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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18 岁、20 岁的年轻人不情愿地来到这儿, 从德国的腹地或广阔的奥地利帝国的东部省份——他们中一些人可能是被粗暴地强迫而来的——被迫来忍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 还要被囚禁在精神的痛苦中。现在他们必须忍受米兰人对他们民族、对他们的领袖和他们的统治的深深的仇恨。这些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自踏上法国的土地, 他们就注定不会得到半点怜悯。噢, 那些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可怜的母亲们,当她们自己的儿子在敌方的国土上受伤被俘虏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想起她们心中的痛苦。

但是, 卡斯梯哥里昂的妇女们看到我不分国界地照料那些伤员, 也都学着我的样子,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表现出了同样的友善。她们不断恳切地说：〝他们都是兄弟。〞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归功于卡斯梯哥里昂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妇女和女孩们！她们的镇定, 不知疲倦和坚定不移以及默默自我牺牲精神大大减轻了伤员们的劳累与恐惧。

一个人在这样不寻常的庄严的气氛中,会感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这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确实, 当你意识到你永远只能帮助眼前的那些人而没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 是多么令人沮丧——你不得不让那些呼唤你、请求你的人们一直等着你。 而当你开始走向某个地方时, 要用几个小时你才能到, 因为你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请求你帮助的人前面停下, 每走一步你都被倒在你面前和拥挤在你周围的可怜和不幸的人们挡住。然后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去右边,这时左边那么多人还没有得到一句友善和安慰的话, 还没有喝一杯水解解渴就要死去了！人们所具有的对生命的重要性的道义感以及希望能减轻所有那些可怜不幸的人的痛苦或是恢复他们溃散的勇气的美好愿望, 还有此时此刻人们积聚起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热情, 所有这一切, 合在一起, 使你能够产生一种要去拯救所有可以拯救的人的力量。在这场庄严肃穆、令人恐怖的悲剧所呈现出的各种场景中,人们不再悲伤。 人们漠然地从最可怕的面目全非的尸体前经过,在面对比我在这里描写的还要恐怖的场面时, 人们表现出同样的冷静。可是你有时会突然感觉到很伤心——好像你的全身心立刻被一种苦涩和无法抗拒的悲哀所笼罩, 因为一些普通的事件, 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 一些出乎意料的细枝末节, 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 唤起了我们的同情, 牵动着我们活着的人最敏感的神经。

当一名士兵经过了索尔弗利诺战役那样可怕的疲劳和恐怖之后, 重又回到军队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对家人和家乡的回忆就变得比以往更加印象深刻。下面一席话清楚地描绘了这种状况, ,那是一个勇敢的法国军官从沃尔塔写给法国家中的兄弟的：〝你无法想象当人们看到军邮送信时是怎样的激动。是啊, 他带给我们的是法国的消息, 是家乡和家人朋友的消息。人们竖起耳朵, 贪婪地伸出手, 注视着军邮。那些接到信的幸运的人们——急忙打开信一口气看完了信的内容。那些失望的人们心情沉重到走开了, 没有兴趣去想身后的那些人, 军邮不时会叫到一个无人应答的名字。 人们你看我, 我看你, 互相询问着, 等待着, 然后一个低沈的声音说：〝死了〞。军邮就把这封信放在一边, 然后将会把它原封不动地退给寄信人。当那些寄信人在说：〝他收到这封信会很高兴〞时是多么的幸福, 可当信退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心都快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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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卡斯梯哥里昂的街道很安静。　一车车陆续到达的新伤员逐渐有了秩序, 医护工作也开始正常进行了。现在造成拥挤的原因不再是组织不善或在管理上缺乏预见性,而是伤员数目之多令人出乎意料, 而医生、医护兵和志愿工作者相对来说太少了。运输车正在把伤员有计划地从卡斯梯哥里昂运到布列西亚,除了用救护马车运送外, 还有满载的牛车, 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路上一片片厚厚的尘土淹没了路边行走的人们的脚踝。在这些不太灵便的运输工具上, 即使盖上树枝也遮挡不住七月的炎热。伤员几乎是一个摞一个地堆在车上, 可以想象那长途跋涉的痛苦！当过路人友好地向这些可怜的人们点头致意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接受了恩赐, 赶快报以感激的表情。

