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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人会提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痛苦悲伤的情景告诉读者, 唤起他们心中的痛楚？为什么我会心甘情愿地呆在那些令人心痛的地方？为什么我要拼命地真实地描绘出那些细节呢？ 在这里我提出另一个问题, 也许可以作为对那些疑问的回答：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些救护团体, 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员们服务, 这难道不可能实现吗？

 正因为人们不再对圣皮尔传教士和塞尔伦伯爵曾梦想和追求〝 和平的友帮社会〞抱有什么希望与渴求；

正因为我们不断重复着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所说：〝人们已经达到了不为仇恨而互相残杀的地步,人们崇高的荣誉也随之消亡〞；正因为麦斯特伯爵真实地描述了〝战争是神圣的〞；

正因为为了达到更高的目标, 每天都有新的、更可怕的破坏手段, 经过不懈的努力被发明出来, 正因为在大多数参与军备竞赛的伟大的欧洲国家里, 这些破坏工具的发明者们得到赞许的鼓励；

最后正因为在欧洲, 人们的心境和许多其它的征兆都表明了未来战争的前景, 要想避免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 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相对安定平静的时期,在人道主 义和基督的立场上去调查研究或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如此重要的问题呢？

我相信一旦人们开始考虑这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将会有比我更能干更胜任的人们去著书立说。我更能干更胜任的人们去着书立说。 同时要建立救护团体,首先，必须在欧洲大家庭的每个成员中提出这一思想, 并且应该赢得所有那些被同胞们的苦难所感动的高尚心灵中的爱与同情。

这样的救护协会一旦成立并长期设立后, 在和平的时期虽然不太活跃, 但是要把这些组织保持下去, 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这些协会不仅能够保持那些成立这些组织的国家当局的友好亲善, 而且还能够在战时请求交战国的统治者们提供授权和便利,以便进行有效的工作。

因此, 在每个国家, 这些团体作为政府机构的成员, 应该包括那些享有最高荣誉和最受尊重的人们。 这些协会将号召每一个人以真诚的博爱精神, 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 这项工作本身在于在任何时候发生战斗的战场上进行援助和救护﹝与军需部门达成协议, 必要时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指导﹞,然后在医院里继续照顾伤员, 直至他们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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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发的献身精神, 随处可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旦确信自己有用武之地, 并深信凭着勇气,还有管理部门提供的便利设施, 就能真正做好这一工作的时候, 即使是自费前往,他们也一 定准备在一段时间里承担起这一卓越的慈善工作。在这个常常被认为自私和冷漠的年代里, 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 甘愿冒着与战士们一样的危险, 用一颗和平之心去安慰战士们, 这些对于那些令人敬佩的灵魂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历史的事例证明了这样的牺牲精神是可以信赖的, 不是幻想。在此我给出两三个例证。米兰的大主教圣·查尔斯保罗米奥, 在1576 年米兰城发生瘟疫的时候, 他从教区的另一端赶到那里,冒着被传染的危险, 把所有的帮助与鼓励带给了那里的人们,这 难道不是真实的事吗？ 1627 年弗雷德里克·保罗米奥又仿效了他的榜样。 还有卡斯塔尔─莫让主教在1720 年和1721 年瘟疫在马赛肆虐的时候, 显示出了他英雄般的热心并为此闻名于世。

接下来还有约翰·霍华德, 他走遍欧洲, 访问了那里的监狱,检疫所和医院, 并在那里进行卫生保健的改革。1790年克里米亚流行瘟疫, 霍华德从那里的一个农民身上传染上疾病发高烧而死。

比塞康的马莎修女在1813 年间为联合政府的军队和法军所做的一切使她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巴比·斯堪娜修女在1790 年为救助自己的同胞和侵略军的伤员们做出卓越的贡献。

