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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街上接二连三地被布列西亚的巿民截住, 乞求我到他们的屋里去给那些法国军官们作翻译, 那些人是他们请求接收的,并给予了悉心的照料, 然而他们往往一句也听不懂这些不会意大利语的客人们讲的话；而且当那些常常处于紧张焦虑之中的受伤 的军官们发现人们听不懂自己的话, 而自己由于疼痛和高烧显得的急躁和不悦, 令这些给以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的人们扫兴时, ,就会 变得很恼火。还有一次, 一个意大利医生正要给一个军官抽血,这个军官以为要给他截肢,便用力地反抗着,这样的过分激动对他身体很大伤害。当发生这样令人心痛的误解时, 唯一能使这些伤 当员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用他们本国的语言来解释和安慰他们。布列西亚的人民为了那些把他们从外国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牺牲自己的人们, 那么耐心地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当一个伤员死去时, 他们会真诚地为他感到悲痛。你会看到那些收养这些伤员的一家人虔诚地跟死去的伤员的棺木后面,沿着两旁排列着高大松柏的街道从圣约翰大门一直走到他最后的归宿地坎普桑托。 那情景非常感人。 虽然这个军官到这个家只有几天, 甚至一家人常常还叫不出这个伤员的名字, 但他们就像对得一位朋友、一个父亲、母亲和儿子那样为他们哭泣。

死在医院里的士兵们在晚上被埋葬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名字和编号会被认真地记录下来, 而在卡斯梯哥里昂,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伦巴地, 所有的镇都以接收伤员为荣。在波哥摩和克雷蒙那, 救护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救护团体的女士们在辅助性委员会的帮助下给予伤员的照料非常令人钦佩。在克雷蒙那的一所医院里, 一个意大利医生说：〝我们把好东西留给联军的朋友们, 而给敌人少量的必需品, 他们死了就死！ 〞说完这些残忍的话,他又解释说：他从一些由凡尔那和曼图返回的意大利士兵那儿听说, 奥利人让法国——撒丁联军的伤员毫无照顾地死去。这时克雷蒙那的一位伯爵夫人马上提出了异议, 她一直以最大的热忱投入到医院的救护工作中, 她声明她给予奥地利和联军的士兵一样的关心与爱护, 对待朋友和敌人没有什么不同。她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施德行善的时候没有在人们之间形成任何差别。〞尽管作了俘虏的联军士兵有可能在最初受到粗暴的对待,但有关的报告一定是不准确的, 而且夸大其辞, 因此决不能依此来判断奥地利人。

法国医生不仅尽可能人地道公平地对待不同国籍的伤员, 还为无法做更多的事而抱怨自己。我我在这里要引用桑瑞尔医生的话, 他说：〝我一想到克雷蒙那那间放着25 张床的小病房,不由得又感到非常沉痛,那里住的是伤势最重的奥地利伤员。 那些人们憔悴的脸仍浮现在我的眼前,精疲力尽和伤口的化脓感染使他们面无血色,他们打着手势,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恳求着, 他们可能已经截去了试图保住的肢体,结果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他们在绝望的痛苦中死去, 这就是他们最后的解脱。〞

布列西亚军需站的站长和布列西亚那些临时医院的总院长、盖拉医生以及撒丁军队的主治外科医生康密西提,还有伦巴地的检疫员柯塔医生都在埋头工作,法军优秀的主治外科医生和检疫员拉瑞男爵和有着高超的医术和卓越的管理才能的艾纳德医生, 还有曼格拉斯先生以及一群不知疲倦的法国外科医生们,为布列西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都肃然起敬。是的, 是的, 如果那些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能在光荣簿上留下他们的名字,那么那些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他人的人也应受到人们的感激与尊敬。

 一个英籍的外科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是来自加拿大南部多伦多的一位解剖学教授, 他专程从斯特拉斯堡赶来帮助那些忠于职守的人们, 一些医科学生们也从博罗格那, 比萨和其它意大利小镇奔到这里。除了布列西亚的居民, 还有几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旅游者, 在管理部门的授权下自愿来到医院为伤病员提供服务和帮助, 并带来了桔子、冰果子露、咖啡、柠檬和烟草表示慰问。一个克罗地亚人一直想把身边仅有的一张德国纸币换成能在这儿使用的钱, 一个月来逢人就问, 终于从一个旅游者那儿换了两个先令。