在通向布列西亚的沿路上所有的村庄里, 妇女们坐在门前静静地做着纱布。运送伤员的车一到, 她们就跳上马车, 给男人们给男人们洗伤口, 更换包扎品,然后把一勺勺的汤、葡萄酒或柠檬倒入那些已经无力仰头或抬手的伤员们的嘴中。这些运输车不断将食物、饲料、武器和各种储备从法国或皮埃蒙特送到法军军营里,返回的时候载满伤病员, 把他们送到布列西亚。这些车每经过一个小镇子, 小镇当局就为伤员准备好了饮水、葡萄酒和肉。在蒙特切罗, 当地的3 个小医院由农妇们掌管着, 她们把那儿的伤员照顾得非常好, 对他们非常慈善。在圭地左罗, 1000 名伤员暂时被妥善地安置在一个大庄园里,沃尔塔的一个古老的修道院也已经变成了营房, 那里有几百名奥地利伤兵；在卡弗瑞亚那这个小镇, 主要的几个教堂里安置了很多奥地利伤员,这些人曾在一个快要倒塌的哨房的阳台保护下躺了48 个小时,在战地总医院,是使用三氯甲烷作为麻醉剂进行手术的, 奥地利人在这种麻醉剂下几乎立刻就神智不清了, 而法国人的反应则是伴随着强烈的刺激而紧张地收缩。

卡弗瑞亚那的居民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食品和日用品,卫队的人就把自己的口粮和一些零散的罐头分给了他们。整个乡村周围地区被奥地利人洗劫一空, 每样可吃的东西都卖给了奥地利军队或被他们征用了。法国军队由于军需部门颇有预见性, 所以有充足的战地粮食配给, 但是与此同时, 这些粮食配给通常需要补充黄油、荤油和蔬菜, 但这些东西却相当难找到。奥地利军队还征募了这个地方所有的牛, 联军在扎营地点唯一不难找到的是玉米面。但伦巴地的农民所能卖给部队的任何东西要价都很高, 定价 但伦巴地的农民所能卖给部队的任何东西要价都很高,定价也总是使卖方满意；而且法军征募的饲料、土豆或其它供应品也都大方地付了钱, 这使战争带给当地居民不可可避免的损失大部分得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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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丁军队的伤员被送到迪赞扎诺、瑞沃提特拉、罗那托和波左林果。 前两个镇几天来没有被双方军队占领过, 因此不像卡斯梯哥里昂的人那么缺这少那的。　由于供给充足的食物, 那里的战地医院情况良好, 当地人也不那么焦灼不安和恐惧, 他们积极地帮助照看伤病员。从那儿送往布列西亚的伤员坐上了非常好的马车, 躺在厚厚的草上。带叶的树枝被交错成环状牢牢固定在马车上并盖上厚帆布, 这样可以为伤员们遮挡太阳。