我还要特别提到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件与近东战争有关的事件, 这与我们正在考虑的那一主题更加密切相关。在克里米亚, 正当善良的修女们正在照看着法军伤病员的时候, 俄国和英国军队也迎来了两支护士队伍, 一支来自北方, 一支来自东方, 分别由两位神圣的夫人带领。在近东战争爆发后不久,俄国的大 爵夫人海伦·帕瓦洛夫娜,她是沃特堡的夏洛蒂公主,米歇尔大公的遗孀, 她带着将近300 名小姐离开了圣彼得堡,一起前往克里米亚的医院, 作了医院的护士, 受到了几千名俄国士兵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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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这边, 对英国的医院和欧洲大陆的主要慈善机关非常熟悉的南丁格尔小姐,放弃了个人的享乐一心扑在慈善事业上,她接受了大英帝国战时国务大臣赫伯特勋爵请她前往近东照料英国士兵的恳求。已经颇有声望的南丁格尔小姐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她于1854年9月带领37位英国小姐动身前往康士坦丁堡和斯卡特瑞,她们 一到那儿就立即开始救护伤员。1855年斯坦丽小姐又带着60名 小姐加入了她的行列。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 南丁格尔把爱奉献给了遭受痛苦的人们, 以她那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而闻名于世。

还有多少像南丁格尔小姐那样具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默默无闻并渐渐被人遗忘了！又有多少人因为孤立无援并缺少有组织、又富有同情心的团体的支持, 他们白白浪费了精力！

 如果在索尔弗利诺战役打响的时候, 有一个国际救援协会存在, 如果在6 月24 日、25 日、26 日,在卡斯梯哥里昂和布列西亚、曼图和凡尔那有许多志愿救护人员,那么他们会做多少有益的事！

在星期五那个可怕的夜晚, 在一片废墟上, 几千名伤员忍受着最可怕的疼痛和难以想象的干渴的折磨, 从他们的嗓子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和令人心碎的乞求。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一群积极、热情、勇敢的志愿者们却没有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如果爱森堡亲王和成千上万不幸的战士们能及早被一双双慈爱的手从他们躺着的那片血迹斑斑、冰冷潮湿的地方抬走,亲王的伤口就不会因为无人救助而严重恶化, 也就不会直到今天还在忍受伤口的疼痛。如果不是他的马使人们偶然地从死尸中发现了他, 他一定就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伤员一样无人救护而死去了,他们同是上帝创造的, 他们的死对上帝会与对他们的家人一样意味着悲哀。

 在卡斯梯哥里昂, 那些可爱的女孩子们和妇女们全心全意地帮助那些伤员们, 但是她们只能为其中一些人减轻些痛苦, 并不能把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在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纤弱的妇女们,在她们身边还需要许多心地善良、经验丰富的男人们, 他们有组织、有能力而且坚韧不拔、能够马上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情况如果是这样, 那么起初只是轻微地侵染伤口的一些并发症以及高烧等症状, 就不会迅速使伤口恶化, 达到致命的程度。

如果有足够的人手帮助收集伤员, 那么在麦多拉平原和圣马丁峡谷里, 在冯特纳山的峭壁上或是索尔弗利诺低矮的小山上情况大不一样了！也就不会有6 月24 日在痛苦的煎熬和无助的苦难中那漫长的等待了, 那些波萨格里瑞人, 奥兰人和佐瓦人也就不会再忍受着疼痛挣扎地站起身, 无望地乞求着人们把家信拿给他们, 而且永远也不能在战后那天发生将活人与死人埋在一起的可怕事情。

 如果有更好的运输工具运送伤员, 那么在布列西亚, 禁卫军那个轻装备步兵就不需要痛苦不堪地做截肢手术了。在把他从部队卫生站送往卡斯哥里昂的时候, 他的腿没有得到妥善的护理,才不得不进行截肢。而且如果不是靠着自己身强体壮,他也会像许多士兵那样死于手术。

