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伯利亚劳工营是如何的艰难困苦，在那儿我却有过极大的安慰，我可以再做神父的工作了，虽然总是在暗中行事，但是我可以做弥撒、听告解、付洗、安慰病患，为临终者傅油，我可以和他们谈论天主，教导他们有关信仰的事，坚强那些信心薄弱的，帮助那些名义上领过洗，但是想更上一层楼的教友，他们正如福音上的那个人向主要求说：「主，我相信，请你帮助我的不信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太公开的，劳工营当局对这类传教活动经常感到不悦，苏联官方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他们有法律权威和苏维埃宪法做靠山，苏联法律和宪法皆禁止人民皈依宗教。然而他们的反对并不只如此，他们也深知传教士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当局的观点认为，传教士均是危险份子，不论他们对营中其他人说的是些什么。因而神父们定期要被秘密警察约谈，这类约谈当然我也不能例外。它有一个目的，它是一种心理战术，借着不断地骚扰、威吓、胁迫来提醒你，苏联人民的公敌——神父，是不断在当局众目睽暌监视之下的。

    有时候在约谈中，保安人员会故意暗示你，神父的大部分活动都有通风报信者立即向当局报告。营中充斥着打小报告者，这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在办公室中工作的囚犯经常可以觉察出来，甚至知道谁是密报者，然后他们会暗中告诉他们的朋友，不要和这种人有任何来往。有些密告者会遭到报复挨揍，我听说有时候这种人甚至会被杀。但是很多囚犯还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宁愿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完全是在秘密警察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才屈服的。这是生活的现实面，人的第一个本能就是要生存。所以有时候囚犯对这样的人会感到难过或装作没这同事，但是平时他们总是尽量避开他，或只跟他谈论些日常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事。这种情形会在囚犯中形成一种不信任感，任何人都不敢相信其他人，除非他们相知甚深。如此可以使得任何形态的组织或阴谋活动更难以在劳工营中存在。

    我相信，安全人员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基于同样的理由，让囚犯们知道，告密者不断在监视神父的行动，使得他们在与一个他不甚了解的宗教团体接触时裹足不前。这种不断的约谈神父还有另一种目的，即可以从中知道囚犯们在谈论些什么。如果他们没有和神父们谈论宗教信仰，他们也不可能只谈论天气方面的事。所以秘密警察千方百计想知道他们私底下在谈论什么，谁是各类小组织的魁首，囚犯对政府未来制度的看法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一概拒绝回答，因为我在卢班卡监狱已和他们充分合作过了。而且，我甚至必须非常留心，不使我在外表上显出和他们合作的样子，以消除囚犯们对于告解秘密的疑虑。当然，这为我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总得小心，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怀疑。

    在一连串的审讯之后，我因为在许多方面没有和他们合作而被判罪。我被分派到待遇最差的工作队，而有时甚至是到受刑队，使我想在营中建立起信仰团体的希望成为不可能。而且我的队伍并不固定，经常变换，食物配给也被切断。我被分发到最破烂的营房，他们剥夺我的一切权利，甚至连我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享受不到。如果营房管理员为了某种理由，把我的名字列在准许享有某些权利的名单上时，马上会有上一级的官员干涉，不让我享受到该项权利，同时，会有一连串的麻烦和约谈相继而来。

