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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距宁波有18法里)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宁波一一某些欧洲人称其为Liampo，是浙江省境内一流的城市之一，也是濒临中国东海的一个极好的港口，它还与日本隔海相望。根据我们的观测，它处在北纬29度56分，离大海有五或六法里。我们在涨潮时通过一条极美的江进入该城。这条江至少有一百五十托瓦斯宽、水深皆为七或八法寻，江边两侧均有盐场，并有村庄和耕种过的田野，这些田野从高山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此江的江口由一个堡垒和一座名为定海的三流小城所防御着，环城有塔和极好的城墙。那里有一处管理机构，负责查看所有进入此江的船只。暹罗与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每年均到宁波寻购丝绸：因为中国最好的丝绸就产于该省。福建以及其他相邻省份的商人也不断光顾此地。 宁波的商人与日本做的买卖颇大，其前往日本始自圣方济各·沙勿略时代；显然，沙勿略知道这些有关中国的特殊情况，并在其接近晚年时在欧洲写过如下评述。这些评述甚至表明，沙勿略曾经打算乘坐这些中国商人的船前往中国。他写道：“宁波是一个中国的大城市，距日本只有一百五十法里……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将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进入这一重要王国的港口。其他修会的会士也将可能来此满足其最强烈的愿望，即在天主的感召下为拯救异教徒而效力。所以，我为希望归依这些人民并劝告他们信奉天主的人们祈祷。”极有可能在此时，他甚至考虑过致信日本皇帝，向他要求一份通行证。因为据说这位君主当时与中国皇帝的关系是如此地密切，以至于他甚至也拥有一枚盖于执照或通行证上的大印，可决定这些船只或人员是否可以前往中国。 我相信，我们是自本修会早期“印度宗徒”(指沙勿略一一中译注)对此有所记载以来首批走这一条路的人。沙勿略本人看来曾想通过这条路进人中国，如果雅克·培莱拉的使命没有因满剌加总督的贪财与嫉妒而失败的话，他可能更倾向走通向宁波的航道，而不是走通向上川岛的路。上川岛是他逝世的地方。 据卫匡国神父记载，从他那时起，我们的修会在宁波就已有一座教堂。该教堂准是在鞑靼入侵时被完全摧毁。因为当我们到达此地时既没有发现任何教堂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基督教的遗迹。那里的人甚至很不习惯于见到欧洲人，以至于人们从各地赶来观看我们，好像我们是某种新类别的人。 得悉我们的到达的中国官员们尤其想见我们，并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们问我们是在追求什么以及此次航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答道：皇帝的威名四方远扬，而且他允许外国人前往他的国家的港口，因此，我们决定从事此次航行；我们的计划是在此停留下来，与我们的兄弟一起为真正的天主服务；我们已极其遗憾地获悉，这些兄弟中的数人已经作古，而其他的大多数人因为年老体弱所困，亦要求援助。 我补充说，南怀仁神父在欧洲时曾亲自给我写信，邀我前往中国。他把此信交给了柏应理神父，后者已忠实可靠地把该信交付于我。我们感到，这些官员对南怀仁神父格外尊重，我们的回答使他们甚为高兴；如果他们能够做主的话，他们准会乐意答允我们所提的要求，让我们重建耶稣会的教堂。然而，对我们的宗教深恶痛绝的浙江巡抚使我们难以受惠于他们善意的安排。虽然当时气温极高，使人无法再呆在船上，这位巡抚仍责备地方官员允许我们在宁波买房。他随之写信给礼部，要求禁止在邻近王国航行的中国船只带任何欧洲人前来中国。或许，他希望礼部的答复会不利于我们，这样他就能够将把我们送到此处的船只充公，并占有我们所带来的一切。 