在圣戈塔诺医院, 一个圣芳济会的修道士为救护伤病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皮埃德蒙特来的一个年轻士兵,伤已痊愈,他是尼斯人,既会法语又会意大利语,便给伦巴地的医生们当起了翻译。 在皮亚森扎镇的三家医院里, 绅士和小姐们充当了这里的医护兵和护士。在医院里发烧是致命的而且带有传染性, 可是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不顾家人的劝阻继续热忱地、默默地坚持工作。 所有的士兵都尊敬她, 他们说：〝她给医院带来了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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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伦巴地的镇子里有一百个有经验的、合格的志愿医护兵和护士, 那里的状况会得到多么大的改善！他们可以形成一个核心,把一 些分散和不足的救护力量重新集中起来, 并进行适当的指导。可是正因为那些懂医术的人没有时间提出必要的建议并进行必要的指导, 大多数人凭着爱心参加救护工作的, 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所以他们显得力不从心, 常常起不了多大作用。

面对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 那些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的热心人们能做些什么呢？ 一个星期后, 布列西亚人施德行善的热情就开始冷却下来。 除了一些最令人敬佩的人, 其他的人渐渐地变得厌倦了。一些没有经验的镇上人还不加思索地把一些不适合伤员吃的食物带进医院和小教堂。因此有必要把他们拒之门外。结果许多本来只想和病人呆上一两个小时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就要去申请得到这种授权, 否则不可进入。一些想来帮忙发挥点作用的外国人也遇到这样或那样意想不到的阻力。这一定使他们感到很扫兴。但是那些得到当局批准或认可的社团选送来的能够胜任的志愿者就不难克服这些困难, 而且他们做得都相当好。

在战后的第一个星期, 当医生们走过一些伤员的床前叹息着摇摇头说〝没有救了〞 些伤员的床前叹息着摇摇头说〝没有救了〞时, 这些人从此几乎得不到什么照顾了, 只能被丢在那儿死去。 当你看到这里只有几个医护兵却管着众多的病人时, 你就会觉得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很自然的。 确实, 能找到的救护人员都把他们宝贵的时间留给了那些可能还能救活的士兵, 那些没救的人就只好被丢在那儿无助地死去, 因此这种状况既是悲惨和残酷的, 又是无法避免、合乎逻辑的, 像这样事先就被判定死亡的人有很多。当这些可怜而不幸的人听到那无情的判决时, 就马上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们便悲伤、心碎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没有人注意他们, 没有人为他们哭泣。 其中还有一些人死得更加悲惨, 更加痛苦。因为他们的床挨着几个只受点轻伤的年轻的佐瓦人, 这些佐瓦人不分场合地打趣、说笑, 使他们得不到安息。另一种情况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伤员的床挨着一个刚刚死去的可怜的同伴,在他自己也已奄奄一息的时候, 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伴受到那样的侮辱, 而此时此刻他一下就明白了这样的事儿也是迟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些更不幸的人, 看见有人趁他身体虚弱, 快要死了的时候,去搜他的背包, 并抢走其中所有他们喜欢的东西。

还有一个伤员一个人呆在那儿, 他家人写来的信在邮局里都放了一个星期了。如果他能看到这些信,或许会从中找到最后一点安慰,有好几次他让病房的人帮他取回那些信,好在临死前读一读, 可是这些人不愿自找麻烦, 还粗暴地说他们有别的事儿要做, 没时间管他的闲事。如果这些可怜的伤员在血腥屠杀的战场上, 突然中弹壮烈牺牲,那本该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如果他们为战旗而战,倒在了他们勇敢的上校身边, 至少过后他们的名字会被一些荣誉所包围！即使当他们在塞浦瑞斯山上或在麦多拉的平原上被找到的时候已毫无知觉, 奄奄一息, 然后被那些粗心的人们当作死人埋掉了, 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至少他们不用忍受那么长时间痛苦的折磨——可现在他们必须忍受的是接连不断的痛苦,等得他们的不是战场的荣誉, 而是无法名状的苦痛, 之后便是死亡的阴森与恐怖。如果最后人们在葬礼上只简短地把他们的名字叫做〝失踪者〞,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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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尔弗利诺战斗打响的那一刻, 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奋勇向前,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时候,那被英勇的战斗所激起的极度的兴奋劲儿曾经那么神秘、那么强烈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躁动着。可现在这种精神变成了什么呢？在雄壮悦耳的军乐声和高亢嘹亮的号角声中, 在子弹的尖叫声、大炮的隆隆声、炮弹燃烧和爆炸的咆哮声中, 一次次高涨的战斗热情又到那里去了？ 当他们热情迸发的时候,当一时的冲动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令他们义无反顾地迎接死亡的挑战时, 他们心中涌起的对光荣的热爱之情现在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伦巴地的那些医院里, 你就会看到并意识到了那被夸大其辞地称作光荣的东西, 人们付出了多少高昂的代价！索尔弗利诺战役的伤亡人数是19 世纪唯一可与波若迪诺、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相匹敌的。在1859 年6 月24 日的那场战斗过后,死伤的奥地利人和法国─撒丁人共计3个陆军元帅, 9个将军及1566名各级军官 ﹝奥地利人：630 人, 联军936 人﹞,还有4万左右未受衔的军士长和士兵。两个月后, 3 个军队的伤亡人数又增加了4 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在24 日后接连几天的极度劳累以及伦巴地大平原的酷热天气中病死的人, 还有在医院里正发着高烧病弱不堪的人们。我们将战略与荣耀抛在一边, 以一个中立人的立场来看,索尔弗利诺战役是欧洲的一场大灾难。

