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在想，那些不曾被剥夺过做弥撒或望弥撒的人，不可能真正领会到弥撒是怎么样的一种宝贝。无论如何，我现在知道在苏联的期间它对我和我碰到的其他神父们的意义；我知道我们为了有机会做弥撒必须做多么大的牺牲和冒多么大的危险。在营区内我们经常饿着肚子，每天所获得的食物也仅仅勉强够我们维持生命而已。但是我亲眼看到好多神父为了守圣体斋而放弃早餐，空着肚子做着粗重的工作直到中午，因为中午在工作场所有一段休息时间，这时间是我们在一起秘密做弥撒的最好机会。我自己也经常这么做。有时由于警卫监视得太严密，我们不敢冒险在工作场所做弥撒，我仍然把早餐时藏在口袋内的面包留到晚上，当我回到营区内时才做弥撒。再者，北极的夏天特别长，我们白天工作的时间变得最长，而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变得最短，我看到神父和囚犯们剥夺了自己肉体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在起床钟响之前，当其他人尚沉醉于睡梦中时，他们就起床，为了参加在安静的营房内所举行的秘密弥撒。在某些方面，我们像是在过着初期基督徒的地窟生活。如果我们被发现做弥撒，将会招致严厉的惩罚，而且营区内到处都是密报者。但是弥撒对我们太重要了，实在值得我们去冒这样的危险和做这样的牺牲。我们看重它，我们期盼它，为了参加弥撒，我们简直可以做任何事。

    当我在罗马的俄罗斯学院时，梦想着能有机会到苏联，我也常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做弥撒我该怎么办。学生时代，有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罗马，由于它的地窟，更容易激励我们去讨论这问题。但是那时我们的推想多少有点罗曼蒂克。我们每天在罗马学院参加弥撒，就加我们从前在修道院和耶稣会院里所做的一样。我们在那里准备被祝圣来做东方礼和拉丁礼的弥撒。弥撒对我们这一批未来的神父有一特殊意义，但是我们却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并非只把它视为众多礼仪中的又一个，至少为我，弥撒总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是我每天跟吾主做深度接触的时刻。但是由于每天要参加弥撒太容易了，它总是在那儿，是每天的功课之一，因而将来有一天做弥撒会有困难的想法，的确只是个白日梦。它只是你谈话的题材，只是你在教难史中读到的东西，而不可能是你会遭遇或经验到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在晋铎后首祭时的激动，我已能以我自己的双手重演加尔瓦略山的圣祭，我一想到我已被从人群中选拔出来，为行那有关天主的事，并且最后耍实践基督在最后晚餐给祂的门徒的命令：「举行这事，为纪念我」时，我感到莫可言喻的喜乐与荣幸。从我晋铎那天开始，经过了在亚伯丁几年的平静生活，和随着苏联的占领波兰所造成的剧变，我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以奉献弥撒开始的。

    那是当维克多种父和我乘坐火车从耳弗夫前往乌拉尔山的木材营区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不能做弥撒的白日梦第一次成了事实。那时我才首次经验到不能以奉献弥撒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的真正感受。我们随身携带了面包和葡萄酒，以及装有圣爵和弥撒经书的小皮箱，以便做弥撒之用。然而，在那挤满了工人的车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神父，而且我们也发现，以那车厢拥挤的情况要做弥撒实在有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在每个可以利用的时机，尤其是沿途的每一停车站，我们可以离开车厢去散散步放松筋骨或是买一些吃的东西时，我们就抓住这种机会一起举行弥撒。到了木材营区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原始、粗劣的营房生活，同样也很难做弥撒。在开始时，我们担心被揭发，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以神父的身份被接受，因此我们只有在独处时才一起做弥撒。但是如果我们要等到晚间才离开工人，躲到营房安静的一角举行弥撒，那就意谓了我们必须整天守圣体斋，并且跟着木材工作队做一整天的工作。而每天早上，由于每一个人都在准备出去工作，营房内乱烘烘，很难找到为举行弥撒所需的一段收敛心神的时间。因此，我们并没有每天做弥撒，但我们仍然每天保持圣体的供应，以便我们至少可以每天领圣体。

