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留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堂区的日子并不长久 。一天凌晨，秘密警察出现了，并限我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个城镇。他们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在争论或解释上，他们只是注销我在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居留权，并告诉我，如果我两天后还在那里，我将被逮捕。他们不理会我所提出的问题，而只是进行着该办的事上作业。当手述完成后，负责的官员冷冷地告诉我：「伍拉狄米，马蒂诺维治，你已一再地被警告，而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你可以选择前往阿巴刊( Abakan)或叶尼塞斯克( Yeniseisk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这两个城镇我都没听过，不过他告诉我，叶尼塞斯克在西伯利亚北部，而阿巴刊则在南部。因为我在西伯利亚北部的苦已经受够了，所以我选择了阿巴列。「很好」，他说，「现在让我把一件事说清楚：在阿巴列，你不得再从事你在这里和在诺里耳斯克所做的工作，否则你所开始的工作将立刻被终止。我的话够清楚了吧。」他没有谈到任何有关神职或宗教的事，但我们都知道他所指的意思。

    因此当我抵达阿巴刊后，我就到ATK，50市立汽车修理厂工作，我也找到了一间出租的房间，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病人和他的太太。讽刺地是，他生病前一直是市政委员会秘书，是党工人员，而且还是一位忠贞的共产党徒。然而因为他得了病，而且只靠微薄的津贴生活，因此他和他的太太很乐意把他们多余的房间租给我，以补充他们的家庭收入，即便他们对我的身份以及我为何会前来阿巴列和我准备在这里停留多久都无所知。

    我住在他们家里两年多，直至有一天他不太好意思且遗憾地告诉我，他在市政委员会内的老朋友经常在打听我的情形，并「建议」他，对一个党干部而让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与他住在一起似乎不太恰当。但那时我们已成了好朋友，他当然很不好意思要求我搬家，然而他也深怕丧失了他的党工资格和他微薄的津贴。还好，那时我在左邻右舍中已结交了许多朋友，要在邻舍中安排一个房间让我搬进去也并非难事。后来他们决定让我搬到隔壁邻居我的一位好朋友家里，我很满意他们这样的安排，因为我愈来愈对这些人产生好感，他们对待我就如同他们自己的家人，而我也很乐意接近他们。再者，我的新房子也给了我较大的隐私性，因而我有较佳的机会来每天做弥撒，不必担心被打断。当我从汽车修理厂下班同来时，除了这家的那位老祖母之外，通常没有其他人在家，因此在晚餐前我经常有机会做弥撒或默祷。老祖母和我很快就成了至交，当我晚间回来时，她总是准备了一杯热汤等着我。

    在阿巴刊的这几年中，使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深入俄国人的日常和家庭生活。我花了好多时间与这些家庭和他们的朋友交谈，因此我逐渐认识了各阶层的人，从我在修车厂和他处所认识的工人，一直至党干部——他们经常会突然聊到他们从前市政委会的同僚。事实上，他的家是各种型式会谈的场所，访客川流不息。这样对我是一种好处，因为这些人可以私下隐密地前来拜访我，并和我谈一些有关宗教的问题，他们可以在这房子进进出出，他们和我也都不必再提心吊胆。起初我十分注意不要提到我是神父，也不从事任何传教活动。但是渐渐地朋友告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因此我又忙碌起来了。然而我并非以正式的方式或组织大瞻礼，而是个别地或成双成对地。我劝勉他们，辅导他们，和他们交谈，我听告解并给小孩付洗，我也为病人和临终者傅油。我再一次被这些人的信德和恒心，以及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所愿作的牺牲所感动，而我也愈来愈喜爱上这些俄国人了，我在从前并不曾如此。

    一般的苏联公民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所有的宣传所征服，就像任何人一样，他渴望一个更丰富、更完满的生命，他在共产主义所应许（但仍未见实现）的物质成就或为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光荣革命」之外，仍然寻求生命的一个更深的意羲。当然，他也为他的国家的成就，为他的国家在短短的期间内所获致的成果感到骄傲，所以他也不会去怀疑他们所生活于其下的制度。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被和世界各地的人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他们也都在寻找着答案。他们并不确定宗教就是答案，事实上他们对宗教和教会都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在共产主义所提供的东西之外，仍然不断地在寻找着一些更能满足他们内在渴望，更能回答他们心灵最深问题的答案。