27 日下午, 我劳累过度, 无法入眠,就叫上我的马车夫在6 点钟左右出发去呼吸一下夜晚野外的鲜空气。离开卡斯梯哥里昂包围着你的阴阴沉沉的景象, 可以稍作休息, 我很幸运选择了这一天, 因为星期一没有部队调遣。寂静压倒了前几天战场上可怕的焦灼与不安,战场上呈现一片悲哀肃穆的景象,不再有任何群情激昂的迹象。 但地上到处是红色的干血块, 新翻的土上盖着石灰, 那是24 日受难的人们长眠的地方。在索尔弗利诺,一座方 塔几世纪来光荣地伫立在那儿, 默默地守着这片土地。两个现代列强第三次在这里展开了争斗。人们仍在收集着大量的废弃物品,这些残骸遍地都是, 甚至散落在墓地里, 遮住了血污的十字架和墓碑。我在大约9 点钟到了卡弗瑞亚那。法国皇帝的总医院笼罩在战争的氛围中, 形成一幅独特的壮丽的景象。我正要寻找有幸结识的马占塔公爵元帅。 　我不知道这时他的军团确切的扎营地点, 我把马车停在一个小场地上, 对面就是拿破仑皇帝住的房子, 自那个星期五晚上以来, 他一直住在那儿。 这时我与一群将军不期而遇, 他们坐在普通的柳条椅和木凳上, 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的临时宫殿前抽着雪茄,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当我问他们麦克马洪将军在那儿时, 这些将军接着向与我一起来的那个军士发问, 因为他坐在车夫旁边, 所以他们以为他是我的传令兵。当得知我是谁和我此行的目的后, 他们感到很惊讶, 因为很难料想到一名旅游者竟会独自冒险出入这些营地, 而且到了卡弗瑞亚那, 还打算再往前走。　对将军们的提问, 军士答得虽然卑躬卑敬, 可还是自然地流露出一些得意, 其实他知道的并不比将军们多, 当将军看到我这么晚了还要出发去波哥黑托找马占塔公爵时, 更加感到惊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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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塔公爵指挥的第二军团接到命令,在26日,从卡弗瑞亚那向5 公里外的卡期腾那多罗前进。他的几个师在卡斯腾那多罗向蒙赞巴诺的大路两旁驻扎下来。元帅本人和他的部下在波哥黑托。现在已夜深了, 我得到的信儿不太清楚, 一小时后我们走错了路, 上了去沃尔塔的路。结果我们穿过了尼埃尔元帅的军营, 他们在沃尔塔的小镇周围宿营。在美丽的星空下, 在树枝燃起的篝火旁, 在军官们亮着灯的帐蓬里, 传出各种不知是什么发出的声音, 还能听到营地里醒着的、睡着了的人们喃喃话语——这对我那紧张和过分激动的大脑是一种愉快的休息, 暮色和死一般的寂静淹没了这一天里的各种声音, 人们愉快地呼吸着意大利夜晚那甜甜的、纯净的空气。在半明半暗中, 我的意大利车夫一想到快要接近敌人了就感到非常恐慌, 我不只一次地不得不拿过他手中的疆绳, 交给军士或者我自己赶车。这个可怜的人, 一个星期因为害怕在奥地利军中服务, 从曼图逃了出来,来到布列西亚成了难民, 在那儿为了生计, 他被一个马车主雇用作了马车夫。远处有个奥地利士兵听见我们走过来就放了一枪,然后跑了, 消失在灌木丛林里, 这样更加剧了车夫的恐慌。这些士兵是在奥地利军队撤退的时候, 藏在一些被人丢弃的或被抢劫过的小村子的地下室里, 这几个可怜的逃犯, 又孤单又害怕, 起初在他们的地下隐藏室里还能多多少少找到些够用的食物和饮料。后来他们偷偷地逃进田野里, 整晚在那儿漫无目的地游荡。

我的马车夫简直无法从紧张中恢复过来, 而且不能再朝前赶车了。 他一直在左右转动着脑袋, 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憔悴的双眼紧盯着路边的灌木丛, 害怕随时会看到奥地利伏兵向他射击。他恐惧地扫视着每一排村篱, 每一个小棚子, 每到路的一个拐弯处, 他的恐惧就会加剧。突然又一声枪响打破了夜晚的沉寂,更使他陷入无法形容的恐惧中,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看到开枪的人,在通向沃尔塔的小道边的田埂上, 车夫看到一个张开的大伞,他差点儿被吓昏过去, 大伞上还有三个加农炮打出的洞和几个弹眼。我猜想这伞是法军军营饮食部的妇女们在24 日暴风雨中丢下的一部分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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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原路折回, 又踏上了右边通向波哥黑托的路。现在已经过了11 点了。我们让马尽可能跑得快一点。正当我们的小马车静静地在卡瓦拉热的土地上飞奔的时候, 一声警告惊住了我们：〝那儿是什么人？回答！不然我就开枪了！〞离我们很近的一 个岗哨一口气地喊了出来。〝法国人！〞军士立刻喊道, 并接着报出身份：〝第一工兵部队军士, 编号七连… … 〞那人回答〝过去吧。〞

以后没有碰到什么事儿, 我们在差一刻12 点来到了波哥黑托的第一所房子前。整个镇子沉浸在寂静和黑暗之中, 只有大街上一个低矮的屋子的底层闪着一点儿亮光, 那是负责军需服务的军官们还在工作, 虽然我打断了他们的工作, 对我在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这里感到很吃惊, 但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军需官阿·奥特瑞先生没等看几个将军写的推荐信, 就非常礼貌热情地款待了我。他的传令兵还拿来了一个席子, 我喝完汤后就合衣躺在上面休息了一会儿。　在这儿没有卡斯梯哥里昂那令人窒息的臭味, 也没有苍蝇的侵扰, 我静静地睡去。军士和军夫呆在街上的马车里——但是可怜的车夫紧张得不曾合眼, 精神恍惚。早上我发现他累得不成样子。