    在乌拉尔山的木材营区内，做弥撒的困难和危险成了事实。那时我们开始做这件或许我们以前就该做的事，我们开始准备我们自己来做弥撒。我们担心会遗失弥撒用具箱、圣爵或弥撒经书，但我们已决心，只要我们有面包和酒，我们就要设法以某种方式来做弥撒。晚间，当其他人在聊天、看书或打牌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轮流诵念弥撒经文，直到我们都能熟记并心领神会为止。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感谢天主利用乌拉西山木材营区的这段时间来磨练我，给我恩宠，准备我能迎接未来艰难的岁月。

    几个月后，当维克多神父和我已经适应了营房的生活方式后，我们已能找到愈来愈多的机会做弥撒了。例如，我们一起出外散步，走进森林，然后在伐木后残余的树头上做弥撒。我不能不设想，这森林是多么像一座大教堂；一排排高大的树木拱护着我们，出奇的宁静，四周的自然美景，以及麦天寂静的银白色大地。当我们为充满在内心的许多意向献上这加尔瓦略的永恒牺牲时，甚至连时间也似乎静止不动了。在这些意向中当然免不了会想到这个曾经是基督徒的国家，伹如今这里却有着数以千计被摧毁的沉默教会。为了它，我们以神父的身份秘密地前来这里工作。只要我做一天神父，在有生之年，我永远忘不了在乌拉尔山森林中的那些弥撒。

   有时候维克多神父和我则坐在两个相对的床缘弥撒。当我们诵读弥撒经文时，我们假装是在读书或轻松的闲谈。在营房内我们不能使用圣爵，所以我们的杯子就是一个普通喝水的玻璃杯，我们的面饼就是一小片发酵的面包。如果有人停下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会设法尽可能赶快但愉快地结束和他们的交谈，然后再收敛心神继续我们的秘密弥撒。我是和木材工作队在外面工作，但维克多神父却在公司办公室做会计，所以他总是用圣爵布将圣体包起来放进一个小皮夹，然后带在他外衣的口袋里。以这种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做弥撒，至少我们可以每天领圣体。后来，我们和一位妇女成为朋友，她是负责营房内的清洁工作。我们有时将圣体小心地藏在她的小私人办公室和房间内的一包衣物里。我们后来知道她是天主教徒，而她在许多方面也帮助我们。她对她房间内能留有圣体，在她所住的屋内也住着她所崇拜的主这件事，感到极大的喜乐。

    我知道，你无法向那些不信的人解释这种事，我担心。甚至为许多基督徒，他们对圣体是生命之粮的了解也仅止于福音中耶稣所使用过的富于诗意和象征的话而已。然而当时它对我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维持生命的资源，在这个爱和喜乐的圣事中，我们能把基督的体和血做为我们精神生命的食粮，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何等重大。这种经验是很真实的，你可以感受到它对你的心灵，对你每天的生活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它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它养育了我们灵魂的生命，就如我们每天也需要面包来维持我们的肉体一样。而在乌拉尔山这些遭流放者中却有许多人被剥夺了这项权利，并且对它表现得漠不关心。当然我毫不怀疑，天主也以祂自己的方式照顾着这些精神上饥渴的人们，正如祂以一种特殊方式照顾我们一样。我们有谁能完全了解天主的路呢？，对我们而言，这生命之粮，这圣体圣事，真正是我们与祂合一和与那些我们渴望带领他们到祂面前的人们合一的源泉。

    在卢班卡五年的漫长日子中，我比从前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被剥夺了这个精神食粮和合一的实体。我开始在祈祷中转向天主，整天经常做一些与祂神交的活动，但是我仍然真正渴慕能再一次接受祂到我内心。虽然每天我都在记忆中默念弥撒经文，但有时候我却认为，这些经文只会强化我被剥夺领圣体的感受而已。在那些痛苦和避迫、黑暗和屈辱的日子里，我知道我极度需要这生命之粮来提供我力量之源，但我却无法得到它。我祈求天主，我和祂交谈，并要求祂的援助和力量，我知道他与我同在。这一切我都做了，但我还不能以我的双手拥有它，我不能有祂圣事性的临在，而这对我的不同是很实在的。在那些年中，我灵魂的饥渴就如我不断经验到的肉体的饥饿一样真实。从那几年起，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以某种方式领受那生命之粮，我可能就不会败得如此彻底，可能就不会濒临绝望的边缘。

