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你曾面对过一个行刑队，那将是对你的死亡神学的一个最好的考验。我的确未能成功地通过这项考验。或许是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没有任何预警。在诺里耳斯克第五号营区内的囚犯发生了暴动，当军队被召来之后，很快弥平了战乱。他们把囚犯们分成一些小队伍，随后把他们带走。我被编入一个三十人的队伍里，这个队伍是最先被集合在营外的几个队伍之一，这些队伍集合好之后，立即被带到离营区约一英里远的一个沙坑。我们根本不知道即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我们更不曾想到竟然会看到一些士兵拿着步枪站在我们面前五码之遥，正等待着射击命令。命令下达了，步枪也举起来了，瞄准我们的头部，等着另一道扣扳机的命令。起先，似乎是在做梦一般，我们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突然我们发现我们是站在只等待着射击命令下达的枪管前面，我们内心感到一阵空前的震撼，一切似乎都停止了。我的胃做了一下呕，然后就麻木了，我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我确信我一定也忘了呼吸，我无法活动我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我的内心一片空白。

实际上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主，这就是结局了吗？我知道我开始了忏悔的行动，但我记得当时的感觉，似乎身体的其它部份都不能了解我的喃哺低语。身体的其它部份只是注视在一个事实上，即顷刻之后，我就要目瞪口呆，毫无准备地站立在天主面前，在这突如其来的慌乱和恐惧中，我无法忏悔我的罪，我只是麻木不仁地呆立在那儿，甚至连我以前学过的，要在每天的每一个行动中信赖天主，这种简单的信仰行为现在也诱导不出来了，更遑论会预先想到最后要和祂面对面地相遇。

我仍然可以清楚记得我那一刻的情形。当第二次恐惧抓住我时，我知道我不能履行任何基督徒行为来救我自己，我虽吓得瘫痪了，但我尚清楚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帐幕拉开并站立于天主面前之前，我该做什么，事实上我当时只是机械地默念着一些毫无内涵和意义的忏悔词。

    我不知那一刻持续多久。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夹杂着喊叫声一群官员冲出，阻止了我们的处决。当那一刻过去之后，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心砰砰地跳，全身每一支神经和每一块肌肉郁在震动，双膝无力并不停地颤抖，稍后我才再次能比较清醒地去思索这一连串事情的脉络。当最后我们被带开时，我设法去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在坐监、审讯、劳工营生活的这些年中，死的念头已多次聚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曾经不只一次被告知要受处决，我也知道那些威胁并非开玩笑的。我亲眼看到我四周的人死于饥饿、疾病，有时甚至只是死于缺乏生存的意志。在我内心，我已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了死亡，我在别人临终时帮助过他们，我曾生活于死亡的话题和现场中，我想过死，也反省过它，我曾对它一无所惧，有时候甚至还期盼着它呢，那么，为什么这一刻如此惊吓了我，使我如此彻底地失去了控制，使我完全不能发生作用，祈祷，甚至思想呢？是否就是这个「突然」、「惊讶」出卖了我？

    我想那只是因素之一，此外还有肉体上的恐惧。每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某时候，一定也经验过突如其来的惊吓，如车祸，或意外跌倒，或听到突然的尖叫等。在这些时候，动物性的本能就会发挥作用。内心一片空白，只有肉体起反应：肌肉收缩，心跳加快，反胃，神经紧张。而当那一刻过去后，如果在肉体上没有遭受任何的伤害，整个人就会瘫软下来。这些是受到惊吓时，生理上所产生的反应，因此如果说肉体怕受伤害或怕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我不能确定——除非我再有一次面临死亡的时刻，否则我将无法确知——但我怀疑当我站在诺里耳斯克外面砂坑的行刑队面前时，我的恐惧只是来自这种面对突然来的肉体危险所产生的动物性本能反应而已．