当时，我们不失时机地向居住在该省省会杭州的本会传教士一一我们尚不知他的名字，通报我们到达的消息。我们在送发我们的信件时，还附上了您托我们转呈南怀仁神父的信。由于天主特 意的安排，在杭州的本会传教士恰好是来自西西里的殷铎泽神父。 在上一次宗教迫害中，他曾为了耶稣基督而被打人囹圄与遭到流放。由于他在1672年曾为了传教事宜返回欧洲，而我从那时起就曾写信给他，要求与他会合，并献身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当他获悉我们已与他近在咫尺时极为高兴。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感谢天主终于赐福给我们，他让你们从海难中脱险，以便通过你们的帮助来拯救受到严重损害的传教事业，这一传教事业由于缺少人员与援助每日都陷于困境。”殷铎泽神父立刻就给我们派遣了其手下的讲授者之一，此人是天主教会法学院毕业生，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位佣人。殷铎泽神父还指点我们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应如何行事。 在通过我们寄送给他的信件得悉我们的意图与计划后，殷铎泽神父向我们推心置腹地答复道：“你们已经完全阐明了想要了解的一切。自从我得知你们抵达暹罗的消息，我即考虑了你们向我昭示的所有之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一种特殊的神灵的启示，还是因为一种普通的推测；我所能告诉你们的是，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你们到来。而今你们来了，对此我深为欣慰。” 浙江巡抚呈给礼部的关于把我们遣送出中国的提议可谓惟一使这位圣徒的喜悦之情受到烦扰的事情。他求助于天主，并在其教堂中要人们公开地为我们祈祷。他甚至要求儿童向天主乞求援助。当这些儿童拜倒在救世主的像前，他要他们这样说道：“天主，以您神圣的名义，留下这些前来从事拯救我们的灵魂的神父吧。” 在宁波逗留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国官员们讲起天主的崇高与力量。当时这一地区已连续三至四个月滴雨未下，庄稼受到破坏，人们担心会有大的饥荒。有关方面下令全城斋戒，并要人们在各个寺庙里做祷告。焦虑不安的总督就此次旱灾的原因请教于我们，问在欧洲是否也发生过这样的旱灾以及我们为摆脱灾情是如何做的。我们回答他道，我们所敬奉的天主是万能的，我们求助于祂，我们前往教堂乞求祂的怜悯。总督回答说：“但是，我们采用类似的做法已有一个多月了，我们前往南方的港口以及城里所有的寺庙却毫无成效。”我们又答道：“对此我们丝毫不觉得惊奇。大人，如果您允许我们畅所欲言，我们将向您陈述其真正的原因。”于是，我们开始向他讲述天主，使他知道天主创造了天与地、人与世间的万物；一切都取决于天主，如下雨与旱灾、饥荒与丰收、善与恶，天主根据自己所做的判断，分别用它们来惩罚或奖赏人类；我们向他提出，由我们像在欧洲时所做的那样，对真正值得祈祷的天主进行祈祷，因为天主是万物的主宰，并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他说：“然而，你们的诸神却并非如此。它们有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它们有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因为这些虚假的神原先只是死去的人，他们既无法逃脱死亡的共同法则，又无法避免死者的普通结果，由此，他们既没有感情，亦没有力量，他们听不到你们的祈祷就丝毫不足为奇。使他们拥有皇帝的捐赠与众人的迷信的神的称号既没有给他们自身增添任何新的东西，也不会赋予他们任何名副其实的力量，即既能呼风唤雨，又能支配人世间的其他人。” 总督温和地听着我们叙说，并恳求我们去乞求我们的天主赐雨给他们。我们答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但是，既然所有的人均需得到这一恩泽，那么光由我们去乞求就不公平了。”