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由魏方济神父在罗马呈尊敬的耶稣会总会长。原文为拉丁文，后译为法文]

我尊敬的神父：

    遵照教皇的命令，我向您汇报我们传教的现状。此时正值中国尊孔祭祖之重大争论问题交由我上诉，为此我和庞嘉宾神父分别代表南京、澳门及阿斯卡龙、安德烈维尔)等主教以及所有在华耶稣会士被派到罗马。由于我在上船的一刻才知道我离开中国的确切时间，所以我无暇等待各地神父内容丰富有益、事关他们教区特殊情况的来信，但我仍然知道他们以前写信告诉我的一些消息，使我对他们的活动和天主通过他的使臣所行的善事有所了解。在这份汇报中，我不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也不想夸大其词，我尽可能地向您交代这些年来我们在全中国各地所施洗礼的确切数字。

    中国的形势和辽阔的疆域、众多的城市和人口、风俗习惯、科学文化、统治制度、治安情况和人民的信仰等方面我都不说了，尽管我和那里的人民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年。这些内容请看一下李明神父所写的《中国现状新志》就行了，我说不出什么新奇的东西。我所涉及的是我们的传教事务。

    当我们法国神父约二十年前到达中国的时候，作为我们在华传教活动奠基者的葡萄牙神父在这里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美丽教堂仅仅一个江南省，在上海、在松江、在常熟，我们就有一百多座教堂和十万多基督教徒。然而法国耶稣会士有幸得宠于中国皇帝，并获得他对我们宗教的亲善，使我们法国神父和葡萄牙神父都能建立新的教堂。葡萄牙神父在保定、正定以及其他一些未曾传教过的城市得到了一些屋宇。在帝国京城北京他们建造了一所妇女的教堂。这样的教堂在当地是十分需要的，也是人们企盼已久的，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一样，欧洲的教堂是男女共享的，而中国的礼节和风俗不允许男女相处在同一个地方，人们认为男女混杂是不正常的。因此妇女有她们特殊的小教堂，传教士们去那里要格外小心谨慎，隔着栅栏向妇女传教，给她们行圣事。妇女天性善良纯朴，因此宗教很容易渗透到她们的心灵深处，她们十分热情忠实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北京的妇女用她们最值钱的物品充实新教堂，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为装饰祭坛，有些人贡献出她们的珍珠、钻石和其他的首饰，就如以前旧律时的妇女之所为。

    在法国神父方面，除了他们计划在湖广、浙江和江苏等省建造新教堂外，他们已在江西省的饶州、九江和抚州建立了教堂。但没有一座比得上他们在北京皇城里建造的漂亮教堂。这位长期保护基督教的中国皇帝并不满足批准他们建立这样辉煌的敬奉天主的建筑，他还为教堂建造提供了一些钱物。对我们的传教有特殊贡献的法国国王还为此恩赐了一副银餐具和丰富的装饰祭坛的绣花布。

    尽管我们在北京有了三座教堂，但还是不够多。一旦我们有了必需的资金，就准备在城市的东部再建造第四座。工程开支并不像欧洲那么浩大，这里的劳力和材料十分便宜。由于我们想把第四座教堂献给我们传教团的保护神圣约瑟，我们希望天主能够召唤这位伟大圣徒热忱的仆人们能够出资建造。我们能说的只是，在这位天主面前说情者的帮助下，我们已多次得到天主神奇的恩典。1692年就是在教会纪念这位圣徒的当天，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得到了那份通令全国的著名敕令，根据这一敕令，皇帝准许我们在他管辖的国士传播基督教。再往前推几年，通过对神圣家族圣主的祈祷，我们已经见到了大恩典降临的祥兆。中国皇帝得到圣约瑟的一幅画像，这幅画像是从前他父亲顺治皇帝从杰出的汤若望神父那里得到的。现今的皇帝就将这幅画尊敬地挂在他的头上，后来又作为礼品赠送给数学家安多神父。安多神父又将这幅画送往教皇处，作为这位中国皇帝对我们的神父的善意和对我们基督教尊敬的最好的纪念品之一。这里我不想多谈这一敕令。通过郭弼恩神父所写的并已被译成多国文字的历史，欧洲对这一重大事件均已知晓。

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教堂之外，还应包括江南省的芜湖和无锡的教堂，包括我们神父们在湖广省、福建省和广东省新建的教堂，还有本会被教皇任命为安德烈维尔主教和宗座代牧主教、受人敬重的杜加禄神父在广州和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镇佛山派人建造的两座美丽的教堂。