    因为就死的概念本身并不会引起我的恐惧，在整个战争、坐监、劳工营期间，我都不在乎它。虽然死必在现世生命终结时降临一切人身上，但它并不因此是邪恶的。如果基督信仰可以称得上是福音的话，那是因为：死并不恐怖，也不神秘，它不是人所该畏惧的，也不是生命、灵魂、人的终点。基督在加尔瓦略山的死亡本身并非救恩的中心行动，而是它的死而复活。是复活使祂征服了罪恶和死亡，人类原罪的遗传使拯救者和救赎成为必要。这就是得救的「好消息」（福音），它移去了人类对于死亡真相的疑惑和恐惧。因为复活是一个事实，和死亡本身一样真实。它意味了死亡不再控制人类，死后的生命是确实的，不只是人们的妄想或神话。也就是此事实使他的一度是恐惧的门徒成为新人，这是他们所宣讲的「福音」。

宗徒大事录中的那些简短的证道词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天主从死者中举扬了基督，祂复活了，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

   自从亚当堕落，天主就应许了一位拯救者。在死亡进入世界的那天，天主也应许了死亡的征服者。而在世界各地宣讲的福音就是，这位拯救者已经来了，死亡已被征服了。这是复活的喜乐，这是它带来的平安。祂告诉前往厄玛坞的两位门徒说：「无知的人哪，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意是这般迟钝！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天主的受傅者默西亚的胜利，征服了死亡和罪恶的王国，但如果不是祂先受死并挣脱了它的锁炼，怎能说祂获得了凯旋呢？复活是胜利，复活是福音，宗徒们被派遣去宣讲它，直到世界的终结。而复活的喜乐就是福音的喜乐，复活的平安即来自于得知人所最恐惧的事——生命的结束，死亡——真的一无所惧之后的平安。

    这不是基督徒的神话，这是事实，它的证明就是复活。圣保禄对他的信徒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们的信仰便落空了。」你不能是个基督徒而又怀疑这项事实。基督来到世上，取得了人性的肉躯，除了为了死，然后征服死亡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目的了。祂不只是一位宗教领袖，伟大的伦理或道德教师，祂还是应许的那一位——救世主，默西亚。祂的死而复活不仅是基督教会的，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中心事件。人类期盼祂的来临，期盼祂来征服死亡，最后祂来了。从那时起，祂克服了死亡的福音就在各地被宣讲，同时也使那些相信的人生活于平安和喜乐中。

    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对比上会像苏联那般强烈。在这个共党社会中，死是很忌讳的一个主题。在无神唯物论的意识形态中，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显然是一切的结束。它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为他们的生命刚刚要开始就被切断了；它对中年人来说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正达到他们权力的高峰；对老年人，他们已经过完了整个的人生，它可以来解放他们，但那仍然免不了要结束生命，因此也是可悲的。虽然一个人可以活在他的爱人的记忆中，一个名人的声誉可以使他的名字活得比大多数人的来得长，但是除此之外，死亡不仅意味了此生的结束，而且也是一切存在的结束。虽然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能努力工作，为他的同胞，为那些追随他的人建立一个较好的社会，但他自己却不能永远活下去。人人都被鼓吹要以他们的工作自豪，要为全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但这就是他们唯一能有的希望了。马克斯和列宁设下了这种信条的基础：今天的共产党徒应该认为，作为新社会秩序和席卷全球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潮流的先锋，是一种特权和荣耀。因此，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生命需要完全地自我牺牲，不容许死亡的念头减损了这个目标。结果，在苏联，他们采用了实用尺度以避免提到关于死亡的任何事情。

    当然，当死亡事件发生时，它也影响到家庭、亲戚和朋友。如果一个共党官员或某著名工人去世，会有表彰他的成就的展览和歌功颂德，也会有一两束附有标语的鲜花放在他的坟墓前，作为他的勋劳和荣耀的象征。有时也有乐队伴随着送葬行列，共党同僚们会参加他的葬礼，向他致最后的敬意，并且会在坟墓旁发表演说。至于一般公民，他们的死和葬礼都是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人知道。

    葬礼通常是在下班后举行，以便那些想参加的人不会耽误工作。工作不能因为参加某人的葬礼而中断。一般的棺木是由几块厚木板组合而成，形似水槽，用条红色棉纱布覆盖着，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这种棺木最多值五卢布。用来运送棺木至墓地的卡车是由死者工作的单位所免费出借的，所以只能在下班后的时间才能使用——那时的工厂五年计划是不容许将卡车用于像葬礼这种别的用途而让工作中断的。白天卡车都用于载石子、人、垃圾和其他与司机没什么关系的材料。使用后，把车台清理干净，再将后板放下，此辆卡车就随时可以充当灵车了。