    当我来到了西伯利亚劳工营之后，为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我可每天做弥撒了。神父和囚犯们都尽其所能并极愿冒险来获得这圣事的安慰。为那些不能参加弥撒的人，我们每天祝圣面饼，并安排分送给那些想领受的人。当然，在营房内我们被发现的危险性大增，因为缺乏隐秘性而且有许多密报者。因此，我们大都利用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做弥撒。尽管有这额外困难，每人都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守严格的圣体斋，放弃吃早餐的机会，并空着肚子工作了整个早上，然而没有人抱怨。在一些小团体里，囚犯们三五成群地偷偷进入指定地点，在那里，神父穿着褴褛的工作服，蓬头垢面地在凛列的寒风中为他们做弥撒。我们则在做仓库用的透风的小木屋或挤在建筑工地地道内泥泞不堪的一个角落做弥撒。神父和囚犯的高度热心构成了一切，没有祭台、蜡烛、铃子、鲜花、雪白的亚麻布料、彩色玻璃杯和暖气，这些甚至连最穷的堂区也能提供的。然而虽然条件如此恶劣，这里的弥撒将带你接近天主至超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程度。在用来权充祭台的木板、箱子或石块上所发生的事实，穿入了每一个灵魂的深处。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弥撒的进行，由于担心被发现所引起的忐忑不安，却丝毫也不能夺走那一小块面包和几滴葡萄酒所成的圣体圣血，在灵魂上所产生出效果。

    多次当我收起吾主会经躺卧过的手巾，擦干用来做为圣爵的玻璃杯或锡杯时，我强烈感受到我已为这个无神国家的人民完成了某种极有价值的事功。在这里，就是由于弥撒后的这种思想，使得我的苏联之旅和我所忍受的痛苦似乎完全变得有价值和必要。没有任何其它的激励比为这些基督善牧的羊群中最可怜，被剥夺得最彻底的份子做弥撒能更加深我的信仰，能给我更丰富的精神鼓舞的了。每当我想到，在这块最荒凉的土地上，祂是如何找到一条路来引导和喂养这些失落、流浪的羊群时，我的情绪经常会激动良久。所以我从不让一天过去而不做弥撒，它是我每个新的一天开始时的第一件事。我愿竭尽所能，忍受任何的不便，冒任何的危险，形成生命之粮食来供这些人享用。

    弥撒用的饼和酒是由北极附近城镇的百姓走私给我们的，但是它们通常是一路由乌克兰来到了这里的。事实上在西伯利亚商店不可能买到弥撒酒，因为那儿所卖的酒都不够纯。由这些劳工营生还的人，他们回到乌克兰的老家后，通常都会送一小木桶的弥撒酒（约一加仑）给营区附近城镇中他们以前所认识的朋友，然后再在一些好心的卡车司机的帮忙下，利用他们运送建材进出设有栅栏和警卫的囚犯工作区的机会，设法把酒走私给神父。事实上，走私货品进入营内的事也可以说是经常性的，如伏特加酒和食品也都是用这种方式，由镇上可怜这些囚犯的居民运送进来，所以不只是弥撒酒可以经常到达我们手里。夜间班经常是偷运货品较佳的时机，因为夜间警卫通常没有白天警卫森严，夜间只有少数囚犯充当维护人员在那里工作而已，因此警卫人员很少，安全戒备就大为松懈。