    最后，我还要补充在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原始墓地建造的精美的小教堂。但我的同伴庞嘉宾神父已经向教皇呈交了一本在中国印刷的关于这一教堂的介绍，其中有这一建筑的平面图和该岛基督教新的历史。在此之前该岛没有基督教徒。尊敬的神父，现在我希望如同我对一些教堂的了解那样了解我们在中国的所有教堂，这样就能对各教堂发生的事情向您提供确切的汇报。目前我们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有七十多人，这就是说，耶稣会士人数超过了其他宗教团体的主教和教士的总和。

    北京的耶稣会士1694年施洗530人，1695年施洗614人，1696年施洗633人，以后的一年与此相当。这只是成年人的受洗数。至于孩子，我们施洗的人数多得多，尤其是那些每天早上被遗弃街头的孩子。弃婴行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人们能够容忍如此明显的紊乱，真令人惊讶。由于北京人口众多，那些自认为无法养活孩子的人肆无忌惮将孩子丢在大街上和广场上，使得一些孩子悲惨地死去，另一些孩子被野兽吞噬，所以我们首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派传教员到城市各个街区为所有他们在路上遇到的、还活着的孩子施洗。每年人们遗弃的孩子达二三万，我们的传教员施洗数约3000人。如果我们能有二三十名传教员专门从事这一工作，那么只有很少的孩子得不到我们的关怀。1694年，我们为3400个孩子施行了洗礼。1695年有2639人，1696年3663人，接着这一年和上年差不多。

    这对天堂来说是确定的收获，它不会像成年人归依那样，有重返罪恶或改信当地宗教的危险。我们要找到从事这项工作的传教员并不难，只要肯付出一点辛劳和具有热心肠就行。但我们必须支付给他们一些津贴，让他们能够赖以生存，而这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常常想，在这里，在罗马这一基督教世界之都，和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总是有不少的人必须补偿他们从教会中得到的好处，或者必须向他们多次冒犯或通过他人冒犯的圣主谢罪，他们应该幸运地发现有一种可以使他们与他们福祉的缔造者心贴心进行交流，并弥补他们罪过的最可靠的方法，这就是慷慨解囊。在北京，维持一名传教员，每年只需六七个皮斯托尔。

    我们宗教的发展在外省比在北京要快得多。何大经神父一人在1696年和1697年就施洗了1500人。艾逊爵神父在江西省的江州同期也施洗了1000多人，习安东神父在正定一年就达到了这样的数目。利国安神父在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府十个月施洗了约900人，万惟一神父在江西赣州不到五个月就施洗了500人，在常熟和武昌传教的李西满神父和王以仁神父每年一般也要为五六百人洗礼。在基督教徒资格比较老、人数比较多的地方，譬如我前面已经提及的上海，人们每年要施洗一千一二百人。其他的一些教堂，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不太清楚那里的情况。

    如果我们每天看到耶稣基督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而感到无比快乐的话，那么了解到大部分基督教徒履行义务的热情也使人感到同样的宽慰。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各种团体对宗教的这一切发展功不可没。我们每个月都要举行聚会，有时还要经常聚会。在举行了通常的宗教仪式后，我们选出五六个最热忱最能干的会员去对基督教徒进行家访，了解是不是全家都已入教，每天早晚是不是祈祷，是不是去做弥撒，是不是帮助病人，有没有设圣水，最后，有没有通过言论和神圣的榜样力量去争取非基督教徒。下次聚会的时候，这些派出人员对他们的使命作出汇报。通过这样持之以恒的实践，我们看到在建立这种神圣团体的教区里维持了空前的团结和虔诚。妇女以男人为榜样也建立了她们的团体，所从事的活动也和男子团体大致相同。在北京约有八百名妇女，分别在城市的各个地区聚集，她们互相学习如何尽最大的力量教育和争取她们的同胞投入天主的怀抱。

    经常参加弥撒也有利于巩固热忱的新人教者们的信仰和虔诚。不止一次，我看到这些新教徒步行三四十法里，不顾极度疲劳，来到教堂，在得到忏悔和领圣体的幸福时，禁不住喜极而泣。尽管大部分的基督教徒是工匠和农夫，他们在集会上向老的信徒学习，捐献出财物。我们用这些捐献去资助病人和极端贫困的人，去印刷用于归依异教徒和感化信徒的、外面又无处可买的宗教书籍。

