冷沁入他们的骨髓，令他们的关节疼痛。此外，他们感到非常虚弱，几乎无法行走。他们苦于严重又无法解释的头痛和胃痉挛，当他们躺下，他们不仅无力站起来，甚至连移动一只手的力气都没有。只有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才会逐渐恢复。
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很久，他开始全身疼痛。当他在睡梦中抓挠自己时，就会出现溃烂的疮。他开始流出大量鼻血，并感到严重的焦虑，害怕门被打开，等等。当他变得极度虚弱，并在审讯中问及在他死后，他的遗体是否会被移交给他的妻子埋葬时，契卡人员将他带到另一个牢房，在那里所有这些问题都荡然无存了。
弗拉达斯·拉皮内斯患有高血压，但在审讯后，甚至如今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他的血压一直很低。只有天主知道，契卡人员用什么来摧毁受审者的意志。此外，他们把你一直和克格勃的线人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这个线人通常是个刑事犯，一旦其身份被察觉，就开始大发雷霆，用各种方式骚扰你。
克格勃的牢房深藏在地下，只有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窗户的顶部可以看到外界的地面——克格勃院子的路面。这扇小窗被肮脏的双层玻璃挡住，你几乎看不到一片天空。要够得着那扇窗户，必须爬上一张小桌子，而这是被严令禁止的。
接受审讯的人每天被带到外面的小院子里锻炼半小时（据说是四十五分钟，但士兵们在时间上弄虚作假），小院子类似于水泥洞——有高高的水泥墙和地面，上方有孔隙窄小的栅栏。小院子面积是四步*五步，或者更大一点。四周是克格勃总部的高墙。在整个审讯期间，人们看不到一棵树或一株草。
在审讯-隔离区的走廊上，三名军事警卫不停地踱步，他们不断地通过门上的一个小“眼睛”向牢房里看。他们相互赌咒发誓，尤其是用最粗鄙的俄罗斯脏话骂娘。当我向皮莱里斯少校抱怨共青团士兵的咒骂时，他笑着告诉我，这并没有碍事；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说话，只会用脏话来组词造句。这就是他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咒骂一切高尚和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才戴上有文化的假面。
多么可悲的是，国外还有人相信共产党人的虚假承诺、协议和“善意”。共产党人承诺了很多，目的是让人放松警惕，然后造成更大的伤害，吞下更大的一口。他们签署的所有协议和文件都不过是欺骗，随即便以极冷酷的方式撕毁。每一次与撒旦或自甘为魔鬼奴仆之人的对话，都是一种犯罪。真正的爱不在于帮助他们作恶，也不在于相信他们的谎言，而在于抵抗邪恶。共产党就像伊甸园里的蛇一样，许下很多承诺，却带来死亡。
尼约勒·萨杜奈特（中）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审讯部门的身份证明。（时间注明为1975年2月10日） |
尽管牢房里非常热，而且没有通风设备，但我的斗志仍然高昂，由于他们把我单独带走，我没有连累到其他人。为了感谢天主，我唱起了赞美诗，看守们敲打着牢房的门，喊叫着让我安静。因为我不听他们的话，他们把我的事写进了报告，交给了隔离区的主任，并私下抱怨说：“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张放个不停的唱片，没有办法让它停下。”
不久之后，我开始急剧脱发，体重下降。克格勃有办法消磨那些受审者的意志，他们的想法是，随着一个人身体的削弱，其意志也会削弱。但他们不知道，即使是最脆弱的人，在基督的支持下，也是坚不可摧的。
彼特鲁斯凯维丘斯审讯了我大约两个月，当他无法让我开口时，他就放弃继续谈及我的案子。他还不断地用精神病院来威胁我，并且嘲笑所有的信徒——“你们是胆小鬼！你们要是招惹了我们，全都会像兔子一样往灌木丛里钻——你保持沉默，你不回答问题，你不提供证词。革命者曾经把法庭变成自己的特殊裁判庭。他们曾经当着你们的面说出真相。但你们是懦夫...”