    无庸置疑，在这方面神父会受到特别的注意。然而奠基于恐慑和胁迫的一种制度，例如劳工营，不可能只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宗教的小团体上，营内的官员非常担心囚犯们会发生暴动，因而不停地监视囚犯的活动。他们彻底打破囚犯当中的任何群体，诸如：同一国籍、同一语言，或是来自同一个城市，或是有相同的背景，例如同一个大学毕业或参加过同一个政党。然而，由于北极圈劳工营的囚犯是来自苏联境内各个共和国，许多囚犯具有相同的背景，如同一部队、大学、党派等，在休闲时间，安全人员想防止此类群体的形成或相互接触是不可能的。无疑的，这或许是他们为什么要把工作时间延长到人类体力的极限的理由之一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采取混合编队的缘故了。经过混合编队后，囚犯们之间就很少具有相同背景和兴趣的了。这就是为什么队伍要经常变动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在囚犯中有为安全机关通风报信者已成为不宣的秘密的缘故。无论如何，他们要孤立神父，是因为神父们无论在国籍或宗教团体方面都具有领导的潜能，这也是他们实施无神论宣传和宗教迫害的一种必要手段。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安全措施对于一个神父的人际关系的影响竟是这样小。当他自己或在另一随从陪同下出现在营区内时，他立刻会被走过的囚犯所包围。如果在一个新的工作队或新营房或新营区内听说有一个人是神父，立刻会有人想和他来往。他不必走向他们，他们就会主动地走向他。这是一种令人觉得卑微的经验，因为你立刻会察觉，那是天主的能力在工作，而和你自己的努力几乎没什么关系。人们走向你，因为你是神父，不因为你个人做的是什么工作。他们也不总是来求得一明智的指导或神修智慧或一个难题的解答，他们是来寻求圣事的能力，他们来要求赦罪。获知这件事实之后，真令人感到喜乐与谦卑。你知道，他们走向你，是因为他们把你看做是天主的人，天主的代表，从人间选拔并被祝圣，为人类代行那些有关天主的事。你也知道，这加给你一项服务、宣讲的义务，丝毫不应有个人的不便的念头，无论你肉体上感到如何疲倦，或是面对官方的威胁，你必须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法不在我与囚犯的每一个接触当中看到，现在，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天主对我的圣意，天主是以他慈爱的手，在一种奇妙而令人难受的方式下，带领我来到这里的。

    那不总是口头赞美天主和宣传宗教的事。有时候只是对于你营中的同伴表示尊敬，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不管他自己做了或说了什么，也不管他如何对待你。就是那些特别为了寻求神修指导的基督徒，重要的也不是提醒他们满全身为教友的义务或指出他们行为上的缺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同情与精神上的支持。向每天生活在孤单、隔离的凄惨境地中的人们宣讲有关罪、惩罚、地狱之火的道理实在没什么必要。一个神父如果想在这些不幸，而且几乎完至被剥夺人性尊严的人们当中发挥影响力，他必须具有极大的宽容并善解人意。丰富的普通常识，以及在一个问题、对话或与人接触的情境背后能直观、感受到天主的临在，远比神学教科书上的答案更重要。

    来到了卢班卡，我终于了解了，精神方面的一切事物都在天主而非在我们自己手中。在经历卢班卡的悲惨岁月之前，我总认为，在一切有关良心、道德的问题上，我都能有一确定的答案与解释。然而，在我的尝试失败，并在艰苦的方式下认识了天主的真理之后，在劳工营中，我已能谦虚地服务那些天主送到我面前来的人，我们开始了解圣神在我们内缓慢的工作。而多么迟钝啊！当我们开始觉察也是同一个圣神在别人身上工作。我每天在营中工作时，总是一再的感谢天主用我在卢班卡的那段可怕的期间来炼净我，以便我能为这些受苦的人服务。我也感谢祂：由于祂的奇妙作为而领我到了这里。但是最令我感谢祂的理由还是，祂选拔了我成为一位神父，和祂所赐的，我得以再次做神父的工作并尝到了喜乐。

    在每一个营区内总有一些神父，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的来源。那些在营内最久的神父经常会帮忙我们取得为做弥撒所需的东西。他们很高兴在营中有别的神父，也会很快将这消息在囚犯们中传开。这种友谊本身就是令人喜乐的一件事，但它也意谓我们有了办告解和领圣事的机会，得以讨论神修方面的事物和分享生活上的经验。我们在一块儿讨论，如何针对囚犯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一个最妥常的答复。这类问题只在劳工营中才会出现，在神学过程中是不曾遇到的。我们也互相规劝，互相鼓励，分享每一个人的祈祷和做简短的话道。虽然并不是什么高妙的道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讲出来的话，经常是十分动人的，而且也最容易激励人。和这些人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们以言以行来证明他们对天主的忠心，以及日复一日地照顾着天主委托给他们的羊群，真是令人感到无限安慰。