28 日早晨6 点钟, 那位勇猛侠义并被他的战士们奉为偶像的麦克马洪元帅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10点钟我又回到了卡弗瑞亚，那那幢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子前, 7月24日那天敌对双方的两位统帅都曾住在这里。下午3 点钟我返回了卡斯梯哥里昂, 那儿的伤员们很高兴又见到了我, 7 月30 日我来到布列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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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卡斯梯哥里昂成了一个大的战地医疗站,那么布列西亚这个优美且风景如画的镇子则变成了一个大医院。这里的两个大教堂, 几个小教堂, 还有修道院、私人官邸、大学和营房——几乎是镇上所有的建筑——都装满了从索尔弗利诺送过来的伤病员。几天来, 人们用各种办法临时搭起了1.5 万张床。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 慷慨大方的镇上人所做的贡献比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大。 在镇中心, 古老的巴斯利卡, 有两个礼拜堂容纳了大约1000名伤员。 许多人到那儿看望伤员, 来自各个阶层的妇女带来了大量的桔子、果冻、饼干、糖果和其它美味佳肴。即使是最寒酸的寡妇、最穷的老太婆也带上点东西, 亲自来尽自己的义务, 表示一点心意和同情。 在新建的大教堂里也有着同样的情景,在一个华丽的白色小教堂的大圆顶下, 还有几百名伤员挤在那里。其它40 个小教堂或临时医院里的情形也大致如此,那里共容纳了大约 两万名伤病员。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 布列西亚的镇委会随机应变地执行着他们伟大的职责。这个委员会是长期设立的并获得了镇里大多数高贵人士的有益帮助和建议。为了指导医院的工作,在盖拉医生建议下, 镇委会派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由科珀拉 尼医生, 巴里尼, 博尼塞尔, 奥费西, 卡萨, 马吉医生和阿贝医组成, 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热忱, 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热忱,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个中央委员会在每个临时医院都派一名特别管理人员和一名主治外科医师, 协助他们的还有几个医生和一定数量的医护兵。这个中央委员会派出人员进入修道院、学校或小教堂后,几个小时 的功夫, 就像变魔术一样把一个个临时医院建了起来, 医院里有几百张床, 有宽敞的厨房和洗衣设备, 还备有亚麻布以及其它必需品或备用物品。布列西亚原有4 万居民, 再加上3 万伤病员,这个镇的人口一下变成了原来的两倍。然而几天之后,这么多临时医院就能有计划、秩序井然地开展工作了, 这实在令人感到震惊。

在这里我禁不住要记录下那些医生们─共140 名在完成他们艰苦的工作时自始至终所表现出的超凡的精力和伟大的爱心, 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同心协力, 没有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帮助他们的还有医科学生和一些志愿者。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委员会也相继组织了起来, 其中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去收集捐献的实物﹝床褥、亚麻布和各种食物﹞。还有一个委员会负责主要的军需库和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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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的大病房里, 军官一般是与其他人分开的,而且奥地利的伤病员也不与联军的伤病员混在一起。一排排的病床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 但从每个床上面架子上的军服和帽子就能看出他们是属于那个部队的。为了防止探望的人拥进来扰乱和打断医护工作, 医院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战士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那儿,有的人看上去骠悍, 有的则显得很温顺, 还有一些人嘟哝着和抱怨着。到这里的第一天, 每个伤员都显得很严肃。法国士兵性格活泼, 适应能力强, 坚决果断并且坚韧不拔, 精力充沛, 但是缺乏耐性, 性情急躁。他们总是不动声色, 显得不那么忧虑。正因为他们满不在乎, 所以给他们做手术要比给心事重重的奥地利人容易得多。奥地利人非常害怕截肢手术并且常在孤独中自寻烦恼。 穿着黑色长袍的意大利人, 给予法国人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病房里, 我发现了几个从卡斯梯哥里昂来的伤员, 他们也认出了我。 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是麻烦事儿还在后头呢。他们当中有一个禁卫军的轻骑兵, 他作战非常勇猛,在卡斯梯哥里昂是我第一次为他包扎的伤口。他的腿上有一处枪伤,躺在草褥子上, 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 眼睛红红的向里凹陷着,从他黑黄的脸色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发高烧, 是伤口化脓引起的,情况很不好。他的嘴唇干裂、声音颤抖,战士的英勇已被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和无法控制的忧虑所替代。他害伯任何人靠近他的伤腿。当作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从他床前经过时, 他抓过医生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滚烫的双手里, 喊叫着：〝别伤害我─我怕疼！〞

