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园中，天主对亚当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传统上，人们都视这神圣的命令为一种诅咒，因而认为工作是罪恶的惩罚。的确，许多人认为工作本身是天主的处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尤其是一件例行的、枯燥无味的、日复一日的劳力工作更是如此。他之所以做它，因为他需要维持生活，养活他的家人，他需要为他们的将来以及他自己年老时的安全着想。他不一定喜欢那工作，而且大体而言，他并不喜欢它。然而，假使有一个人，对他而言工作纯粹只是一种惩罚，一个重担，丝毫设有补偿、报酬的性质，那就一定非集中营里的工人莫属了。

      列宁的格言：「谁不工作，就不当吃饭。」在集中营中，这句话是以一种极端严厉的方式执行着。每一位工人每天都被分配定额的工作，做完了才有饭吃，如果没有做完，他仅能得到刚好足够维持他生命的一点点口粮。而工作的分配量也是随时调整的，如果一个囚犯每天可以完成他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分配量马上会增加。如果他希望能多得到一两份口粮，而超出了他的工作分配量，那么此超额的工作，会成为他第二天的工作配额，他如果再想得到更多的食物，他需要再超出此新的工作配额。囚犯们被迫长期在饥饿中工作，都已经孱弱不堪，这种犹如扭紧螺丝钉的最后一圈的虐待方式，真是残忍之至。

    在西伯利亚战俘集中营的这段岁月中，我有很多机会来反省工作的本质与理由——无论是在船坞中，或是在矿坑中，无论是在冻原地带，从零开始建造一个新的战俘集中营，或是在遥远的北部地区为苏维埃政府的五年「工业化」计划建造新工厂。我们工作，因为我们不得不为了吃、为了活着而工作，我们之所以被下放到劳改营来就是为了工作，再没有其他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了。我们总共有数百万人，对于那些管理集中营的官员，谁还活着或是谁死了，他们一点也不在乎，他们一点也不急着要去喂饱「没有生产能力的」嘴巴。我们被判定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帮忙建设国家，那么这只是被认为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准备而已；假使没有工作成果，那就门儿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形下，工作确实是一种惩罚，囚犯们恨工作，他们恨那些逼迫他们工作的官员，他们恨那判他们至此残酷境地的政府。他们必须用工作来换取食物，以继续生存下去，他们每天早晨沉默地、机械地向工作队伍报到，然后徒步横跨过北极的不毛之地，双手被反锁在背后，去面对另一天的工作。是生存的坚强欲望驱使他们如此做，他们为此而活，也依此而活，他们每天仅做为维持生命所需的工作量，不多也不少，只要为维持生命没有问题，大家都尽可能的逃避工作。然而，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食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因为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活得太久。重要的是如何度过一天，每当做完一件工作，他们总是盘算着还剩下多少日子，然后感谢天主，一天终于又过去了。

    在集中营里的工作，丝毫没有高贵的感觉，除了为获得食物以维持生命而需工作之外，囚犯们再也没有其它目的和成就感可言。他们并没有苏联官方的心愿，要使远北地区工业化，要创造苏维埃成就的新记录，要去征服广大的荒原，要开发埋藏在西伯利亚冰冻地壳下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事实上，囚犯们一有机会，就以破坏他们的工作为乐。甚至当营区官员严密监视他们时，或是他们被迫为了吃饭去做某一工作时，他们仍然尽可能的将工作做得草率。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没有任何荣誉感，他们只是将它当成一种报复的手段，报复那些驱使他们做这些工作的人们。

    囚犯们的内心丝毫没有「青年团」、「少年团」、「劳动竞赛团」或「共党劳工突击队员」们的精神，甚至运一个普遍共党工人的精神也没有。苏联当局以不断的宣传，使工人相信，艰苦的工作是「新苏维埃人民」的美德。这种口号到处出现在学校中、报纸上、收音机或电视机上、工厂中、告示牌上。然而它并不引起苏联公民的特别注意，因为对他们而言，无论受过教育的或没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或知识分子、乡农或市民，都需要同样的牺牲，只要某个时候有工作待做，他们随时都被当做「志愿者」，那可能是集合农场中的劳力工作，或是清除街道上的积雪或打扫公园，也可能是清洁地下道或公路或公共游乐中心，也可能是从大卡车上卸下货物或其它需要极大体力的粗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公共的事业而努力，至于自己所从事的是怎样的工作，那无关紧要。医生、律师、工程师、教授、老师，工厂的工人、公司的职员、学童、家庭主妇，在这些场合中都会慷慨地出借出一只工作的手。