他说：“好!我明天将来你们这里敬拜天主，并供奉香火。”我此时甚为钦佩我们的神父们的虔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心中充满着我们的主对其传教者所要求的这种强烈的信仰：Habete fidem Dei．(拉丁文：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圣经·谷》)正当我们从事仪式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得知总督离开我们这里后，将于次日率全城的所有官员到邻近的山上去祭拜龙王。我们觉得，这种三心二意的做法会使天主感到不快，于是，遂派遣我们的翻译去告诉总督，不能侍奉二主。如果他想光临我处敬拜天主的话，他就绝不应该再到别处去拜神。总督回答说，他无法不出席次日在山中举行的祭拜仪式，为此他决定不来我处参拜天主。几天后，天下了点小雨；但是，随后而来的一场狂风暴雨使田园荒芜，大批船只在沿海沉没。天主有时就这样来惩罚罪人。为了使这些罪人更好地改邪归正，天主进行了第二次惩罚，并使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 在我们从杭州到北京所经过的其他城市，我们均受到礼遇。有一位中国官员与我们同行，他负责照料我们所必需的一切。我知道，在法国有一些人责备与谴责传教士在异教的国家让人厚待他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并没有力求如此，而是在尽量地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国，当人们根据皇帝的谕令往返各地时，就无法拒绝这种礼遇。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礼仪方面的规定却又自称是受君王的派遣或召见的话，他就会在其经过的城市被人当做招摇撞骗者。这种礼遇使我们受益匪浅。我相信，没有人敢小看这些有着尊贵标志的传教士。而这些传教士在所经之地把在该地区传教的其他传教士介绍给各省的官员，促使中国官员平息异教徒有时对当地传教士进行的迫害。最后，基督教徒们依靠官员们的声望平静地生活着，而异教徒们因看到基督教得到如此好的保护，也会毫不害怕地去选择它。此外，这一切也会有助于欧洲商人。在一个他们得面对某些官员的贪婪与背信弃义以及并非总是公正的国家里，他们有时候需要保荐。 我们在 我们将永志不忘他在我们进入中国时所提供的帮助，他通过自己的威望，使浙江巡抚不利于我们的计划未能得逞。如果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在其逝世前看到他，向他通报我们的计划，接受他的教诲，学习特定的人的行为准则，即所有在中国的基督教徒有正当理由像其神父以及我们神圣的宗教在他们的国家的复兴者一样遵守的人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的欢乐就完整了。但是，天主由于其他原因，另外赐福于我们。我们为了更为容易地顺从天主的意志，因此并不想呆在宫内，而是希望分散到各省去从事拯救灵魂的工作。 张诚神父仗着自己的体力(由于过度劳累，他的体力自那时起已大大减弱)，恳切地要求前往陕西省的尽头，到同为法国人的圣徒方德望神父原先所在的教堂供职。此项工作可谓是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最艰难、辛劳的任务，在此，所有人类的慰藉皆被剥夺。白晋神父希望到辽东与东鞑靼，那里还没有人布讲福音；其他几位神父则尚未决定前往何处。 当时，我们均居住在我们在北京的神父的住院。我在那里遇到了安多神父。当安多神父转道巴黎前来中国时，我曾在巴黎见过他。就南怀仁神父之死，我努力地对他予以安慰。因为对他而言，除了一些共同的理由外，他还痛失了一位真正的朋友。安多神父从他这一方面，要我们对勇敢地去经受住等待着我们的困难有思想准备。他补充道，每个传教士皆应当切记圣保罗的这些话：“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法国人约瑟夫·蒂萨尼埃神父当时从澳门写信给我，讲了几乎相同的事情。