但是手术必须要做, 而且要尽快做。那天早上还有另外20 个人要做手术, 150 人等着包扎伤口。因此没有时间为单独一个人停下来, 对他表示同情或是等他下定决心。那个好心的外科医生, 面无表情, ,只果断地说了一 句：〝把他留给我们吧〞,然后就迅速掀开毯子。 只见那条伤腿已经肿成了原来的两倍,有三个地方流着脓,从紫色的痕迹上看,主要的静脉已被切断, 这条腿已得不到适量的供血了。因此没有别办法, 唯一治疗方法就是截肢, 如果这能称得上是治疗的话,截肢要从大腿以上三分之一处开始。对这可怜的男孩来说, 截肢两个字是多么恐怖！可在他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是即将来临的死亡, 还是变成个残废人痛苦地活下去。他来不及鼓足勇气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他颤抖着问道：〝噢, 上帝, 上帝, 你要干什么？〞外科医生没有回答他, 只对医护兵说：〝把他抬走, 快点！〞突然从那个男孩嘶哑的喉咙里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原来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医护兵在抓住伤员的那条不能动弹又非常脆弱的腿时太靠近伤口了。当伤员被抬到手术间的时候, 他的伤腿上断了的骨头插进了肉里, 使他十分疼痛。他的腿畸形地弯曲着,抖动着。

噢, 那一幕太可怕了！ 噢,太可怕了！ 他就像一只可怜的羊要被拉去作祭品。这个伤员终于被放在一个盖着薄单子的手术台上。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台子上放着手术器具, 上面用一块餐巾盖着。外科医生正全神贯注地准备手术。除此之外, 他什么也看不到, 听不到。一个年轻的助手抓住病人的两支胳膊, 医护兵握住了病人那条未受伤的腿, 并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病人拉到手术台的边上,这时病人惊恐地哭喊着：〝别让我摔倒了！他胳膊抽动着, 一把搂住了站在旁边的年轻助手的脖子, 这个年轻的医生正要去扶他, 也被吓得面色苍白, 几乎和病人一样的紧张与不安。

主刀的外科医生已经脱了外衣, 把袖子挽到了肩膀上, 白围裙一直从下围到脖子下面。他一条腿跪在地上, 手里拿着可怕的手术刀, 然后伸过胳膊握住病人的大腿, 刀子绕着腿把皮肤切开。这时尖叫声传遍了医院。那个年轻的助手仔细地观察着病人的脸,从那变了形的面容上能够看清楚他所遭受的每一丝痛苦。当病人的双手使劲地按着这个助手的背时,他便鼓励着病人：〝勇敢,还有两分钟。 有两分钟。 〞

〞外科医生站起身, 开始从划开的地方把皮和下面的肌肉分离开, 然后把皮肤上的肉切掉, 把皮肤向上提起一寸。过后他又返回来用刀子用力地切入肉里, 直切到骨头处。一股鲜血从断开的静脉处喷涌而出, 溅了外科医生一身并流到地板上。这个熟练的外科医生在此之前一直面无表情, 静静地, 什么话也没说。直到这时, 突然打破了沉默, 生气地对那个笨拙的医护兵喊道：〝你这笨蛋, 就不能按住一条静脉吗？〞医护兵没有什么经验,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止血, 赶快用手指去按, 这引起伤员一阵剧痛, 他声音微弱地说：〝噢, 让我去死吧, 那我还好受些！〞冷汗从他脸上淌下来。可是手术还需要一分钟, 这一分钟显得多么漫长。那个助手数着秒, 一会儿看看伤员的脸, 一会儿又看看外科医生, 然后又回到伤员的脸上, 当看到伤员惊恐抖动时, 为了让他继续保持勇气, 助手说：〝就只剩下一分钟了。〞

接着外科医生拿起了锯, 我能够听到钢齿锯进骨头里的声音。 伤员虚弱无力的身体经受不住剧烈的疼痛, 昏了过去, 停止了呻吟。 那个外科医生听不到了病人的喊叫和低吟, 害怕他会死过去, 便焦急地看看他, 弄清他是否还活着。备用的刺激药物终于给伤员半闭的眼睛里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个伤员虽已精疲力尽, 完全崩溃了, 但至少他挺过了最难的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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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所医院里, 有时会使用三氯甲烷作麻醉剂。病人特别是法国人, 在麻醉状况下, 会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 段他们是处在兴奋之中, 常常会到达发狂的地步,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的沮丧和完全虚脱的状态。在第二阶段他们会始终处于毫无生气的状态之中。一些士兵嗜好烈性酒,因此三氯甲烷不容易对他们起作用, 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会抵抗药性的发作。由三氯甲烷引起的事故甚至死亡要比你想象得多。有时想把一个几分钟前还跟你说话的人从死亡在线拉回来简直是徒劳。