    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它认为它正是关心着人性的问题，因此它所有的努力都朝向此目标。世上再役有其它制度像共产主义一样，在人前塑造成具有如此崇高威信的形像，至少在理论和宣传方面。文学、文化、教育、工作、科学、法律、医学、劳动，和国家的所有资源都被声称是为了人的好处而服务。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一切都是为了人。」小说家高尔基( Gorky)的名言：「人」这个字是最悦耳的声音。」经常被引用着。学校中的孩子和工厂里的工人也一再被告知，世上没有比这个被称为人的东西更高贵的了。经常有一些特别的日常口语被创造来强调人性的善良。一个完整的道德系统被建立在这个主题上，而普及成新的社会秩序。如果由于某种失败或错误而被官方或同伴谴责时，一般人民也都会被提醒他们有义务表现得更有人性，更像有良心的人，更诚实，套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活得更像一个「人」。这些基本的人类特性不断地在官方强方的宣传下逐渐灌输在所有苏维埃儿童和公民心中。共产党人，即新社会秩序的人，必然优于其他所有的人，因为归化全人类信奉共产主义，以及替全人类争取自由、友爱和正义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党和政府用了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方法来教育人民这种共产主义的新耩神。所有传播媒体、戏剧、艺术和文学，以及全国各地的学校，劳工组织和俱乐部都为了这个目标而强调此同一主题。即使娱乐和艺术界也无法免于替这种共产主义新人的美德宣传的强大压力，这些美德包括：为主义而工作的尊严，诚实和守法的需要，友爱，给予和接受同志善意纠正的必要。人类最高的仁慈的观念一再地被强调，自私、懒惰和贪婪则是最主要的敌人。其目标就是要提供所有人一个整体的利盆，为人类成就一些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实现的理想。

    无疑的，这个持续的宣传还有某种程度的效果。一个明显的成就是那种别处所看不到的团队精神。另一项成就是人人都以他们所完成的工作而自豪。无论是完成了一个五年计划，或建筑了一个新水坝或新工厂，或一次农作物的丰收，或只是完成每天所分配给他们的工作量。能以某种方式促进祖国的富裕，使他们觉得自己的重要并且以这种政治体制为荣。他们公开承认他们并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们有生以来只听过他们的制度和一次又一次被称扬的成就，而他们也相信了它。他们单纯地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于西方国家，在各种新产品的广告下——汽车、房子、香皂、香水、衣服款式或甚至黄色书刊——也制造出同样的心埋效果。美国式的生活被描写成充满色彩，而人民也逐渐认为他们必须拥有这些东西，为了赶上时髦，即使负债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满足他们。或许在如此反复的宣传攻势下，对这些目标事物会产生无意义的、制约反射的接受。但是他们仍然有一种含混的，有时甚至也是无意识的感觉，即在物质的财富和成就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无论是就个人或整体的生命而言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我参与了一般工人，家庭中的先生、太太和老祖母，从最单纯到最善辩的共产党员之间有关生命意义和道德问题的讨论。不需我先发言，他们就经常会自动讨论到这类问题。这个不断出现的「一切都为了人」的口号等于是共产党的电视商业广告。有时一则新闻报导，或甚至是某个文化或娱乐节目，就足以引起反应而开始他们的讨论。

    人类的进步，抽象的人性美善，或对于人的荣耀感，这些都是很薄弱的理想，在面对每天的经验和日复一日的生活折磨时，很快地就失去了它们鼓舞或满足人心的力量。一个人可能会有某个时候为了服务苦难的人类的目标而献身，一个人也可能会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所鼓舞，但人性依然故我，未见显著改善，人类的缺点仍旧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更深和更有意义的动机，那股激励的力量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里，在无神的共产理论里，人和这个物质世界都是现成地在那里，至于其余的，即未来的完美社会，将要来临的崇高、伟大的人类黄金时代，则仍然只是懂憬，仍然遥遥无期，就连共产信条的辩护家也很久以来就放弃了为它设定一个期限。突然，今天的共产党徒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那些第一和第二世纪基督徒的位置上，当时的基督徒相信，基督的复临已迫在眉睫，基督即将第二次再来，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很讽刺地，共产主义所期待的未来的黄金时代，目前也被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只是如同共产党的宣传员对宗教的描述一样，是一个乌托邦，并不可能实现。