    送葬行列通常都不壮观，只是一小群亲人，几个朋友，沉默而哀伤地跟在缓缓移动的灵车后面。官方指定送葬行列只能使用小街，必须避开交通繁忙的十字路或通衢大道，以免其他人民见到送葬队伍而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或影响。官员说，愈少人目睹这种悲哀的景象愈好。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的是生命的快乐，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悲伤和失望。然而送葬行列经过的地方也有路过的行人受到了感动，许多人会止步肃立，并脱帽向死者及其伤心的家属表示同情。还有些人甚至会在人行道上跪下来划十字圣号，并维持此种跪姿直至行列完全通过为止，因为死亡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人类的本性。

    在俄国，对于这他问题一直有着神秘主义的倾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其他伟大的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清楚地显示了这种传统。即使在非信徒间，神秘主义倾向仍然保存到今天。通常，尤其在小镇或乡村，死者的周年纪念日仍被爱他的人所严格地遵行着。在周年纪念那天，家人和朋友都会来到他的坟前，并再一次用鲜花装饰它。教友还会将圣牌或圣像放置于坟墓上，而且尽可能请来神父再将坟墓祝圣一番。然而，日前苏维埃法律禁止神父在墓地祝圣坟墓，所以教友只有要求神父在教堂为他们所爱的死者举行周年纪念祈祷仪式。

    亲戚朋友也被邀到家里，参加特别为这种日子所准备的餐会。有各式各样的烘焙面包卷，其中包着鱼、肉、奶酪或诸如包心菜、红萝葡和洋葱之类的蔬菜，也有一些配有酸乳酪、奶油或果酱（如果可以拿到的话）的大型薄烤饼。最后在餐会快结束之前会端出一大碗掺有葡萄干和蜂蜜的米糕放在餐桌的中央，每个客人一边说出死者的名字，一边舀起一汤匙的蜂蜜米糕，表示对亡者家属的同情，同时也回忆亡者生前的善行。这可以算是一种宗教仪式，他们内心想象死者又临在于这个场合，陪伴着家人、亲戚、朋友。他们也流泪，在言语和记忆中回忆殡葬当天的情形。以这种方式，生者和死者建立起一种合一的关系，他们尽其所能地向那些已经去世的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复活节后第一个主日（卸白衣主日）的周二是纪念亡者的一个特殊日子。群众携带食物和鲜花聚集到墓地，简直就像是去郊游野餐。他们打扫并装饰坟墓，然后全家坐在墓旁用餐，过路人也被邀请加入聚餐或举杯相互祝福。教友在这一天也惯常会请神父在墓旁举行一种称为Panikhida的特别的追思礼仪。我在诺里耳斯克的最后几年，也有多次从清晨忙到深夜，从这个坟墓到那个坟墓，挨家挨户地分别为他们举行这些礼仪。而这种仪式目前也被禁止了。事实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Komsomo )和战斗无神论者联盟( League ofMilitant）还不断在宣传刊物上鼓动，要求禁止这种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理由是它们导致公共秩序的紊乱和酬酒。但这种活动仍然继续下去，而且目睹那天人们如何来到墓地向死者致意，也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珍贵镜头。无论是共产党徒或非共产党徒都前来凭吊，而且不只向他们自己去世的亲人去世的亲人致意，献上了他的亲人致意，献上了他们的哀伤与怀念之情。他们在此中找到了安慰，在表达他们和煦感人的爱中，他们发现与死者有着某种的合一。

    在这些单纯朴实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共产党徒或非共产党徒都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他们愿意和那些去世了的人保持某种联系，至少能活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执着于某种微弱的希望，即死亡并非人存在的结束。这是一种本能，深植于俄国人的性格和传统之中，尽管在报纸上，收音机里，和电视上，时常会有一些所谓的死亡问题专家就此问题提出的学术论点，但这都无法动摇他们。人们深信，生命对他们意义重大，他们不能让自己相信死亡是一切的终点，因此至少必须纪念死去的家人。