    说到这里，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平民百姓?我们在中国有没有归依知识界人士或政府官员等高层次的人?这个问题我时时处处听到有人问，为了确切回答这个问题，我提请您注意，根据欧洲的标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平民，除了皇族和皇帝授予荣誉头衔数量极小的清廷亲王和若干特殊家族外，没有贵族。由于这些人一般都住在皇宫里或居住在鞑靼地区，因此在中国外省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徒几乎都不是有名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在宫廷之外，我只知道有一位满族王爷在几年前率他的妻子和家中五十多个仆人一起归依了基督教。他的府邸在满族人中也算得上富丽堂皇，他的叔叔曾娶顺治皇帝的一位姑姑为妻。于是，在辽阔的帝国内，成为基督徒的往往都是平民百姓。至于宫廷成员，我们在中国的体会乃和其他地方一样，得宠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是很难进入天国的，尤其他们是不信教的。然而，除了商人、士兵、工匠、农夫和渔夫经常走进我们教堂外，我们还有些业士和博士，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尽管人数不多，且集中在北京钦天监里。

    达官显贵、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帝国主要行政官员敬重基督教，他们认为这是最神圣和最合理的宗教。他们也尊敬传教者，友好待之，并愿意听我们讲我们的道德信条。他们赞扬这些信条，欣赏这些信条，但真要他们照此去做，要他们抛弃中国的宗教，他们就不听我们的了。他们贪图享乐和害怕标新立异最终使天主的恩惠功亏一篑，没能在包藏在肉体里的灵魂上打下烙印。

    我到这里后，人们常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是不是有奇迹产生，那是什么样的奇迹?我们不搞捕风捉影，称得上奇迹的事件是有严格含义的，因此我们只能将某些只有天主的神奇介入才能出现的事情称为奇迹般的事件，这类事件在我们神父的信件和报告中随处可见。下面有几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无数这类事情的例子。

    有位青年女子，她是家中惟一不信基督教的人，去看望她的亲戚

时突然得了重病。惊慌失措的家人就叫人去找一位名叫“保罗”的一传教员，这位传教员生活朴素，非常热心于拯救灵魂和归依非基督教徒。一听到“保罗”的名字，这位神志不清的病人就喊道：“你们要赶快去找保罗，但你们放心他不会急着来的，要过很长时间他才会来。”事实上，这位传教士十分繁忙，很难随叫随到。人们说不准他哪一天什么时辰到，当人们毫不在意的时候，病人突然显得烦躁不安，用尽力气连叫了两遍：“你们快去，你们快去，他来了。”人们走出屋子，跑向传教员要经过的那条河，惊奇地发现他果然到了。更令人颔首称奇的是，当这位传教员进入屋子以后，患病的女子就完全康复了。保罗问她对这样迅速而神奇的康复有什么感觉时，她回答道，开始觉得有些目光凶悍恐怖的人抓住了她，将她用铁链紧紧地绑起来，使她动弹不得，但当保罗出现时，这些人就逃之天天，于是她获得了自由。她接着说，她希望成为基督教徒，她一再恳求人们最好马上给她施洗。传教员对她进行了教育，和她丈夫一起为她施行了洗礼。

    一位十二至十五岁的小女孩在上海附近病倒了。她母亲是位基督教徒，看到女儿生命垂危，请人为她施了洗，整夜陪伴在她身旁，不断地叮嘱她向圣母玛丽亚请求帮助。小女孩照她的话做了，凌晨，她对她母亲说：“我的请求见效了，我有幸见到了圣母。”她母亲对她说：“快向她请求治好你的病呀，我的女儿!”小女孩回答道：“啊!我亲爱的妈妈，圣母不是为此而来的，她是要带我去天堂。”就在此时，小女孩在她母亲极度的惊愕中断了气。

    闹鬼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但新入教的人只要画一个十字，或用圣水一洒，就很容易摆脱魔鬼的纠缠。有位预备人教者尽管相信基督教是千真万确的，但由于他和一位巫师有交往，并因为迷信活动救过他一命而对其着迷，所以推迟接受洗礼。当他得知十字架对魔鬼的威力后，他想印证一下，十字架是否能阻止他那位巫师施魔法的效力。于是，一次正当这位巫师在驱魔时，这位预备人教者偷偷地画了个十字，结果魔法效力消失了。巫师深感诧异，又开始重新做起，但很不幸，十字架又一次中断了他的魔力。预备人教者深受触动，从此，他摒弃了所有的迷信，要求洗礼，他非常虔敬地人了教。不久前，在北直隶省正定府所辖的一个村庄里，有五十多户人家闹鬼，结果被圣水解救。