    总之：人毕竟只是人——尤其如果他是隔壁的小气鬼，或你隔壁工作台上的笨家伙，或不诚实的肉贩、店员，无礼而不耐烦的公交车司机，鲁莽而坏脾气的交通警察，大声吼叫的党干部和社会中追求功名的人，脾气暴燥的工头或商店的老板，邻居的没有教养的野孩子。当然你能同情病人和受苦者，而你动恻隐之心去帮助他们，你也能被战争中的英烈牺牲事迹或天然灾祸所感动，但要对你每天所接触的那些充满人性缺点的人表示太多的同情或友爱却不容易。街上的那个人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为什么我就该用一种高贵而却又完全抽象的友爱观念来把同一条街或同一个工厂中的那个丑陋的无赖当做「同志」呢。对家人或朋友的爱是一回事，因为那是从人类的天性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且我们之间也有一种相互体贴与牺牲的关系。但对整个人类的爱，那是什么呢？

    而且你又如何能解释共产主义的大恶呢？这些人民都领教过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实际上我们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朋友或亲戚或至少知道某人曾经被送至西伯利亚劳工营，那么，这种制度整天吹嘘的「人性」在那里呢？至于堕胎，我们就拿堕胎来说吧——单单官方的统计数字，我们所住的这个小镇每天就有五十六个堕胎案件，而苏联其它地方又如何呢？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人性」吗？

    堕胎在苏联是合法的。任何人想做都可以。政府的说法是，为了防止秘密堕胎的范滥，必须让它合法化。因为夫妻的工资难以维持超过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因此人人想堕胎。然而有些问题也让他们恐慌，在医院堕胎房旁边的走道上总是贴满了海报，不是赞美堕胎，

    而是警告准备堕胎者，这种手术在一个人的身心上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医生——大部分是女性——和护土以及院中其他的职员也设法劝阻就诊者动这种手术。许多堕胎过的女性，在手术好几年后仍然吐露她们一直无法免除罪恶感和良心的谴责。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教徒」，而是已经在苏联学校内接受过完整的无神教育的妇女和女孩子。

    甚至为共产主义，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生和死、对和错的问题。如果生命在它刚开始成长的阶段就能这样轻易地被处理掉，那么谁能阻止这种漠视生命心态的扩散呢？社会吗？似乎不可能。社会甚至连它目前的犯罪和秩序紊乱问题都无法妥当地处理了。那么当一个社会事实上赞同「恶』时，不知它将依于胡底？我们能相信只靠人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多少文明国家在时代的推移中沉沦了。

    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逐渐地将天主和宗教，堕胎的人性和救赎，基督和他的王国等观念带入。当然，这要看我谈话的对象是谁，以及他们对我的谈话内容准备接受的情形如何来决定。我比较亲近的朋友知道我是神父，因而他们就经常表现得比较愿意倾听。至于其他人我只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是「教徒」，然后等侯他们的反应，以便得知我该从何处谈起。

    有些人感到好奇并会进一步向我发问，有些人只是耸耸肩，而有些人则会严厉地攻击信仰和教会。他们的攻击总是集中在所有无神论反宗教宣传所攻击的那几个要点上：教会的贪婪和神父修土如何贩卖蜡烛敛财，神父和修女的性变态，沙皇时代教会的政治力量和影响，

「圣人」们的不可思议的克己和补赎行为，甚至宗教法庭的残酷等。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人性方面所能暴露的缺点，都如数家珍地在学校的无神论课程和无神论博物馆的公开展示中遭到严酷而无情地控诉。这是这一代一般公民所听过的教会的唯一的一面，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教会刻意被扭曲的形像，因此他们对教会和宗教的反感是可了解的。我并不试圈去护卫这些事——天主自己知道该如何护卫——而只设法引导我们的谈话内容，回到我们先前曾经谈到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友爱等信仰真理上。   

我谈到我所相信的天主，谈到创造和天主对人类和世界的计划。谈到原祖的堕落和罪，人遭到天生的摒弃和紊乱的进入世界，和人类由这个我们称为罪的紊乱所招来的惩罚。我谈到天主预许了一位拯救者和基督的来临。我谈到祂为我们所树立的一个完人的典范，在此完美的生命之下，每一个思想和行动都承行着天主父的旨意，也因此再次恢复了天主最初为人类所安排的完美秩序。

我谈到祂如何经历了人类所能经历到的侮辱，从祂的卑微诞生，到祂的贫穷，到祂在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小乡村度过了靠制造家具维生的枯燥而单调的三十年，到祂的遭到弃绝，受苦受难，最后面对众人，被视同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谈到了祂的复活和战胜死亡——这是整个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它给了我们死后的生命——即永生的绝对保证，保证人和他的现世生命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可以超越死亡。