    例如，我还记得那位住在阿巴堪( Abakan )的可爱的老祖母，在我最后返同美国之前，曾经在她家住了六年。她喜欢跟我谈话，因为我愿意倾听。虽然有些情节已经忘了，但她每天会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述说她七十六年来的经验。她常谈到她去世的丈夫，谈到她如何去监狱探望他，他如何忍受着病魔的煎熬，以及她如何为他尽其所能做的每一件事，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她感到最伤心的是，她的丈夫是死于狱中，而不是死在家里。她认为那不只为他，而且为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大悲剧。她常告诉我，她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只身在苏联，没有家人在身边。她说她常为我祈祷，希冀有一天我能回到美国，能死在我自己的国家，能在家人和亲戚的陪伴下安然去世。她认为，客死异乡是多么可怕的事，没有爱人陪在床边而谢世是人生最大的悲割。

    死的恐惧，死的事实，影响着所有的人。而苏联文学和民俗中的那种深度的神秘主义倾向，似乎更升高了这个死亡的普遍现象的痛苦。基督教会的「福音」就是向这些恐惧发言的。我发觉，特别在这些纯朴的人民，善良的老百姓之间，死后的生命为他们尤其不是幻想或荒谬，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已耳濡目染了共产主义对死亡看法的宣传。它不只是一个信仰，而且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事实是那些唯物论学者的论点，科学的证据，以及课堂上的证明所无法动摇的。死对他们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进入永远生命的过程。他们对它满怀希望与喜乐，因为他们有一天要再和他们所爱的人团聚。他们有时也渴望摆脱此生的痛苦而最后能安息于天主永恒的平安中。

    这些纯朴的人会说，得救不在于我们在此世做了什么或做得如何，而在于我们对天主的信心和我们如何服从了祂。无论成功或失败，健康或疾病，悲哀或喜乐，人们都必须转向天主，必须信赖祂，一天比一天更相信祂，一天比一天更爱祂，以准备将来要和祂在一起的生活。在他们单纯的信念中，有一种很美丽的东西，有一种所有神学家和神学书在其对死亡问题的处理中所无法碰触到的东西。我在苏联发现了它，它真叫我惊讶。它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而且配合了我自己的经验，它使我想到，而且深深想到，死亡对于一个基督徒的意义。

    死有什么可怕？它意味了我们此生考验期的结束，它是归乡，是回家，回到起初创造我们的天主父那里。它不是生命的终点，复活的事实证明它千真万确。当然毫无疑问的，与家人、亲朋分手的确是令人伤心的事，任何人都不必对这种人性的流露感到羞耻。但圣保禄也说，我们基督徒不愿伤心得如同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我们相信复活，也相信来世的生命，正如我们在信经中所承认的。死亡在我们的信仰中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从此生进入来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那些不信的、没有希望的人，那些对基督和复活没有坚强信心，或那些因为他们在现世生命考验期中的所做所为而不敢面对天主的人总会怕死。人当然很合理地会担心他们的身后事，基督徒也总是祈求天主能救拔他们免于猝死。但死本身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它是回家，是浪子的向头，回到他慈爱父亲的怀里。我们期待它，如同所有的人所应该的，但是我们是怀着信心和甚至是喜悦在盼望着它，我们是被对基督和他的复活的信仰所鼓舞着。

    基督已复活了，我们的信仰不会落空的。复活是一件事实，一件记录于人类历史和神学家所称的「救恩史」中的事实。因此死对我们不是敌人，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一个我们忌讳或如共产党人那样不太喜欢提到的字眼。当我们想到或提到它时，并不是把它视为一切的终点，而是将它视为我们此生考验的结束。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每天可以期盼它，并且甚至是热望它。我们应该学习渴望它，准备我们自己，当我们蒙召返回天乡去继承我们天国的产业时，能在喜乐和平安中兴高采烈地去拥抱它。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死亡对基督徒—一个相信基督，相信应许的征服罪恶、死亡的救主的人——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