由于白天炎热的天气, 伤员从布列西亚到米兰的转移是在夜间进行的。 那情景非常富戏剧性, 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载着伤员的火车进站了, 站上挤满了人, 他们在松油火把暗淡的光亮中静静地站在那儿, 满怀着悲伤, 当列车经过时, 密集的人群在激动和亲切的情感中震颤着, 他们屏住呼吸, 倾听着从昏暗车厢里发出的令人窒息的呻吟声。

6月份,在奥地利人沿着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铁路线慢慢地向卡尔达湖撤退的过程中, 米兰、布列西亚和珀斯切阿间的铁路线被切断了几个地方。现在联军为了军备物资的调度供应, 还有布列西亚那些医院里伤员的疏散, 很快便把铁道修好, 重新开始运营。

 为了接收伤员, 在火车的每一个停靠的地点, 都搭起了一个长排小屋子, 人们把伤员从车厢里抬出来, 一个挨一个排放在床上或席子上。在这些小屋的桌子上堆满了面包、汤、酒,还有水、纱布和绷带等常用物品。在这里青年们举着的大片火把照亮了黑夜, 伦巴地那些镇子里的人们当起了临时医护兵, 他们忙着向索尔弗利诺的征服者们表达着他们的问候与感激；他们不声不响非常虔诚地为伤员包扎伤口, 以父爱般的关切把伤员从火车上抬下来, 并小心翼翼地放在准备好的马车上。当地的小姐们把新鲜的饮料和各种吃的东西分发给马车上的伤员, 还有火车车厢里那些伤势逐渐康复, 还要继续向米兰前进的伤员。

几天以来, 在米兰每晚有近千名伤员抵达布列西亚车站,来自索尔弗利诺的伤员也和马占塔和马瑞格南的伤员们一样受到热情的欢迎。

那些亲切、可爱的年轻贵族小姐们, 依然热情洋溢, 她们不再站在豪华住所那插着旗子的阳台上向佩带着闪光的肩章、丝质的绶带和金质、瓷质的十字勋章的人们抛洒玫瑰花瓣了；现在她们眼中流出的滚烫的泪水中饱含着悲伤与同情, 很快她们就把悲痛化作了基督徒般的爱心, 耐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每个有马车的家庭都来到车站把伤员带回去。米兰人民主动送来了500多辆车,每天晚上都有简朴的二轮小马车和豪华马车来到波塔·托萨,那里是威尼斯铁路线的进站口。高贵的意大利小姐们给那些分派给她们的伤员们准备了席子、床单和枕头,然后自豪地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马车里。伦巴地的绅士们把伤员从火车上接到他们的豪华马车上, 他们的仆人也跟着他们争先恐后地忙活着。 当这些得到特别优待的伤员们经过的时候, 拥挤的人群欢呼着, 挥动起自己的帽子, 对伤员们表示敬意。然后举着火把照亮了伤员的脸, 他们痛苦的表情中勉强露出一丝笑意。人群簇拥着他们来到那些豪华官邸和私人住宅的门前, 在那里等待伤员们的是更加无微不至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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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的每个家庭都在一心一意地照顾安置在自己家里伤员, 而无暇顾及那些奥地利人。这些奥地利人远离自己的同胞、家人和朋友, 是优秀的医生们给予了他们关怀与照顾。米兰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表现出了她们一贯的爱心与勇气,以顽强的毅力照看着军官和士兵们。卡培女士,波丝丽女士,萨拉女士,特沃娜女士以及许许多多高贵的女士们放弃了她们优雅安逸的生活,一连几个月呆在伤病员的床边, 成了他们的守护天使,她们毫不夸 耀自己所做的一切, 只是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爱心。她们给予伤员的关心、安慰和殷勤的款待博得了伤员们的家人的感激, 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与钦佩。她们中有些人是作母亲的, 从她们身上穿的丧服可以看出最近她们刚刚失去亲人。其中一位女士对伯萨伦德医生说了下面一般话：〝战争夺去了我的小儿子, 8个月前在斯克巴思托普, 他在为法军作战时中弹身亡。当我听说法国伤员要来米兰, 而且我能去照顾他们, 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大安慰。 〞