    乌克兰，波兰或立陶宛境内尚未被捕或已从劳工营被释回到家乡的神父，照例都会负起照顾那些尚在劳工营中服刑的同道。而修女们在帮忙这些被囚神父的工作方面，也常可以发挥惊人的作用。依照营房的规定，每一位囚犯一年有两次写信给他的家人的权利，而且当获得保安首领所提供的准许时，囚犯偶尔也可以收到包裹，通常的限制也是一年收到两个包裹，因此，营内的神父可以把他们所在的地方通知他们的亲戚，并在信中暗示家人，将他们和其他神父的情形告诉在故乡的神父们。因为在乌克兰和其它被占领的国家内，神父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因此，通常都是修女们设法照顾被放逐和坐牢神职人员的需要。修女们在修道院被关闭之后，许多人都设法在当地医院找到一份工作，而就是她们供应营中神父们面饼、酒和弥撒经书。经书的一部份书页是和报纸混合用来做包装纸，另一部份则用来包面饼。安全人员对包裹内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废纸常不太注意，但有些书页也会自然地失落或被丢进垃圾桶里。然而，在办公室做工友的囚犯会留意，在这些被废弃的书页被焚毁之前找出并挽救它们。只要你答应把包裹内的东西分一点给他们，这些做工友的饥饿囚犯，无论是否是基督徒，他们都很乐意帮忙，并如此骗过劳工营当局。

    弥撒酒则有一点麻烦，但如我说过的，修女们把酒途到附近城镇的某些特定的人那里，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和经由不同的人，少量的酒会被偷偷送入营内，即使要冒被捕和被判刑的危险，教友囚犯们仍很愿意和我们合作，帮忙我们保持对营内各地区弥撒饼、酒的供应。结果，营内每位神父每天都可以收到做弥撒时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需要某东西，只要他开口要，别人就会尽可能地供愿他。因此，营内通常似乎不能解决的情况，一位神父只要告诉别人他想做弥撒，任何问题都可办到。而我们就真的办到了。

    虽然如此，但营内的弥撒也只在采取高度的预防措施之下才能举行。因为囚犯们不断在营房内走动，每个工作队里都有密报者。进入非你自己的营房也是被严格禁止的。只要有人发现你不属于那里的，你立刻会被要求离开。并非是警卫要如此严格，而是囚犯们自己采取的防范措施，因为老练的窃贼随时在等待机会偷东西，偷任何比自己所拥有的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几个人聚集在营房内，警卫就会怀疑和注意这种小团体，并命令每人同到营房内。

    在营房内做弥撒既困难又危险，因而倘非有紧急需要，我们很少做此尝试。做弥撒时，我们是挤在一个漆黑的角落，几个友善的囚犯站在走廊帮我们看守，当有警卫接近时，他们就通知我们。我们一看到他们的信号，就急忙将圣体和圣血吃掉和喝掉，人员并且迅速疏散。事实上我只被抓到一次。三个警卫，显然是由密报者所引导，突然冲进营房的角落，并直接向我们走来，我正和几个同伴坐在那儿做弥撒。他们命我们起身站在一边，然后就开始搜查。他们把圣体屑丢到地板上和床铺下各种破瓦片之中。然而圣血却得以安然无恙，因为用来做为圣爵的那个锡杯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另外又有几个锡杯，我们一直用那张凳子来当祭台。每位神父在他的劳工营生涯中多少总会经验到同样令人悲痛的事，至少说，那是很令人难过的，因此使得我们每次做弥撒都战战兢兢，唯恐有被发现和亵圣的危险。