难以想象, 要给一个既不懂意大利语又不懂法语的奥地利人做截肢手术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无法与好心的医生进行交流, 就像一只要被带去屠宰的羊。法国人得到了每个人的精心照顾, 他们显得愉快、安心而且充满勇气, 当与他们谈及索尔弗利诺战斗时, 即使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他们也会变得兴奋起来,随时准备与你争辩, 对光荣战斗的回忆使他们热情迸发,好像思绪已把他们带到了战场上, 从而减轻了身体的痛苦。但是奥地利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他们所在的各个医院里, 我都一直坚持去看看他们, 同他们说几句关心的话, 给他们一撮烟叶抽, 他们就感激不尽了！ 他们的面容上显露出了他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激。他们的表情中流露出了说不出的谢意。奥地利军官对人们给予的关心照顾特别感激, 他们与士兵们一样受到布列西亚人民人道主义的真诚的治疗与照顾。在爱森堡亲王所在的医院里,他和另一个德国亲王住在一个相当舒适的小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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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堂和医院奔走了几天, 发放了许多烟叶、烟袋和香烟,在这些闷热的建筑物里, 好几百人抽烟放出的烟味,对于抑制那里的刺激性臭味大有好处。在布列西亚存放的烟草很快就用完了, 必须再从米兰弄点来, 只有烟才能减轻伤员们手术之前的恐惧,许多人抽着烟做手术, 还有几个人死时嘴里还叼着烟。

拉洛·博格提先生是布列西亚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他人非常好, 亲自用马车送我到镇上的每个医院里, 并帮我发放烟叶。商人们把烟叶包在几千支小纸卷里, 然后装进许多只小篮子里, 由人们把烟叶包在几千支小纸卷里,然后装进许多只小篮子里,由士兵自发地送到这儿。无论我们到那儿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只有伦巴地的一个医生卡里尼伯爵坚决不允许我们在圣卢卡医院里发雪茄, 他在那儿是负责人。这对这些可怜的伤病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门口的烟草蓝子。在其它的每个地方都证实了医生们和病人们一样对送给他们的这种礼物都很感激。 我真不愿被这点小挫折所阻挡, 不过我得说这是第一次碰壁,也是一路上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如果这能叫做困难的话。 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没有这么恼怒过,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没有人查看我的护照或请我出示口袋里装满的将军们热情的推荐信, 人查看我的护照或请我出示口袋里装满的将军们热情的推荐信, 一次都没有。因此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这么败在卡里尼医生手上。当天下午, 我又在圣卢卡尝试了一下, 终于让那些小伙子们抽上了大量的雪茄, 由于我的无知, 使他们忍受了坦塔露斯那种想吃吃不到的痛苦。当他们看到我返回来时, 都抑制不住地发出欢呼声和愉快、满足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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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处探访的过程中, 我来到一个错落有致的修道院,这里已变成了医院, 底层和一层的房间里装满了伤员,当我走过二层的一排房间时, 在其中一间高大的屋子里,我发现了四五个伤员发着高烧, 另一间房子有10 个或是15 个人,还有一间里有20 个人。他们每个人都躺在床上, 但没有得到任何救助, 苦苦地抱怨了几个小时才看到一个医护兵。他们恳求弄点汤给他们, 他们一直喝的是凉水。在长长的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 只有一个年轻人, 他得了破伤风, 正慢慢地死去。他一动不动地躺在草褥子上, 尽管他大睁着双眼, 看上去似乎还活着, 可他既听不到也听不明白人们说些什么, 就只好被丢在那儿等死了。

许多法国士兵乞求我给他们的父母写信, 有些情况下是让我写给他们的上尉, 他们认为上尉能代替他们远方的家人。

在圣克利门特医院, 一位布列西亚高贵的女士勃朗那伯爵夫人以伟大无私的精神专心照顾着做截肢手术的伤病员。法国士兵都很热情地谈起她。即使是那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也不能使她退却, 她严肃又质朴地说：〝我是个母亲！〞这些话体现了她那闪光的牺牲精神！ 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