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于西伯利亚劳工营的那些年中，政府官员和审讯贝多次告诉我，在苏联我将永远不可能再获得自由。他们有时是以讥讽的口吻，有时是威武，有时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劳工营中，当我被传迅时——这为每位神父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才相信或许在交谈的过程中，官员会宣判我永远再见不到自由。当然他们知道我的正式刑期是十五年，但是他们随时可以不顾法律而更改这事实。此外，营规经常被他们技术性地违反和破坏，官员们总可以找到某种借口给你添加额外的刑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掌握着权力，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在这种情形下，囚犯没有机会要求法庭平反，也没有多少希望向较高权威当局申诉。在平时的闲谈中，甚至连我的难友们，也几乎一致认为我的刑期没有结束的希望，我永远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四周布满带刺铁丝网的营区。他们会同情地摇摇头或耸耸肩，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接受它，认为这是我们在此不仁不义的政权下所必须忍受的事实，尽管令人遗憾，却是预料中的事。随后不久，我也渐渐相信了，而且接受这是生命的残酷事实。

    然而，一个春天的上午，在卡耶堪( Kayerkhan  )营区，我上工之前，被唤至营区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将于十天内获得自由。因为经审核过我的记录后，劳工营官方发现，依照一些新条例，我有资格缩短三个月的刑期。因此，我事实上只服了十五年刑期中的十四年零九个月。所以在以后几天的晚间，下工后，我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体检，和一个囚犯获释之前所必须完成的纸上作业，在我真正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点也没有入睡，我几乎不敢相信，经过十五年之后，我又真的自由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领班来到营房叫我，并带我到保安警察办公室，我坐了约两个钟头，不停地在一大堆文件上签名，并填了一些表格，我心想还会有其它的麻烦或进一步的问话，但是值班人员只是例行地处理那些手续，和释放其它囚犯一样，我并没有受到他们更多的注意。最后，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一位官员详细地向我说明了我的新身份。

    那些离开劳工营的人并非就完全自由了，他们并不是持所有苏联公民所随身携带的护照。获释的囚犯得到一种所谓的「解放证书」，那是说明你已服完你的刑期的一种证明文件。但即使在此时，仍然有一种区别。囚犯或是完全获得自由而恢复身份，或是像我一样只是获得部份的自由。因为我是个被定罪的间谍，所以我只能获得一种称为polozenie pasporta的限制性的护照。持这种护照，我被限制在官方容许的地方居住和工作。例如，我就不得住在任「行政城市」(regime city )，亦即像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海参崴、塔什干这类大城，或任何边境城市，因为他们推想我可能会从那里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如果有警方和政府的特别允许，在某些时候我可以前往这些地方，但最长不得超过三天。而且持这种限制性护照，我每到了任何一个城市，我所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警祭局报到，并登记我已到了那里。   

官员们向我解释了这一切，并检查我的在营资料后——那似乎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们告诉我，当我离开营区，就直接前往诺里耳斯克，并向那里的警察局报到。他们说，警察机开会给我一份正式的身份证，以便我能成为一个自由公民在那里定居下来。

西伯利亚四月的一天中午，所有纸上作业和说明已经结束，于是我最后一次走出营区大门。在我走到大门前约十五步远时，我自动停下来等侯卫兵，就如每天早上我们要前往工作时所做的一样。门口的卫兵注视着我们，并对我们冷笑。获释的囚犯由于习惯的力量使然，十之八九都产生了同样的误解。

    我显得很怯生，我不知如何像一个自由人那样来走路。我的双臂不是背在后面，而是在身体两边晃来晃去，觉得煞是奇怪。我回头向营区作了最后长长的一瞥，似乎有点依依不舍了呢！随后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向卡耶堪( Kayerkhan)镇走去。车站内有一列火车，我爬上车，居然没有人盘问我或称微注意到我，真令我不敢相信。车掌是位女土，收了我的车费。我预料她会问我一些问题或找我某种麻烦，没想到她只客气地对我微笑。我坐在座位上注视着窗外，想到自己已是个自由人，被以自由人的身份来对待，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但我仍然随时等待着事情的发生，等待着有人对我咆哮，或有某事阻止火车离开，或有某人指着我。然而没有任何事发生，火车开始移动了，我终于自由了。

    我想除非你被剥夺过自由，你才会真正了解自由是何等宝贵的一种恩赐。的确，为那些坐牢或在劳工营里的人，他们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他们想起或了解自由对他们的意义。监狱和劳工营的严厉制度更加深了这种感受，因为在那里每一件事都是固定的，不仅被限制在