“不要嘲笑信徒，”我劝他，“你最好拿起圣经，读一读关于达味与哥肋雅之战的段落。用这个故事形容当前的情况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哥肋雅象征着今天你们这些克格勃。数以千计的契卡人员，数十万特工和线人——你们拥有所有最好的侦查和窃听手段；你们控制着所有的权力：军队、警察、监狱、精神病院。至于欺骗人民，你们在这方面受过专门的训练，有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而我们这些比矮小的
“尽管如此，我们就像矮小的
而至善的天主确实保佑了我们。尽管对我的审讯是保密的（只有几个契卡人员在场），但我在受审期间说的话很快就被全世界所知。“若是天主
但这是未来的事。就目前而言，里姆库斯（Rimkus）与我斗争了大约两个月，未从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便把我交给了审讯科的助理科长卡齐斯（Kazys）[1]。第一天，当卡齐斯科长没有得到与案件有关的问题的答案时，他大喊起来：“你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看来你不仅是审讯员，也是一个精神病学的天才，”我惊讶地对他说，“你几乎还没见过我，你的诊断却如此笃定....”
“是的，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卡齐斯确认道，“当他们把人带到疯人院时，我是第一个签字的。”
“据我所知，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半是自大狂病的受害者。既然你自以为是个天才，你最好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我建议他。卡齐斯因愤怒而脸色发白，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步。此后，他开始威胁和恫吓，甚至给我看立陶宛游击队的照片，而这些照片与我的案件毫无关系。
他们审问了我一整天，当一名士兵在晚上护送我到克格勃地牢——我的监狱时，我要求提供纸张，并给检察官写了一份抗议书，同时抄送给克格勃局长和侦查科长。
在我的声明中，我抗议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里姆库斯少校和卡齐斯在审讯期间的流氓行为。他们通过威胁将人关进精神病院来迫使人们提供证词。在我的抗议书中，我强调我并不反对精神病学的专业知识，只是反对契卡人员不断嘲弄人类尊严。我说，他们殴打我反倒更好，因为身体上的创伤比道德上的创伤愈合得更快。我拒绝接受审讯，除非调查人员停止这种流氓行为。
大约两个星期，他们没有带我去审讯，之后我收到克格勃检察官巴库琼尼斯（Bakucionis）的以下答复：“调查人员有权进行心理测试，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无此必要。”
卡齐斯只审问了我一天。在巴库琼尼斯对我的抗议做出答复后，臭名昭著的契卡人员维陶塔斯·皮莱里斯开始审问我。当士兵把我带到审讯室时，皮莱里斯问：“所以你在抱怨，是吗？”
“我不是在抱怨，而是在抗议，”我回答。
“你瞧瞧，”契卡人员说，“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在那段时间里，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铁汉子...一两个星期，他们会保有一些精神，但后来他们都屈服了。可是，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你在这种条件下，从早到晚一直走来走去，面带微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你的契卡同事们不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好，才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他们提供供词，”我打断了皮莱里斯。
“所以，只要你能给我们做一份供词，我们就会让你回家，”皮莱里斯许下一个欺骗性的承诺。
“如果你们给我永恒的青春，并且给我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东西，只为了一份会引起一些麻烦的供词，那么这些岁月对我来说会变成地狱。即使你让我一辈子呆在精神病院里，只要我知道没有人因为我而受苦，我就会微笑着漫步。一个清白的良心比自由和生命更宝贵。我不明白，这么多无辜的人洒下的血泪压在你的良心上，你怎能在晚上睡得着觉。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靠你的良心而自由一秒钟。”
皮莱里斯少校脸色发白，垂下了头。那一瞬间，他似乎惊呆了。我明白，他认识到了自己堕落的深度，但缺乏力量，或者说，缺乏意志，无法从这个泥潭中站起身来。(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我发现皮莱里斯的过往确实十分可怕）。