    没有人拒绝参加这种有组织的工作驱使，他们也丝毫不感觉到卑微，反之，他们感到满足，甚至于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过程中，尽了他们应尽的本份。是的，上述的这些话或许有些夸张，然而并不如此。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工业、经济、教育、科学、社会、甚至于文化方面，苏联已经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果，国家从战争的灰烬与废墟中复出，而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强国之一，能够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一般苏联公民都感到十分光荣与骄傲。当然，他们会抱怨付出的代价太昂贵，如民生必需品的缺乏，多年来的劳苦与牺牲等，然而，同样她，他们为他们所做的牺牲感到骄傲，因为借着他们的牺牲，国家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西伯利亚劳工营的战俘们一点也没有这种想法。在那些岁月中，我们建筑了所有的城镇，建设了大型的工厂，开发了许多新矿区，完成了为使冰冻的不毛之地成为有用的、能够生产的工业区所不可或缺的一些设施。我们是在食不果腹，生活在最原始的情况中，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工具完成这些工作的。我们被迫以徒手气力，纯粹是数字的累积而完成这些工作，我们之所以做它，没有任何挑战或拓荒的感觉，而是将之视为一种惩罚，因为如果我们想继续活下去就不得不工作。借着数百万囚犯的劳力，而今远北地区的工业化已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些被迫、挨饿、疲惫不堪的囚犯，在那些可怕的劳役之中，他们仅有的满足感，就是他们发现自己又多活了一天了。对于那些能支撑到最后而仍活着回来的人——这是他们了不起的成就，他们所留下的并不是一些建筑物，一些伟大的建设，也不是被改良的西伯利亚广大的荒原，而是他们终于走出了那个地方而生还了。

    在西伯利亚集中营的几年中，几乎很少例外，我总是被指派做最低级的工作，编入工作最粗重的队伍。此外，营区给了我机会，使我得以某种方式来进行传教士的工作，我充分的利用了这良机。后来官员由告密者口中得知我的传教活动后，坚持要我停止。当我拒绝，当我继续向我的同伴讲道时，他们会把我编入最苦的队伍，做额外粗重的工作，设法耗尽我的精力，使得我没有时间，没有体力去做传教工作。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及同情我的人，他们会努力设法使我能换到工作较轻松的除伍，但除了很少的几次以及很短的期间外，他们的努力几乎是很少成功的。在西伯利亚的漫长岁月中，我的命运注定是要在最低级的险伍中，做最肮脏的工作——用手挖地基，用凿子和铁铲穿破结冰的地面挖掘壕沟，徒手装卸沉重的建筑材料，在潮湿、漆黑的新矿坑中爬行，这儿只要一步不留心或一件意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无论这些工作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卑贱，多么的不人道，然而，在那些年中，我已逐渐地了解了工作的意义。如我说过的，我时常反省、思考、祈祷，在那些年中，工作为我如果不是惩罚，那么会是什么呢？诚然，我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而有时候几乎还不够吃呢！我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可言呢？当一个父亲或母亲为了孩子们的三餐，为了改善家庭环境而耗尽了心血之后，多少会有一点安慰，我竟连这样的满足感都没有，我丝毫没有苏联人民所有的挑战、自我牺牲、爱国的感觉。他们离乡背景，抛开了重要的事物，暂时离开了他们心爱的人，志愿长途跋涉来到北极区，帮忙建造工厂，开发新矿区或建筑新小区。而我对于我的工作，却几乎体会不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做的是最卑贱、最普通、最粗重的工作，不需任何技术与头脑，如我们过去常说的：「只需一个坚强的背和一颗谦虚的心。」

    然而，我仍然为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在那种环境下，只要我的耐心与健康情形允许，我都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并设法把它做得尽善尽美。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之所以做这工作是天主的圣意，我不是因为斯大林或赫鲁雪夫需要它，才去建造一个新城市，而是因为天主需要它。我所做的苦工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在戒慎恐惧中，我努力去完成天主救恩的一种方式。工作，甚至我所做最残酷的工作，都不是天主的处罚，而是走向天主的方式，甚至于是帮助别人走向天主的方式。因此，我不能视这些工作为卑贱的。它是高贵的，因为它来自天主本身，那是他的圣意。

    当然，我的难友们很快的就问我是不是发疯了。如果一个人不要任何骄傲感与成就惑，纯粹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而做超额的工作，这为他们是可以了解的。进入监狱几年后，我的体力已经很少能做超出分配给我的工作量，因此，他们不了解我为什么每天还要那么卖力的工作。他们问我怎么可以跟苏联政府的意愿合作？为什么我总是尽力而为而不破坏他们的工作？我怎么可以帮助那些反对天主、轻视我的身份所代表的一切的共产党徒，去为他们建设新的社会呢？事实上，甚至连教友们也会问我，与共产党合作或只是装出与他们合作的样子，这算不算是有罪呢？