    的确，他们也不全都是完美的，在神父们中甚至也有密报者。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种事，是因为有些在营区办公室内工作的诚实的囚犯，会把他们所见所闻告诉我们。有时这些神父自己会私下向我们倾吐，他们是如何被迫和官方合作，他们要求我们的宽恕。奇怪的是，这些密报或被怀疑密报的人，却不会被排除于我们的团体之外，他们仍然和我们一齐做弥撒，我们听他们的告解，他们也听我们的告解。这是由于我们对告解秘密的信心所产生的力量，我们也不愿从可以获得恩宠的圣事和倾听天主的言语中离开而转向他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依靠天主和祂的恩宠到底有多少。

    每个营区内也都有一些浸信会的牧师，但是他们很少和我们联系。事实上他们大多是极端反天主教的，有时候他们甚至公开表明对我们的敌意。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经常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团体。他们定期举行祈祷聚会，凭着记忆背诵圣经经文，而且互相教导要对基督充满信心，要抵抗那些反基督的人，即共产党徒和天主教徒。或许是因为他们过于顽强和直言不讳，或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结合紧密的团体，营区官员对浸信会教徒就特别严厉，也倾全力要粉碎这样的团体。我经常为浸信会教徒对其他宗教信徒的态度感到伤心与不解，尤其是在目前的处境下。然而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他们的信仰所作的基督徒的见证。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对其它教派基督徒的态度并不是基督的态度，甚至有伤爱德的。但是如果他们真心相信天主教是反基督的，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对我们的恐惧和他们对我们的反应。的确，在其它方面，他们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他们毫不畏惧为他们的信仰挺身而出，为它受苦，在每天的生活中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作证。

    同样，我们谈到我在劳工营中所碰到一些东正教的神父和会士。他们大致说来都不够主动，但是他们似乎都是真正有圣德的人。他们不喜欢辩论，也尽量避免公开的宗教活动，而过着单纯的祈祷和工作的生活。在营房里他们很少和其他囚犯谈话。一些年纪较大的东正教徒囚犯偶尔也会去找他们，并花一些时间和他们做私人的交谈。但是他们似乎想要避免做出任何引人注意或任何可能导致与劳工营权威当局产生麻烦的事情。但是，其他囚犯却很尊敬他们，不去干扰他们，有时也会惊讶他们那种深度的祈祷生活。

     事实上，我们在营区内的传教工作可用「作证」这两个字来概括。因为这里的传教工作，重要的并不是向你周围的人宣传天主和谈论宗教，而是把你自己内心所承认的信仰生活出来。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大都不懂得你这种将生活中的辛劳、痛苦、牺牲奉献给天主的工作精神究竟有何意义，但是他们开始对你的生活态度起了尊重之心，由尊重再逐渐变成钦佩，随后他们就想探究你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原因了。所以你之所以能够影响他们，主要的并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做了什么，你如何生活。囚犯们对狱方的作风很了解，他们也知道神父经常是官员们找麻烦的对象。然而他们也看到，这些神父却从不愁眉苦脸，反而经常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他们每天毫无怨言，凡事从不首先考虑自己，从不关心他们本身的舒适或安全，努力地工作，甚至经常超出了狱方所要求的工作份量。囚犯们也看见神父们随时准备着要为病人和罪人，甚至为那些咒骂或鄙视他们的人服务。人们可能要说，如果一个神父对这样的人表示关心，那么在他身上一定要具有一种使他懂得人情世故，而同时又可以使他接近天主的修养。这种修养是大多数囚犯对神父的要求。而正是神父身上的这种涵养，引导了他们去遵守天主的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去寻求一种与天主和好的新关系。帮助囚犯重新找回他们多年以来所放弃（或只是忽略）的对天主的信仰，这是我们神父最大的喜乐和安慰。