    因此，我们通常比较喜欢在工作地做弥撒，即使那意谓了我们得整个早上守圣体斋，而且还要放弃午餐时特准给囚犯的一点点宝贵的休息时间。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邀请太多的人来参加弥撒，以免引起每天在当地工作的一群人对于我们活动的注意。我们经常选择离工地至少十五分钟路程以外的一间小木星或厂房的一角来举行弥撒，而且我们也必须准时开始，以免回来时赶不上上工的时间。由于有这些问题，使得许多囚犯不容易参加我们的弥撒，所以只要情况许可，我们会额外多祝圣一些面饼分送给这些囚犯。有时我们只能在晚上回到营房后，在吃晚餐前才能见到他们。而这些人事实上已守了整整一天的圣体斋，他们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未进任何食物，而且还要做这种使人筋疲力竭的粗重工作，他们如此做只是为了能领受圣体。圣体圣事对这个悲惨之地的囚犯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些极稀罕的假日，囚犯们可以在营区内休息，但在这样的日子举行弥撒反而是最困难的。虽然，如果我们得以找到某种藉口在营内聚集的话，这是最容易为大群囚犯做弥撒的机会，而我们也偶尔冒险做这种大弥撒，尤其在这日子正好碰上一个特别的宗教庆节的时候。但是通常在这些假日，我都是一大早在大多数囚犯尚在睡梦中的时候，就半躺在床铺上做弥撒。前一天晚上我已经从营内的诊所或消毒室取了面饼，因为有些朋友在那里工作，他们为神父们把酒藏在那里。我躺在床铺上，手中拿着用白布包裹着的麫饼，然后在心里默念着弥撒祷文。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在起床号响起之前做完我的弥撒，然后在起床号响起之后所随之而来的那阵大骚动的掩护下，我得以向其他人送圣体。我屡次对这些人的虔诚感到惊讶。他们大都也只受过很少的正式宗教教育，为大多数人，他们除了父母或祖父们所教给他们的一些简单的经文和要理之外，对于宗教的其它知识就知道得很少了。然而他们的确相信，而且为了参加弥撒或领圣体所得到的内心的慰藉，他们也愿意做出许多我们从未听过的牺牲。

    营内的基督徒囚犯对神父们通常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他们把大部份空闲时间都试图花在他们的同伴身上。即使那些并不主动履行他们的信仰的人也经常喜欢把时间花在神父周围的团体上。他们尽可能地保护、支持、鼓励神父们，他们多少感觉到在这方面的义务。有时他们甚至会把自己已经不够的食物拿出一部份来给神父，让神父有额外的食物。他们说，他们为他做这种牺牲只是为表达他们对天主的信仰，和感谢天主派遣了一位神父在他们中间。的确，基督预许给那些为了祂而离开父亲、母亲，家庭和国家的人的百倍赏报，我终于在这里看到了。不是以什么奇特的方式，而是透过这些慷慨的信徒所做的微小而持续的帑助，我们获得了报偿。虽然他们的牺牲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却是他们为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一部份。

    在西伯利亚劳工营中，每一个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能活着回去。每人心中所怀的秘密希望是，通过这一切考验之后，最后能看到自由。尤其对那些有家、有爱人在等着他们回去的人，要活下去、要生还，这生存的本能就成了他们每天，每个小时的最强烈的动机。他们既盘算着他们的刑期少了一天，他们也盘算着他们的生命又少一天。没有人愿意——即使他的严酷的敌人亦然——远离他所爱的一切而不幸地死在这里。然而他们知道，每过去一天，他们就又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向死亡迈进了一步。

    就是为了这些人，我被选拔，被赋以权柄，将生命之粮带给他们。「谁不吃救的肉，喝我的血」，基督对祂的门徒说，「在你们内就没有生命，那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必有生命，而且要有更丰富的生命」。这些人，凭着单纯而直接的信仰把握了这条真理，值得深深地相信它。虽然他们不能像神学家那样地来解释它，但是他们接受它，依它而生活，并愿意在一个已几乎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生活中去做志愿的牺牲，只为了获得这生命之粮。弥撒和圣体圣事对我是一个极大安慰的泉源，它们是我的力量，喜乐和精神滋养的来源。但是那是在我了解了圣体对这些人的重要和他们为了获得它愿意做出怎样的牺牲之后，我才感觉荣幸，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并驱使我尽可能给他们带来生命之粮，只要他们愿意的话。没有任何危险，任何不便，任何报复可以阻挡我每天为他们做弥撒。「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件事」。每天，在许多方面，劳工营内的生活对这些人而言就是一个加尔瓦略，那么为了每天在弥撒中给他们再一次奉献这加尔瓦略的牺牲，也就没有任何能令我裹足不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