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

〔弟后4：2〕

    在不断的祈祷与学习后，我对脚底按摩无论在理论与临床经验上，都有着长足的进展。就在各地如潮水般拥来求诊的病人越来越多时，天主堂却收到了一封卫生署发出的电报，对我“勒令停‘业”，因为他们说我和学生们所做的脚底按摩已经触犯法律，根据法律只有医生才可以施行医疗行为，而我不是医生，却公开为人治病。

    早就觉得体力不支的我和学生们，收到这封电报时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总算有时间休息了。

    但是当我将电报内容念给屋里和门外等候的病人听时，却引起排队民众的强烈反应，看着他们不辞千里跋涉、扶老携幼地好不容易来到台东，结果竟要失望而回，心里实在不忍，可是我又不能违“法”啊!

    正在纷扰惊慌时，群众当中有一位因头疼痼疾来找我的林太太，表示她愿意尽全力帮我解决问题。原来她是三重佑民开放医院的院长夫人，她说为了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先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眼前这个困境。

    没几天林先生就从三重专程来到台东，与我商量对策。后来我们决定，由我与一封信给将经国总统和谢东闵副总统，让他们知道我和学生们所做的脚底按摩，并非医事法所谓的“医疗”，并且告诉他们台东的医疗环境现况，以及有许多不远千里而来的病人，他们现在所处的困境。

    把两封信寄出去之后，接下来只能祈祷并静候回音了。很多人告诉我：

    “别傻了!总统、副总统日理万机，不可能管你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啦!”

    虽然听到许多泄气的话。但我并不灰心，因为在祈祷中知道天主要我耐心等候，我和学生也可趁这段时间充分休息，以便再度为人服务时更有体力。我知道我所敬拜的主，是听祈祷的主，祂一定会为这件事负责到底的。

    休息了好一段时间，我和学生们都感到体力已恢复得差不多时。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极为陌生的声音：竟然是谢副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那个期盼已久的音讯。

    谢副总统说他看了信之后。很关心我和台东的情形，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台北，他愿意与我当面商讨解决之道。

    挂了电话的我，想到副总统对此事的关心，心中燃起了无限的希望。我相信门口每曰引颈企盼的民众，以及为这件事代祷的弟兄姊妹们，绝不会白白等候的。

    这趟台北之行，与我同去的还有林院长和林太太。到副总统办公室时，谢副总统已经在等候我们了。在晤谈中，我把教堂门口那些不肯离去的病人，他们的种种困难与无助，再次反映给副总统，我请他一定要设法安置这些人。另外我也再次重申，我从不曾开过任何药物给病人使用，也不曾用过任何医疗器材，我只是用手按摩病人的脚而已。

  任何医疗器材，我只是用手按摩病人的脚而已．

    谢副总统频频点头表示他了解，因为他也看了年初在华视新闻杂志播出的访问，他自己因为有关节炎，所以看了节目之后，马上也要求他的护士按摩他的脚，他自己非常认同这个自然保健法。

    谢副总统的委婉和谦逊，令我印象深刻，而且他以实际行动表达出他愿意解决问题的诚心，在谈话结束后，他立刻打了一通电话给卫生署施纯仁署长，请他立即过来加入商议。我再一次把原委告诉了施署长，并且分享自己如何从这个健康法受益：

    “这个健康法实在有益无害，东部又没有什么大医院，人们很需要这个健康法。我教很多个学习，不但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而且……”

    施署长不待我解释完毕，就打断我的话，婉转地说道：

    “神父，这些你不用说我都明白，但你们这样做等于断了别人的财路，医生、药商、还有那些公会抗议不断，我们每天都要收一大堆抗议的信和电话，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不得不发加封电报给你。”

    听了施署长的说法，我也明白了他的压力来源，他表明了爱莫能助的态度后，原本我也准备打道回台东了，不料在旁始终不发一言的林院长，这时突然说：

    “这样好了，干脆由我来请神父到佑民医院为人按摩。如此一来，这个健康法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就不该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这个建议当场被施署长采纳。

    一出门来，记者们也都守候已久。我透过电视向民众解释，请大家别再这么辛苦地到台东找我了，未来我将在佑民开放医院，继续为大家做脚底按摩，许多原本在台东跟我学艺的学生，也跟着我一起北上三重，回应广大的患者需求。

    重新“开张”后，我和学生们每天必须为大约二百个病人做脚底按摩，有时更多，所以生活比之前更忙碌。

    由于在台东的天主堂还有工作，所以我一个星期到台北三天．其余时间留在台东。在台北的日子，不只要为病人按摩，还要训练更多的学生，才足以应付广大群众的需求。

    同时，不管再怎样宣传解释，在宝桑天主堂无论日夜，还是有许多病人跑来求诊，所以若说能在夜里正常睡眠，反而是在台北的时候。尤其在天主堂里，晚上还会接到许多电话，拜托我去为他们做脚底按摩，虽然疲累不堪，但为了福音有传扬的机会，我总不忍拒绝。

    话说回来，在佑民开放医院里，虽然有比较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然而工作量大，并且那时来自医生、教会和生意人的压力纷纷拥来，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走到了尽头，几乎已经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晚上常常作恶梦，甚至必须靠安眠药才能人睡。

    虽然我知道自己最需要的就是休息，然而众多的工作，一直推着我往前走，让我片刻也停不下来。很多学生热心地为我按摩，虽可解除我肉体上的疲累，但却无法解除我精神上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在我不断地祈祷下，我的“大老板”动了慈心，让我这负劳苦和重担的人，得以到他那里安息。

    1983年底，我向白冷会会长申请“安息年”，让我可以好好地休息和进修，会长毫不犹豫地就批准了，因为他早就反对我做脚底按摩，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神父应该做的事。

    当时我心想，耶稣在地上宣教的那三年半，也曾为人医病，我自己不过是效法他罢了!但我身为神父，一定要顺服权柄，上级既然不认同我所做的，无论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还是必须顺服上级。我想到保禄曾勉励他的学生弟茂德：“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

   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专心传祂的道。当安息年的申请提出被通过后，我立刻停止当时“如日中天”的脚底按摩工作，一个人离开台湾，静候主对我的下一个差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