该神父是位出类拔萃的修会会士，曾任省会长与巡视神父。天主赐福，这些忠告并未使我们胆怯，因为人们允诺我们的正是我们前来传教时所谋求的。 南怀仁神父的葬礼在1688年3月1 1日举行。我们参加了这一葬礼，以下是此次葬礼所依照的程序。皇帝派来吊唁这位显赫的逝者的官员早晨七时就到了，我们走进了停放灵柩的大厅。中国的棺材颇大，棺木厚达三到四指，外面上了漆，镀了金，为了不让空气透进去，密封得很仔细。人们把棺材抬到街头，并把它放在一辆有四根柱子的豪华的圆顶车上面。这些柱子上均挂着白色的丝幔(白色在中国是办丧事所用的颜色)，柱子与柱子之间皆悬挂着数条其他颜色的花边，甚为好看。圆顶车固定在两根直径一法尺的横杆上，横杆的长度与其粗细相称，六十或八十个壮汉分立两旁，用肩扛着柩车。院长神父率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开始跪在大街中央的灵柩前。我们额头碰地地深拜了三下，期间，出席这一伤心的仪式的基督徒们痛哭流涕，并发出催人泪下的哀嚎。接着，送葬的队伍开始按以下的顺序行进。 人们首先看到一块二十五法尺高、四法尺宽的牌子，牌子四周饰有丝质的花边，红色塔夫绸做底，上边用金色的汉文大字写着南怀仁神父的姓名与头衔。数位男子高高举着这块牌子走在前面，后面是一群吹鼓手，再后面的一队人举着各种队旗、彩旗、燕尾旗。随后，是放在一个大壁龛里的十字架，以及数本丝绸封面的书籍。好些基督徒跟在十字架的后面，他们有的像第一队人那样举着小旗，有的则手执蜡烛。这些基督徒两人一排地走在北京宽敞的街道中央，他们所具有的谦逊令异教徒深为钦佩。人们随后看到放有一幅圣母怀抱圣婴耶稣像的镜框，画像中的圣婴耶稣手里拿着地球。紧随其后的基督徒们和走在他们前边的基督徒一样，手里也举着蜡烛与小旗。 接着出现的是一幅护守天使画，这幅画后面也同样有一队基督徒跟着。在这之后，则是南怀仁神父的遗像，人们把皇帝赐给他的所有头衔的象征均捧了出来。我们身着丧服紧紧地跟在后面，我已经说过，在中国，丧服是白色的；我们依照中国的习俗，一边走一边号哭，我们实在也伤心至极，南怀仁神父的遗体在皇帝派来光临这位著名传教士的葬礼的中国官员的陪伴下接着出现。这些官员均骑着马。为首的是国丈；第二位是御前侍卫大臣；第三位是皇帝的近臣之一，还有其他较次要的官员。秩序井然、端庄稳重的整个队列的最后面是五十个骑士。大街两侧站满了无数老百姓，他们默默地目送我们走过． 我们教会的墓地位于城外的一个园子里。此园是明朝的一位中国皇帝赐给本修会首批来华的传教士的，它四周皆有围墙，里面还建有一座小教堂和几间小屋子。 当我们到达墓地门口时，大家在路中央一齐向着遗体跪下，并深拜了三下。在场者又开始号哭。人们把遗体抬到落葬之处；那里已经设立了一个祭坛，祭坛上放着十字架与蜡烛。院长神父身穿宽袖白色法衣，背诵了祷文，并按照礼仪常规上香。我们又向着灵柩拜了三下，人们把灵柩从车上抬下放人墓穴里。此时，在场者又号哭了起来，他们哭得如此厉害，使人不可能不流泪。 墓穴是一个六法尺深，七法尺宽的土坑：它的四周砌着砖墙。灵柩被放在墓穴中央，好像搁在两道砖砌的约一法尺高的支架上。随后，人们把砖墙砌至六或七法尺高，并封上墓穴，拱形的墓顶上放有一个十字架。 最后，在离坟墓几法尺处，人们竖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此碑连底座带碑顶有六法尺之高，上面用中文和拉丁文刻着死者的名字、年龄、国籍、去世年份以及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利玛窦神父的坟墓是园子头上的第一座墓，它的位置很突出，表明他是在华传教事业的创始人。其他的坟都在他之下排成两排。 汤若望神父的坟墓在另一边，颇具皇家气派。此墓是在他逝世数年之后，当人们为这位伟人恢复名誉并予以纪念时，由当朝皇帝降旨修建的。 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举行之前，刚刚为他祖母皇太后带过孝的康熙皇帝派人来询问我们的名字，了解我们的特长和能力。自从他最近两次巡游鞑靼之后，其治下的帝国平安无事。我们读过巴黎现有的有关记述，我们告诉他，在法国，人们甚为崇拜他的思想与行为，赞叹他的富裕与豪华。他问起法国国王的年龄、他的武功以及治国之道。