    我谈到祂的来临如何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王国，开始了——而且只是开始—一个完全按照天主原始计划的新造的世界，因此我们都应该勉力圣化自己，成全自己，以促成它的早日实现。我向他们解释祂所宜讲的天主为众人之父的教训，只有藉着此信念，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手足之情有意义。我也谈到祂对于爱、正义、真理、诚实、自我牺牲和承行天主圣意的训诲，这些美德是基督徒伦理的基础，和基督来到人间所建立的地上天国的成全。最后我谈到祂带给人的信心和希望，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生活，一个非幻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这个世界和全人类得救的可能性。

    虽然我并不急着要归化他们，但是在他们自发地关心生命和人性意义，关于友爱和为了更美好生活而工作的奉献情操，关于世界中的恶和道德，关于自由和和平的讨论中，我随机注入了上述的那些主题。即使我无法在这些闲谈的过程中使任何人成为教徒，至少我在他们所唯一听过且有时也有所怀疑的党路线和信条之外，提供给他们另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我至少对那些困扰着他们的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并使他们了解，无论如何，为那些像我们这样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于人和现世的存在，在纯本性和物质之外，尚有一更高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要告诉他们，我拥有一切答案，而他们所有的尽是疑惑和问题。我只是设法向他们证明，他们所表达的怀疑和渴望，他们心灵的这种内在活动，是来自人身上的一种精神体，它是天主的，属于超物质的。我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人的心是为了天主自己而被造的，除非安息在祂内，永远都不得安宁。我也不是要给予他们冗长的讲道，或阐释教会的信条和救恩史，因为每天晚上都充满了问题和反问，争论和反驳，以及导入更深一层思想和问题的解释。在整个过程中，我通常都怀着愉快和坦诚的精神和他们交谈。

大多数的一般苏联公民都知道，在他们的国家，宗教仍旧存在，而他们中许多人也渴望更多去了解它。许多人仍然回味着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如何醉心于传统的宗教并虔诚地履行了他们的信仰，至少他们渴望他们的子女能受洗。他们怀着好感和恋旧的复杂情绪回忆着那个时代的美好，然而，学校时的课本却教他们嘲笑那一代人的「迷信」。现在他们问他们自己是不是宗教使那些老一代的人成为善良的人民？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至死仍然坚守着这个信仰？此外，他们也不了解，宗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激励他们的邻居和他们的工作伙伴，在面对嘲笑和窘难，面对严厉迫害和丧失社会权利，面对个人的不幸和牺牲时，还能继续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问，在它内是否真有某种东西，而且它是否真地如此重要，以致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如此大的不同。

这些坚强基督徒的榜样，以及他们所激起的别人的疑问和好奇心，如同我长期的交谈与解释一样，并未造成许多的皈依者。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定预备了一块适合播种的田地，只等待天主自己来在人的心田里撒下信德的种子。他的照顾是何等奇妙，祂常用一些人心所难以想象的方法来达到祂的目的。即使是共产主义本身，虽然它的明确目标是要摧毁宗教和一切对天主的信仰，然而在天主的计划中，它的存在仍然有其目的和意义。虽然它是无情的，残忍的和暴力的，但是它也摧毁了社会中许多腐化的现象，并开始建立一个更合乎人性的新社会。从纯本性的平面来看，它的确也对人做了许多好事。它的人民经由痛苦——而且无疑地，许多是不必要的苦——已对它的严厉要求有所反应，他们已培养出一种足以令许多基督徒国家羡慕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精神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的确，天主定要发现这些人的心田是一片肥沃的土壤，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撒下信德的种子，而且最后将有一次丰富的收获。

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我对这些人的传教工作再次结束了。但我仍然怀着热爱和悲伤之情怀念着他们，我天天为他们祈祷。如同我怀念着诺里亚耳斯克和格拉斯诺亚耳斯克的俄国基督徒，怀念着我监狱中的同伴和劳工营中的难友一样，我也在每天早晨的弥撒中纪念着这些阿巴列的俄国人。我为他们永远的得救和在天主内永远的幸福而奉献我每天所有的祈祷、工作和痛苦。

    那是我在天主王国内的角色。现在和从前一檬，我仍然努力去实行天主对我的圣意，我每天仍然和从前一样，心悦诚服地去接受它，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