当我们看到年轻的小伙子们没了一条腿或一只胳膊, 悲伤地回到他们的家里, 我们难道不感到良心的不安与懊悔吗？是我们未能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护, 才使本可以治愈的伤口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想想在卡斯梯哥里昂野战医院和布列西亚的医院里的那些没人管的人吧！ 他们中许多人用自己国家的语言, 却没人能听得懂。如果在他们身边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话并安慰他们,这些人还会诅咒、谩骂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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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布列西亚和伦巴地的人民表现出了所有的热忱, 但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人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世纪、任何一场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地友善并显示出这么伟大的慈善精神。然而人们做出的慷慨和巨大的牺牲都还远远达不到所需要的程度。而且人们所做的一切大多是为了联军的伤病员, 而可怜的奥地利人没有得到什么。虽然这体现了从被压迫中拯救出来的人民对联军的感激之情, 但也说明了这种热情与善意只能短暂的狂热。在意大利确实有许多妇女有耐心, 有毅力, 不知疲倦。但是,到最后没有几个能留下来。大家渐渐累了,传染性的高烧又使那些最初渴望去救伤员的人们望而却步, 还有志愿者和医护兵们也厌倦了, ,失去了勇气, 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同时, 人们给予的帮助也无法满足救护工作的需要。一方面医院雇来的医护兵常常变得暴躁起来, 或者厌恶地放弃了工作或者变得疲乏和懒惰。另一方面及时和快速地进行救护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把今天要救护的伤员拖到明天施救，就救不了他了, 一旦耽误了时间, 病人的伤口就会发生坏疽。因此救护工作需要受过训练的、有经验的志愿医护兵和护士,他们的身份也要受到战地指挥官或军队的认可, 并为他们的使命提供便利和支持。部队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往往不够, 即使人数是原来的两至三倍也仍然不够, 而且情况一直是这样。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转向公众。这是不可避免的, 也总是无法避免, 因为只有通过与公众的合作才能有希望完成大量的救护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衷心地向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发出呼吁, 无论是伟人们还是最穷困的劳动者,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 用不同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来帮助开展这项慈善工作。我们不仅要向男人们呼吁, 还要向妇女们发出呼吁——无论是高贵的公主还是可怜的女仆。从将军到下士, 从慈善家到作家, 我们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 这项慈善工作关系到全人类, 在更特殊的情况下, 是关系到每个国家,每个地区, 每个家庭, 没有人能肯定地说他永远不会受到可能发生战争的威胁。如果一个奥地利将军和一个法国将军能够围坐在普鲁士国王好客的桌旁,像好朋友一样交谈着,那么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对一个非常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的问题进行共同的研究与探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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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譬如当各国军事家聚会科隆的时候, 他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制定一些国际准则, 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 一旦这些国际准则被同意并认可,就可能构成各个欧洲国家伤员救护协会的依据。这难道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吗？而更重要的是要预先达成一个协议并制定一致的措施。因为一旦开始敌对, 交战各方已互相怀有敌意, 从此会在各自的立场上考虑所有的问题。 人性和文明急切地呼唤着成立这样的伤员救护组织。看来这是一项现实的任务,而且我们有信心依靠每个有影响的人的合作,至少可以依靠每个高尚的 人的美好愿望去履行这项任务。世界上有那个亲王或君主会拒绝支持这些组织的建立,会不愿意确保他们的士兵们在负伤后立刻得到妥善 的照顾呢？ 有那一个政府不愿意帮助这样的团体去保护人民的生命, 确保为国负伤的士兵们得到国家的关怀？在那些把自己的部队视作〝他们的孩子们〞的 军官或将军中, 有那一个不渴望为志愿帮助人员提供便利呢？ 又有那一个军需官、那一个军医不感激这样一群有组织、有能力、聪明能干的人们给予的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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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点——在一个有着诸多进步与文明的年代里, 我们也不会幸免战争,因此, 加快步伐, 用人类的文明去防止或至少减轻战争的恐怖, 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

虽然实施这项任务需要一大笔资金,但是, 在战争时期, 所有的人都会立即响应救援委员会的号召尽其所能地给予捐赠。当国家的儿子们正为国奋战的时候,公众不会漠不关心, 毕竟抛洒在战场上的鲜血也同样在整个国家的命脉中流淌着。因此完成这项任务决不会受到金钱的影响。而如何认真为这项工作做准备并真正建立我们提出的那些伤员救援协会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看来, 如果现在各国制造的更有威慑力和破坏性的新式武器注定会缩短未来战争持续的时间,那么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 使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因此在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时有发生的年代里, 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 战争以最突然, 最难以预料的方式爆发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只考虑这些, 我们不就有足够的理由采取预防措施去抵御突发的事件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