栅栏和带刺的铁丝网里面，而且生活中的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也都是固定的，毫无弹性可言。囚犯对自己毫无自决权。有一定的时间起床，一定的时间报到工作，一定的时间休息或运动，一定的时间就寝。那可怜的三餐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如果你为了某种理由而错过了吃饭的时间，你只有挨饿。但是比肉体的限制更糟糕的是，囚犯们有一个可怕的观念，即囚犯是一种没有权利的人，因此他们该受到此种待遇，这种观念是藉着过去痛苦的经验和官员们不断地灌输而注入囚犯的心里的。事实上他成了一件东西，而不是一个个体。他不会尊重他的尊严，人格，或甚至他做为一个人的存在。他是一个号码，而且卫兵和官员也经常直接用号码来称呼他。

    有些人被这种意识完全击溃了；有些人则躲藏于过去的思想中，试图抹去当前的可怕事实，并以此方式找到一种对劳工营恐怖生活的逃避方法；有些人在劳工营生活的压力下，逐渐跌进沮丧的深渊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希望和前进的意志。这类人是很少能生还的。只有那些接受这种失落自由的痛苦，并决心追随他们的求生本能，设法最后要再走出劳工营的人才能活下来。他们会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友谊团体，而且几乎是亲如手足，因为本能告诉他们，一个孤军奋斗的人，最终要冒着失败的危险。和别人在一起，不断地和他们交往，能带给一个人某种的安全感。他已失落了一切，他的生命一直暴露于疾病或肉体的无能，而且甚至是死亡的危险中，然而他并不孤独。营房中有人会照顾他，即使他们不能提供他太多的帮助，而只能安慰他，然而这对于恢复囚犯的人性尊严感和做为一个人的价值感有相当程度的帮助。同样，他也能对他的朋友的失去自由和他们的不可知的未来表示同情，能将他的生存希望，他对往事的记亿，以及他对未来的看法与他们分享。

    肉体可以被限制，但是在人身上的那种最深的自由，即灵魂的自由，心灵和意志的自由，却无法被摧毁。这些是人身上最高级、最高贵的官能。他们是使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要素，它们不能受束缚。即使在监牢里，一个人仍然能保有他的自由意志，他的抉择的自由。即使在监狱里，一个人仍可以选择行善或作恶，为生存而战或绝望，服侍天主和他人或转向自身和自私。自由意志存在，所以自由也就仍然存在，因为自由只被定义为心灵处于无拘无束的状态，印在人的选择或行动中可以不受生活、命运或环境所迫的自由自在的状态。

    这种自由是绝对的，而今天许多人要我们相信的那种自由却不是绝对的。年轻人也经常渴望自由和独立，并多少将它视为一种绝对的东西。他们一提到自由，就把它当做一种本质上是善的东西，似乎它是存在于理想层次，不受义务和责任的束缚。年轻人身上的这种追求独立和自由的驱力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它是成长，或为成熟个体，切断围裙而迈入成人生活的必经过程的一部份。但是如果父母让子女的这种价向毫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而不坚持子女无论在家或是在学校，应在对父母和家人、朋友和师长的责任与义务的上下关系中，，去运用他们的自由的话，他们就没有尽到为人父母者应尽到的责任。因为小孩子所以如此渴望得到，如此热切期盼的成人世界，在此世界中的自由，已由于环境，由于固定的义务和限制而被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人类的自由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存在于某种理想境界中。

    在民主社会中，自由经常被许多人所滥用，虽然他们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律的限制，但仍然准许他们这样做，这类事情之所以发生，有时候似乎是因为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过于宽大，而不能适当地惩罚那些侵犯别人权利的人。反之，在集权国家里，自由则又嫌缺乏，因

为法律太严厉，处罚太苛重，权威当局经常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的事实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具体而现实的世界中，限制人的自由的理由很多，不管是言论或思想的自由，不管是公民或社会或宗教或人身的自由。无论你是从那一层面来考虑自由的概念，你总会发现，在这个现实生命中要给予每一个人他所希望的自由，是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

    坐在开往诺里耳斯克的火车内，我难掩我重获自由的兴奋，一路上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自由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对其他人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已在劳工营外面了，我已远离每天严厉的生活步调，我现在已能自由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也能自由地决定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虽然在那种意义下我得到了自由，但是我尚未从所有限制中获得解放。身为出狱囚犯，仍有许多限制；只要我还携带的是「限制性的护照」，在我身上就一直有着某些特殊的限制。然而这些限制与每一个人在任何社会中所受的限制只是细节上的不同，如规则与习惯，法律与风俗，甚至家庭、教会、社会或文化内的那些「被接受的」传统。没有任何人的自由是绝对的。

    基本上，我们所拥有的绝对自由只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是我们的造物主所赐予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爱祂和事奉他。所有其它受造物都是藉着它们的存在来事奉祂；藉着存在，它们见证了祂的能力和爱，或以某种方式反映了祂的光荣和美善。祂只给了人和天使自由选择爱祂和事奉祂的能力。祂使我们稍微逊于天使，给了我们理智和自由意志，这是人的质量特征，他的无上光荣，他的最宝贵的礼物，但同时也是他的最可怕的责任，因为只有人能自由地选择不去事奉他的造物主。