  保罗米奥伯爵夫人是中央救援委员会的主席, 负责定期管理军需库亚麻布的调配, 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 每天抽出几个小时给伤员们读书报。米兰到处是伤员, 保罗米奥的官邸就有300 人。阿苏莱恩修道院的院长玛瑞娜·维德用模范的慈善精神管理着一所整齐洁净的大医院, 全部由那里的修女进行救援工作。

我们沿着都灵路出发, 渐渐地看到几个由康复的法国士兵组成的小分队, 他们的脸被意大利的太阳晒成了古铜色。其中一些士兵吊着胳膊,还有的拄着拐杖,看得出有些人曾负过重伤。 他们的军服破旧褴褛, 但里面穿着很好的亚麻裤衫, 那是用他们原来的血衣与富裕的意大利人换来的。这些意大利人曾对他们说： 〝你们浴血奋战保卫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把你们的血衣保存起来以作纪念〞。就在几个星期, 这些士兵还是健康的人——而现在他们不是没了胳膊就是少了腿或是头上缠着绷带, 都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但他们永远不能再从军, 或是去帮助家人了。他们将变成别人和自己的负担, 成为让人怜悯的对象, 在痛苦和悲伤中他们已经想象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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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想起从索尔弗利诺返回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绅士布瑞亚斯侯爵, 他是前任议员和前任巿长。这位富有的侯爵主动来到意大利帮助救护伤员。我有幸陪这位慈善家去布列西亚。6月的头两个星期,波塔·托萨站非常拥挤混乱。 车站和通向车站的道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无论我们到那儿都难以靠近列车的车厢。尽管侯爵这么大岁数, 又有地位而且带有官方的任务, 但也很难在列车上找到个位子。

在这里还有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却鲜为人知啊！有一个几乎完全耳聋的法国人, 从三百里外赶来照看他的同胞们, 真是精神可嘉, 当他来到米兰时, 看到奥地利伤员被丢在一边无人照顾,他就对他们特别关心, 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可45 年前,就是一个奥地利军官使他耳聋的, 他却以德报怨。那是1814年神圣同盟的军队入侵法国时,那个奥地利军官住在这个法国人的父母家里, 当时这个孩子, 正生着一种病, 那个奥地利人很讨厌他, 就抓起这个可怜的孩子粗暴地从房子里扔了出去, 当时没来得及制止他, 这残忍的行为使他这辈子成了聋子。

在米兰的医院里,禁卫军一个中士,是佐瓦人,看上去身强体壮, 显得有点傲慢。他截去了一条腿, 在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声没吭,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情况已有所好转, 伤口也渐渐愈合,这时他却陷入深切的悲哀之中。他越来越伤心,几乎到了令人不 可思议的地步。可是,一天一个修女却发现他眼泪汪汪的, 然后修女就一遍遍地问他为什么, 最后他终于说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来供养年迈力衰的老母亲, 以前他每月从自己的钱里省出5 个法朗给他, 现在他不能帮她了, 自从受伤后他没像以往那样往家里寄钱, 他的母亲一定正在等钱用。那个修女听了很感动, 就给了他一个5 法朗的硬币, 很快这枚硬币就被寄回了法国。有一位伯爵夫人也对这个勇敢可敬的人发生了兴趣,当她得知他伤心的原因时, 就想送给他和他的母亲一小笔钱,但是这个人只是对这位女士表示感谢却不肯接受, 他说：〝请把这些钱留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至于我母亲, 我想不久我就能工作了,可望下月就能像往常那样给她寄钱了。〞

 米兰的一位伟大女士, 出身名门世家, 她腾出了她的一所豪华住所, 放进150 张床来安置伤员。那儿有个伤员没了一只胳膊, 并且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这位女士安慰着他, 并同他谈起他的家人,他告诉她：他是戈斯一对农民夫妇唯一的儿子, 也是唯一能供养他的父母的人, 最令他难过的是他的死会让父母感到极度的悲痛。他还说, 如果能在临死前吻一下他的妈妈, 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这位女士听罢什么话也没说, 马上决定外出一趟, 她坐火车离开米兰, 去了戈斯并按地址找到了那个伤员的家。她留给他病弱的老父2000 法朗, 然后带着他的母亲回到了米兰。就在这位女士与伤员谈话后的第6 天, 母亲和儿子互相拥抱在一起, 一边哭一边祝福着他们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