我们对所有这些涉及我们令人敬畏的君王的问题做了满意的答复。以皇帝名义和我们谈话的官员告诉我们：虽然他的主子还不认识我们，但他对我们仍像对待其他神父一样颇为关心。他很看重我们远离父母和祖国，来到世界另一头传播福音的勇气，认为这种勇气不可忽视地证明了我们的教理；但是为了完全地信服，他希望在中国看到跟人们所说曾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奇迹一样的奇迹来证实我们的教理。不仅如此，这位皇上还说有朝一日要送茶和他那里最好的酒给我们。我们得知，他想把我和我的同伴们统统留在宫内，并考虑在皇城给我们安排一幢房子。但是，要求我们前往别处的天主不允许这项方案实施得这样早。我们的中文还不够好，尚不能够在刚开始时就让皇帝满足其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到礼部衙门向皇帝报到，因为正是礼部衙门已接到要我们前来宫中的谕令。礼部衙门在南怀仁神父葬礼后，立即召见了我们．我们看见了这个令人生畏的衙门。几年前，所有的传教士均被戴上枷锁关在这里。这个地方既不大，也不宏伟。坐在台上的官员们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并在请我们坐下后与我们交谈。为首的主持人是个满人，他已收到了皇帝的谕令，他告诉我们，皇帝次日要接见我们，并将由我们的院长神父来向皇上介绍我们。 北京由两个城组成：第一个是满人城，皇帝的宫殿就在该城的中央；第二个是汉人城。两座城彼此相连，每个城的周长均有四法里。城中人151稠密，拥挤不堪，以致尽管街道非常宽广，仍行走不便。街上看不到妇女。 我们去看了著名的北京的大钟楼，有人向我们肯定地说，此钟重达几十万公斤。钟的形状为圆筒形，直径有十法尺。根据中国通常的比例，大钟的高度是宽度的一倍半。它被吊挂在由砖与方形石块砌成的台基之上。自其木结构的楼顶被烧毁后，它仅由一个草席顶覆盖。 我们也去看了天文台和里面所有的青铜仪器，这些青铜仪器颇为美观，具有皇家气派。但我不知道这些仪器是否能用来精确地观察天象。因为它们都钉在觇板上，肉眼一看，其分隔显得不甚均匀，而其贯线有好几处都不能吻合。 该城的城门要比我们的城门高大气派：它们都非常高，里面有一个方形大院，院子四周围有城墙。城墙上无论是朝向城内，还是朝向城外，均建有漂亮的客厅。北京的城墙是砖砌的，其高度约为四十法尺，每隔二十托瓦斯都有护城工事，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座小方楼。这些小方楼保养得非常好。为让骑马者登上城墙，在一些地方还筑有宽阔的斜坡。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住地测试北京的方位，发现它的方位是39度52分55秒。我们的住所被人称为西堂，意思是西洋教堂。 安多神父对我们讲述了北京的人们对高丽王国所知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该王国的首都称为朝鲜，其距把鞑靼与高丽隔开的鸭绿江有一百一十法里；这条河流直通辽东省的省会沈阳城，距离有六十法里；从沈阳到山海关一一此为从辽东进入中国(原文如此一一中译注)的人口，距离为八十法里，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距离是六十七法里。高丽王国北面一直延伸到北纬44度。它人口众多，并分为八个省；那里的人真诚而勇敢；该国从东到西相距一百四十法里，未经中国皇帝明确的允许，高丽人不得进入中国。 经过十六天的步行，我们在 我们次日在绛州举行了弥撒，许多基督徒前来参加。在耶稣受难日，在教堂举行各种仪式时均来了更多的人向十字架顶礼膜拜。到了复活节这一天，前来的人又明显地增加。但由于我们尚还不能用中文无区别地听各种各样的人的忏悔，因此很少有交流。 该城的官员们前来拜访了我们；个别官员甚至进入了教堂向天主跪拜，或在天主像前鞠躬。其中一位想加入我们神圣的宗教，并将其打算告知于我们。有两位讲说基督教教义者也前来看我们，他俩因为服刑已多年未参加任何基督教的活动。