    人是藉着选择事奉天主，选择去实行祂的旨意，才能成就他的最高级的、最完全的自由。说我们的最高级和最完满的自由是来自当我们连一些最微小的事上也跟随别人的意愿时，那简直是个诡论，但如果那个别人是天主时，就变成千真万确了。我可以从我自己在卢班卡的经验来证明它。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大的自由的感觉——当然也伴随着心灵的平安和一种持久的安全感上（来自当一个人完全放弃他自己的意志而跟随天主的圣意时。我再也不会怀疑，我生命中所能有的最大保证是来自了解和愿意追随天主所显示给我的旨意。我非常了解，跟随我自己的意志，我自己的喜好和愿望，而不将它们符合于天主的意愿，那是多么的肤浅和不安全。后来我每天愈来愈了解，真正的自由除了让天主毫不受干扰地操纵我的灵魂，采纳天主藉暗示、默感和祂所选择的其它传达方式所呈现的圣意之外，就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我想，为那些不信天主的人，这种思想似乎是全然没有意义，或无法解释的愚昧。然而，为我却毫无疑惑：我所知道的最完全的自由，最大的安全感，是来自放弃我的意愿而只去承行天主的圣意。只要能实行祂的旨意，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不是死亡，不是失败，只怕不能实践祂的旨意。「因为如果天主和我们在一起，有谁能反对我们呢？」选择实行天主的圣意，并体验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自由，是我最大的喜乐和惊人的内在力量的来源。因为知道祂在我的一切行动中领导着我，祂以祂的恩宠支持着我，能给我一种平安的感觉和难以描述的勇气。即使在人性上感觉沮丧时，如果意识到我正在所有发生于我身上的事情上实贱着天主的圣意，这就足够驱除所有的疑虑和不安。无论那时的试炼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困难或遭遇，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知道它们都是来自天主，都是天主用来照顾我们的方法。虽然我不都能彻底了解祂的照顾的深奥或明白祂的智慧，但我确知，我一直在努力放弃自我的看法并尽我所能地去承行祂对我的旨意。

    我从痛苦经验中所获知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并非某种一夜之间就可达到或者可以一直保有其最终形式的东西。每个新的日子、时刻、环境、情感及行动，都是连用这种自由并在这种自由中成长的一个新的机会。成长所需要的是对天主旨意的一种接纳和开放的态度，而非某种有计划的步骤或预估的方法。即使是一些克已行为，如忏悔、斋戒或苦行等，如果它们只是自我要求的，就会成为障碍而非帮助。而努力消除所有的自我意志，接受天主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所透露的旨意，这是完全符合天主圣意的最妥当的获得成长的方法。虽然它将提供我们许多该实践的德行，该支持的遭遇，该忍受的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将使我们成为完成祂的计划——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得救，也为他人的得救——的合适的工具。事奉天主、服从天主，应优先于其它一切之上。

    因此，以完全信赖天主为基础的神修，是心灵平安和精神自由的最佳保证。在这种神修态度中，灵魂必须学习不以自己的动机为出发点来行事，而应随时答复天主在每天的具体事务中所要求我们的。它的注意力必须一直集中于天主的旨意上，而天主的旨意是透过我们眼前的一切人、地、事物所显示出来的。它的注意力不该集中于为实贱天主的旨意所需要的方法上。因此无论所需要的方法是什——困难、冒险、孤独或诸如饥饿、疾病这类肉体上的痛苦，只要能意识到，接受它们是在履行天主的圣意，就能使牺牲容易，负担减轻。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去接受牺牲和克苦，事实上，如果我们去寻找其它任何动机，而不去寻求天主的旨意，这是神修产生某种偏差的讯虢。而接受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来自天主的旨意，无论精神上，心理上，或肉体上必须为它付出多少代价，这是走向灵魂和精神自由的最稳妥，最便捷的方法，而超越其它一切的了解和解释。

    从卡耶堪到诺里耳斯克的火车行程并不算很长，然而它勾起我从耳佛夫进入苏俄的那个第一次长久的火车旅程。那时我一直确信我正在承行天主的旨意，那的确是我来到俄国的理由，但我那时对它的了解太不完全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我所学到的是多么的多，这些课程是多么的痛苦，而且不知有多少次我也跌倒了。而现在，我终于又以一个自由之身，重新开始从事我当时所梦想的：以司译身份尽我所能地为苏联人民服务，帮助他们藉着侍奉和爱慕天主而获得永远的救恩。虽然肉体上我还未能得到我所希冀的那种程度的自由，因为我一到了诺里耳斯克，就必须前往警察局报到，而我也会一直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但精神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安全，我坚信，天主会一直照顾着我，并领导我走上祂的圣意所显示出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