    那些来自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天主教徒是我们牧灵工作的首要对象，也是任何劳工营「堂区」的核心。他们坚定地持守着他们的信仰，也因为有神父在他们中间，又得以领受圣事而喜出望外。他们传统上对神父极为尊敬，在营区内他们也都尽全力地照顾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的传教工作顺利而有效。他们也把他们额外获得的少量食物和我们分享。我们做弥撒时，他们会在附近站岗监视，当有卫兵接近或有密探出现时，他们会事先通知我们。此外，他们也会把其他囚犯带来和我们认识。当然，他们并不都是最模范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确是有信仰的人。虽然他们并非总是能够将信仰的真理解释得很恰当，以满足那些在苏维埃制度下长大的人们的好奇心，那些人已在学校内听过了太多的关于宗教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以及对宗教所作的嘲笑和歪曲的解释。但是，囚犯们的确为他们的信仰作了见证，他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信仰给了人的生命另一个幅度，一个人能够相信在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某种东西的存在，这样的信仰给了在此环境下的生活一个意义和目的，否则这种环境只会使人产生绝望。正是透过他们的信仰——尽管并不是十分成熟，才吸引其他囚犯走向我们，来寻求对信仰的进一步了解，以便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能看到生命的这一层意义。

    在这里没有惊人的皈依行动，看不到奇迹，也没有足以证明圣神临在的感人的祈祷会，我们的宗教仪式也不盛大、光彩得足以引起那些普通工人加入我们团体的好奇心，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上的便利，因为无论弥撒或任何灵修聚会都得秘密地举行，以免遭到当局干预，为天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下这些了：秘密举行弥撒，付洗，为死者送终，随机讲一点道理，为病人傅油，听告解，在营区内散步或踏在冰天雪地的路上前往工作时，做一点低声的祈祷或给你的同伴一点劝告的话。每一件事都是在极深的信仰精神之下所做的。在一方面，神父不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渺小。身为这块葡萄园里的工人，他感觉不出有什么较为有效的方式，可以来影响这些生活在一个公开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内的群众；在另一方面，他也能每天感受到天主恩宠的力量，能完全信赖祂的神圣照顾。因此，他的工作就是，将每天别人要求他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得完美，其余的就全部交给天主了。

    在西伯利亚的劳工营中，人们为了生存，必须承受艰苦的工作和不人道的待遇，身为神父，应该给予这种生活一个新的目的和意义。因为他的角色正是基督第二，天主和人间的中保，他应该为他的弟兄，献上他的痛苦和辛劳。他应该接受每天来自天主的工作和痛苦，把它们奉献给天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周围那些努力保持着信仰或尚未得到信仰恩赐的人们。这并不会使每天清晨一起床即需面对新的一天的烦重工作变得容易，或是使工作较不消耗体力，而是在这个纯粹为了多活一天的生存欲望之外，给我们的生命加上一个「补赎」和「牺牲」的幅度。这也在我们的铎职上加进一个更深的奉献意义，它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痛苦中加进一个圣事性的因素，它使每一时刻、每一项努力都成为一种铎职性的工作。因为，一位司铎的被祝圣，并非只是为了做弥撒或听告解，他也应安慰病人，照顾临终者，提供安慰的话语和灵修智慧给那些需要的人。祝圣司铎典礼上的经文说：「每位司铎都是从人间选拔，被祝圣来为人们行那些有关天主的事。」而有关天主的事就是每天生活中一切的喜乐、工作和痛苦，无论它们看来是如何的沉重、烦人、无变化和微不足道。为他的同伴将这些事情奉献给天主，在他周围的人面前，为天主的慈爱和圣意立榜样、作见证，做一位殉道者。经历了卢班卡监狱多年的隔离与孤独之后，在北极圈西伯利亚劳工营内，我得以在肉体的疼痛与折磨，精神的悲伤与失望中，重新展开我的司铎工作，这真是我的无上的安慰和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