   我尝试着给他们解释，我对我的工作感到自豪，与共产党徒因为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所感到的自豪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动机。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参与他们的工作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公益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努力的工作，由于我的劳力而受惠的将是人民——人类。因着我的帮忙从冰层下开发出来的天然资源，可能要使那些需要物资以御北极严寒气候的家庭，或是其它遥远地方人民的生活获得改善，因着这些资源，我曾经帮忙建筑的工厂也能有一天开始生产。因此，如果是这样的，我可以替自己辩护。我的工作为全人类是有益处的，在这方面，我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尤有进者，我了解到，工作本身并非是天主的惩罚，而是参与了天主的创造工程，是一种救赎的行为，在人身上，它是高贵的、最有价值的，就如同在天主身上它是有价值的一样。

    同时，我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真理，当天主降生为人时，他是成为一个工人，不是国王，不是勇士或政治家，也不是不可一世的领袖——如同当时一般人对默西亚的错误观念。福音书告诉我们，基督是教师，治愈者，行奇迹者，然而他公开生活的这些活动，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在世上生活的其余时间，只是一个乡下的木匠和木匠的儿子。祂并未用奇迹来造成椅子、桌子、床、屋梁或犁柄，而是用铁槌、锯子和斧头。祂帮忙他的父亲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然后祂以一个乡下木匠的粗工来供养祂那守寡的母亲，就我们所知，祂所做的并不是一些时髦的艺术珍品，祂每天在祂的个店里勤奋地工作，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前后总共约二十年。祂做我们生命中所必须做的一切，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工作，或许，大部分还只是一些枯燥的例行公事而已。我们简直可以说，我们曾经从事过的工作，也都是降生为人的天主所亲身做过的。

    然而，祂并不认为那样做有损他的尊严，相反地，他把人所做的工作恢复到它原有的尊严，使它具有参与天主创造行动的重要功能。天主再一次的工作，而且在第七天休息，对吾主而言，这不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如同政府首长，他们扫一小块人行道，象征开始一项清洁运动，或者在破土典礼中，翻动一小铲的泥土，象征某工程的开工。基督一天接一天地工作了约二十年的时间，为的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这些例行的、烦人的工作并不损伤人，甚至是天主的尊严，无论是简单的家庭工作或繁复的工厂工作，都不是不幸或灾祸，而是高贵的、有份于天主救赎工程的工作。如果天主自己也工作，那么工作就不可能是天主的惩罚。基督自己跟我们完全一样，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祂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一个理由。祂不间断地工作了二十多年，超过了祂在世生活的四分之三，是要使我们相信，天主从未要求我们做比天主自己所曾经做过的更繁复、更恼人、更单调乏味的工作，祂要使我们明白，无论是多么平凡与枯燥的工作，假使以天主和永恒的观点来看它，都是分享了天主创造与救赎的工程，事实上，工作是一个机会，使我们每天得以在天主救恩的行动中，去与天主合作。

    基督是木匠，基督是工人，这对于身为司铎的我，真实够大的鼓励了。我现在在集中营里可以继续做神父的工作，但那不是天主要我做的唯一的工作。「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在最后晚餐中祂对祂的门徒们说，「若我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的职务不单是在宣讲、治愈、施行圣事而已，如同吾主在世上的生命也不单由祂三年的公开生活而组成的。我被放在集中营中，去做那些如果祂在这里祂也将从事的工作，去立一个如果祂在我的处境中也将立的工作榜样。因为我是集中营里的基督，而工作，所有的工作，任何的工作，都是我宣讲的一部份，都有它的价值。它参与了天主的创造行动，它参与了天主的救恩工程，它不只本身有价值，而且，对其他的一切，它也是有价值的。

    经由它，我不仅为自己创造了救恩——我接受了每天的一切，把它当做是来自天主的手，然后用我的劳力，认真完成它，改进它，再将它奉回给天主。而且，也为别人创造了救恩，至少，我给他们立了榜样。除此之外，我献上我的努力、痛苦，做为他人得救的准备，做为我自己及他人往日过失的一种补赎。在集中营那种可怕的环境中，人们对于工作尊严的观念与了解都失落了，我身为种父，必须充当第二个基督。时时劾刻，我都尽我的能力，耗尽最后一点气力地去从事我的工作。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中，凛冽的风雪中，我必须设法去再一次的证明，基督在纳匝肋二十年的木匠生涯所显示的：工作不是惩罚，而是天主的礼物，他给第一个人类——亚当的，正是这同一的礼物。当祂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他时，把祂放在伊甸乐园里，要他去耕种、看守，充当上主的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