过了一会儿，这个可怜的契卡人员抬起头来，愤怒地威胁道：“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把你踢出去，借用你的名义好好地突击搜查和逮捕一番，看上去就像你真的背叛了别人。(在这里，他列举了一整份最佳人选的名单)我们在记录书下方伪造你的签名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你瞧瞧吧，你的朋友会把你当作叛徒而背弃你，而我们什么也不会给你。”
“你在威胁我，”我笑着说。“让所有人都离弃我吧。我不需要人们的认可。我只需要问心无愧。至于你的那些玩意儿，你自己留着吧！
“反正，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皮莱里斯坚持说。
“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来审问我？”我问他。
“不是所有的，”他避免了正面回答，“但有很多。”
为了恫吓我，他开始对我说：“在某个日子，在某个时间，某某（都是准确的）来见你，你用西梅酱招待他们。”我感到十分不安，不希望牵连到无辜的人。我从内心祈求天主帮助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在牢房里发生的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于是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皮莱里斯预料到了一切，却没预料到我的这个笑声。他是如此的心烦意乱和困惑，以至于陷入了沉默，目瞪口呆，非常惊讶地看着我几分钟。他知道他告诉我的事情不会引起我的笑声。他一定以为我了解法律中的一个细节，即契卡人员在窥探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法律价值，直到人们自己被契卡人员的掌握的信息所吓倒，从而承认它。但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些。从那时起，在接下来六个月的审讯中，皮莱里斯没有一次提到他们在监视我时发现了什么。
有一天，他开始大肆吹捧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你为人们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吹捧我。
“这不是奉承，而是事实，”这位契卡人员说。
“尽管我确实努力只为大家做好事，”我对他说，“在我的审讯中，你要给我的判决比你给杀人犯的判决更严厉。”
“是的，你要比谋杀犯承受更多，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皮莱里斯肯定地说。
维吉利尤斯·尧格里斯神父（左，1948-1980），从1971年到1978年，他在一所地下神学院学习，于1978年被祝圣为司铎，并秘密参加宗教活动。1974年，他因复制和发行《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被判入狱，由于监狱的恶劣条件，他在服刑期内患上癌症，1975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被释放出狱。1980年2月17日，因病去世。
彼特拉斯·普朗帕（右，1939-），立陶宛的持不同政见者、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思想家，曾因建立“自由立陶宛”组织而于1958年3月14日遭苏联当局逮捕和流放，1965年获释归国，后于1972年协助发行《立陶宛天主教纪事》，于1974年再次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第二天，他称我和其他被逮捕的信徒——已故的维吉利尤斯·尧格里斯（Virgilijus Jaugelis）神父和彼特拉斯·普朗帕（Petras Plumpa）为狂信徒。“这个称呼最适合你们自己，”我对他说，“因为你们费尽心力想让我们变成无神论者，但信徒爱所有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说，‘凡是你为任何人做的，就是为我做的’。[2]我们只与邪恶斗争。对于你，我们感到遗憾，如果有必要，我们愿意为你付出生命。你明白吗？”
是的，皮莱里斯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在证人签字离开后，他在证人们的供词中特别留出的空白处写道，证人们作证我是个狂信徒。我在审讯前翻阅针对我的案件文书时看到了这一伪造。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我问那些证人他们是否说过我是个狂信徒。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这么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契卡人员指控所有因宗教而受审的人都是宗教狂信徒。由此可以看出，莫斯科方面对此下过秘密指示。