在拥抱他们之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们将乐于帮助他们去克服这些困难，但他们绝不该失去勇气；恶魔在千方百计地使我们堕入地狱，但天主始终会拯救我们，为此，他永远不会拒绝赐福于我们。我们陪送他俩至教堂，在那里，他们做了祷告，并向耶稣基督敬拜。 我在绛州逗留期间一一仅仅只有十五天，我为两人行了洗礼，刘应神父前往四法里之外的地方，在那里为五个男孩施行洗礼，并为一位濒死的妇人主持了圣事。在我离开后，李明神父与刘应神父曾一度分开。刘应神父仍留在山西省，经常疲惫不堪地走遍全省，去看望最远处的基督徒。传教事业能够占用一个人的全身心，但刘应神父通过发奋努力，通过利用天主赐给他的语言天赋，得以着手学习汉字与中国典籍这桩难事，并取得巨大的进步。李明神父到了陕西，在那里从事了两年的归依异教徒的工作。人们在其已公诸于众的写得极为典雅的回忆录中可看到一部分天主对他的工作所倾注的恩惠。我们测试了绛州的方位，发现它位于35度36分10秒，而卫匡国神父的地图把它定在了36度50分。 从北京直至山西省的道路是我所见到的最讨人喜欢的道路之一。我们经过了九或十座城市，其中有一座为保定府，它是巡抚衙门的所在地。整个地区极为平坦，且种满庄稼，道路平整，路旁许多地方种有树木，还有用来遮掩与保护乡村的墙。人、大车与拉东西的牲口在路上络绎不绝。在一法里的路程中，我们碰到了两或二个村庄，这还不算我们在路两旁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所看到的其他村庄。在许多河流上，修有漂亮的多拱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距北京三法里的卢沟桥。此桥的栏杆是大理石的，两侧各有一百四十八个支柱，上面置有不同姿态的石狮子。在桥的两头，有四只蹲着的石雕大象。 我在 当人们经过绛州城东的汾河河谷，可在十法里的路程中看到一处覆盖着树木和耕种得极好的平原，这一平原每边都有众多村庄、延伸至天际的山脉。在经过了两个三流的城市即进人了山区。在山区，我步行了五天，走了四十法里。我几乎始终在往上攀登，经常感到很费劲。就我所经过的地方而言，这些山有些属不毛之地，但更多的是肥沃的土地，直到悬崖边上都可耕种。人们有时可见三或四法里的由丘陵和其他山环绕的平原，以至以为自己是在一个遍地良田的地区。我看到这些山有的从山脚到山顶被整治成梯田平台。这些平台数目为六十至八十之间，它们以三或四法尺的高度交叠而上。当这些山布满石块时，中国人将其开采成石料，用它砌成保持平台的小墙；他们随后将这些平台开成好地，在上面播下种子。这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它使人看到这个民族是多么勤劳。我在这些山中只看到一座三流的城市，但大村庄和小村落却到处可见。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和我们一样的上彩釉的陶器；那里有不少地方在制作陶器，这些陶器被运往城里和相邻的省份。一天我走在一条又窄又深的道路上，此路一度被大车造成了堵塞，我以为人们会发火，互相辱骂，或许会像在欧洲时常出现的那样互相斗殴。我惊讶地看到这些人彼此致意并心平气和地交谈，好像他们本来就认识并互相喜欢一样。他们随后互相帮忙，以消除堵塞，通过此路。这一例子肯定会使我们欧洲的基督徒局促不安，因为他们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很少会保持克制。 当人们经过极为崎岖不平的斜坡将走出这些山时，可看到河南省与黄河。黄河即黄色的河，它在平原中弯弯曲曲地延伸得很远。黄河的水流以其白色的蒸汽或一种阳光带来的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平原中的麦子已长得很高，麦穗都已形成，而在离此五或六法里的山中，小麦还只是青苗，仅露出地面六指长。 我几乎始终在乎原行走，在该省走了八十法里。这些平原耕种得如此之好，以至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我看见那里的小麦是像水稻一样一行行地播种的，每行小麦之间的距离仅有五或六指。我也看到有些小麦是杂乱无章地播种的，此与我们在法国的做法相似。他们的田野没有同我们一样的犁沟。