有一次，当一名士兵把我带去审讯时，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两名契卡人员和皮莱里斯。这种情况以前经常发生，因为皮莱里斯提到他害怕我，因为在突击搜查期间，我曾在十几个契卡人员面前销毁信件。“我不知道她会做什么，”他曾这么说。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很少单独相处。
在两个契卡人员面前，皮莱里斯说：“你们这些信徒永远不知足。不是在这事上就是在那事上。你以为在法西斯主义下你会过得更好吗？”
“我不知道在法西斯主义下我们会遭遇什么，”我回答说，“但我知道，你们比法西斯主义更恶劣。”
皮莱里斯跳了起来喊道：“什么，我们比法西斯分子更坏？”
“是的，”我回答，“法西斯分子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但他们并没有掩饰它。法西斯分子公开表明他们毁灭了谁，他们打算奴役谁，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你们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却伪装成‘解放者’和‘兄弟’，拿着那把血淋淋的刀藏在你们的背后。一个人身上还有什么比虚伪更恶劣的品质吗！？既然你们是伪善者，你们就比法西斯分子更坏！”
“我要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皮莱里斯喊道，从桌上抢过那张纸。
“写下来吧，”我平静地对他说，“我会为你一字不差地重复所有内容，并在供词上签字。”
然而，皮莱里斯没有足够的胆量将我的陈述写入记录，他也没有就此写下一个字。
在我受审讯的第十个月，皮莱里斯给我看了一张我自己的照片，问我能对此说些什么。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我明白这是将他们突击搜查时发现的一张小的护照照片放大而成的。
为了不牵连到新的人，我说：“如果这张照片与我的案件无关，而且你们不记下我的供词，我会告诉你们我对这张照片的所知的一切。”
皮莱里斯说：我以审讯员的身份保证，此事与你的案件无关，我不会把它写入记录。”
我告诉他，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照片，有人把它从护照照片上放大，复制并分发，让不认识我的人也能得到这张照片。但在我讲完后，契卡人员开始把我说的一切写进记录。“你不是保证过吗？”我质问他。皮莱里斯露出了嘲讽般的讥笑，说：“这叫合法的机智！”
“如果你认为说谎是合法的机智，那么为了表示抗议，从这一刻起，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我沉默了两个星期。
两三个契卡人员和检察官巴库西尼斯将来到审讯室，试图让我说话，但由于我保持绝对的沉默，两周后他们就结案了。皮莱里斯一直在嘲笑我，说我一无所知，也不熟悉法律的细节，当他审问完我时，他从牙缝里嘶吼道：“好吧，你不是很强硬吗！”当他们结案时，我的呼吸变得轻松起来。“感谢天主，对证人的恫吓已经结束了！”契卡人员古达斯和文加斯·普拉廷斯卡斯（Vincas Platinskas）都出了力，但皮莱里斯尤为卖力。文萨斯·普拉廷斯卡斯曾恫吓布隆涅·基比凯特，甚至在街上遇到她时也这么做：“你是要和尼约勒一起蹲监狱吗？”
保有自由身的朋友和亲属总是比囚犯承受更多的痛苦和忧虑。由于我拒绝了律师，所以我熟悉了针对我的指控。在接受询问的许多证人中，尽管有契卡人员的威胁，（对于收缴的三期《纪事》中的报道）每个人都证明它们是真实的，但在6月16-17日，他们以“诽谤罪”审判我，没有安排一个证人。
[1] 据《纪事》第28期报道：“审讯者（还）询问了许多证人。尼约勒的亲属被传唤，她的熟人也被传唤，但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对她不利的证据。
1975年初，克格勃截获了一封从波兰寄给尼约勒的信。亨里克·拉克维克（Henrik Lacwik）并不知道她已被逮捕。在给尼约勒的信中，他写到了自己1974年在立陶宛的逗留。1975年2月，克格勃特工普拉廷斯卡斯（Platinskas）前往波兰见拉克维克。克格勃特工询问了他访问立陶宛的情况，还询问了尼约勒是否谈到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立陶宛的司祭或信徒受到的迫害，以及她是否给了他任何读物。答复是否定的。
克格勃得到了尼约勒的表弟弗拉达斯·萨杜纳斯（Vladas Sadunas）的协助，...1975年3月25日，雷吉娜·萨杜妮耶涅（Regina Saduniene，弗拉达斯·萨杜纳斯的妻子）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第8期带到克格勃总部，尽管在审判中她作证说她在丈夫的桌子上发现了上述报刊，但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尼约勒没有交给她任何读物。
[2] 此处作者似乎是化用了经文“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