我只经过了七个城市，但我要么在路上，要么在农村中发现，市镇与村庄的数目非常之大，以至我认为，河南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我在距开封府一一河南省的首府九法里处渡过黄河。这条河流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湍急的河流。它的水因为卷起大量的泥土，呈黄色；我们在河边看到了同样颜色的泥土。该河在我们渡河的地方不怎么深，但宽有半法里左右。 我将在此对一位中国船夫在把我的货物装上船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表示钦佩。我有两箱书，其重达250中国市斤，即300法国古斤。在绛州，赶骡子的人很不情愿地才接受它们，说这些东西实在太重了，它的骡子无法驮着它们走这么长的路。船夫来了，他接过它们，用扁担把两个箱子都挑在肩上，并轻松地挑着它们走上小船。我没有进入开封府，因力其城门是关的，人们正在极为仔细地搜查六十至八十个窃贼。这些窃贼在几天前抢劫了一位看管呈给皇帝的贡品的官员的府宅。 从河南省出发，人们进入了南京省(原文如此一一中译注)，人们在该省行走了大约六十法里后，才到达其首府。南京省的北部一带不像南部一带那样美丽与人口众多。在经过四个城市后，我来到了浦口。浦口是一个四面由完好的墙围绕的小地方，位于长江边上。长江这一巨大的河流从西到东横贯整个中国，它把中国分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其一包括北方的省份，其二则包括南方的省份。由于各种船只一年到头皆可通航的便利，长江给各地带来了富足。这条河流在浦口处宽达一法里左右，某些地方深达24至36丈(tcham)，后者是我经过该处时人们告诉我的。“丈”是中国的计算长度的单位，相当于十法尺。 南京城不在长江的边上，而是在距长江二或三法里的地方。人们能够通过多条运河进入南京，这些河上布满船只，其中有大量的皇家船只。皇家船只在大小方面绝不输于军舰，它们皆很干净，外面上了漆，里面涂了金，并有摆设得极考究的客厅与卧室。这些船是为进宫或受命前往各省的官员服务的。 此外，南京已不再被称为南京。在中文里，南京意为“南方的京城”，就如北京意味着“北方的京城”一样。当帝国的六大部同等地设在这两个城市时，人们都把它们称为京城；但现在，这些部皆已归并至北京，因此皇帝把南京城改名为江宁。然而，人们在讲话中还是经常称呼它的旧名，但在政府文件中却不允许这样做。 我在 在我逗留上海期间，我数次祈祷于以其杰出的德行与巨大的能力著称的刘迪我神父墓前。他是巴黎法院推事之子，当天主召他前往中国传教时，他正在布尔日大学成功地讲授神学，他在中国从事了多年的改变异教徒信仰的工作，并在中国去世，去世时深得人们的好感。 我尊敬的神父，我将不给您赘述我在南京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好事。我在南京时与毕嘉神父呆在一起，他在美德方面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向基督徒们讲授教义，听他们忏悔，并与毕嘉神父一起主持了其他的圣事。巴西莱主教、多明我会的罗文藻神父与方济各会的让一弗朗索瓦·莱奥内萨神父(今为贝里特[Berite]主教)和我们同居在这一大城市。方济各会的康和之主教与他的同伴叶宗贤神父亦随之来此。我有幸与他们相晤一年有余。虽然人们已让我盛赞这些高级教士，但我敢担保，这些高级教士的美德和他们的伟大才能远远超出我所能表述的。他们的管理是令人愉快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和蔼，通过自己审慎的行为使人们去热爱其神圣的修会。由于他们只考虑传教的利益，由于这也是我们共同寻求的目的，他们不久即开始保护法国耶稣会士，赋予法国耶稣会士以牢固的友爱的表示。如我们在其经常写给教皇与修会的信中可看到的那样，他们始终对法国耶稣会士怀有这种牢固的友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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