    我们神父在驻地的日常工作是：接受信徒的忏悔，为病人做圣事，教育异教徒，和一些文人雅士进行讨论等等。他们在乡下的传教工作相对要繁重得多。传教士到达一个集镇，所有当地的基督教徒都会聚集起来，有教堂到教堂，没教堂的到最显要的基督教徒家。在做了祈祷以后，神父讲话鼓励他们进行忏悔，而同时传教员也安排信徒做忏悔、领圣体，安排预备入教者准备接受洗礼。弥撒后的第二天，神父为他认为条件成熟的人施行洗礼，吸收一些愿意归依宗教者加入预备入教者的行列。下午，工作重新开始，神父要到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时才离开集镇。

    在基督教徒人数众多的教堂，神父以不同方式分配时间。比如在崇明岛，基督教徒有三千多。神父在最初几天用于男教徒的事务，接着几天再忙妇女事务，之后再让预备人教者来，对他们进行考核，如果有了足够的认识就为他们洗礼，接受他们领圣体，接下去如果有争论的问题就解决争论问题。在每个地方，挑选出二三名主要的基督教徒在神父不在时领导其他基督教徒，对他们进行教育。每户人家，要求张贴全家人都得遵守的行为准则，要求张贴日历，上面除了标明要聚会的星期天和节日之外，还标明应义务遵守的斋戒日。最后，神父还分发教理的入门读物、宗教书籍、圣水、念珠、画像等所有用于维持信徒的虔敬和激发信徒信仰的东西。

    宗教的传播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因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由。在城市里，一切听命于地方长官。我们必须去拜访他们，根据礼节，带礼品不花钱是去不了的。相反，在乡村，人们的活动自由自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基督教徒的热情也很高，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小城芜湖和在芜湖的乡下。我第一次出访那里，就为116人施了洗礼，第二次达到560人，其中有18至20个业士和一位曾在一座小城为官十年的官吏。这样巨大的成功使我决定在这个小城建造一座教堂，并在周围乡村又造了另外两座规模较小的教堂和其他若干所小教堂。

    在中国，不仅有大量的城市，甚至还有些整个省，对耶稣基督都一无所知。在江南省，有五个一流城市和八十个二流城市既无教堂也无传教士。在河南省和陕西省，尽管每个省有八个一流城市和一百多二流城市，我们只有四五座教堂。在四川省、贵州省和辽东有不少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集镇，但我们没有一座教堂。如果传教士愿意推进宗教事业，建教堂和日常开支的钱都得由传教士自己来承担。因为如果我们向中国基督教徒伸手要什么东西，这便会损害天主的事业，便会为归依非基督教徒设置不可愈越的障碍，便使自己混同于和尚道士之流，正是他们迫使他们的信徒向他们施舍，用来养活他们和供奉他们的假神仙。因此，在中国以每年从欧洲寄来的少量补贴为生的教士们难有大的作为，连他们认为对归依民众的十分必要的旅行也不能都去。他们满怀热情，但由于缺乏资助，他们就经常不得不呆在同一个地方，远远超过他们希望呆的时间。

    如果中国信奉了基督教，我们就把基督教扩展到鞑靼地区。那里天地广阔，我们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东部鞑靼人口日增，皇帝在那里已建造一些城池，还有一些人口稠密的村庄。西部鞑靼只在靠近乌兹别克和里海一带才有些城市和村庄，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各种不同的民族，几年前中国皇帝已经降服了他们。这些民族的所有财富就是他们众多的牲口，他们带畜群到处游牧，在同一个地方不会呆上三个月，一旦草地被牲口啃光了，他们就开拔到另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如此周而复始。要归依这些游牧的鞑靼人是件难事，因为他们完全被他们宗教的法师“喇嘛”所蒙蔽，对喇嘛盲目遵从。

    几年前，我们的神父已经计划在辽东和整个东部鞑靼的首府沈阳安置下来。它是一座重镇，皇帝在那里设立了四个高等衙门可对鞑靼地区的所有诉讼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因为辽东现在已经归人鞑靼地区，辽东的居民不再被视为中国人，而是真正的鞑靼人。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归依基督教满族王爷已于两年前和他的家人一起迂回沈阳，他的热情有增无减，我相信他会利用他的声望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如果我们在沈阳建立巩固的传教基地，我们就可借此进入高丽王国。高丽王国也是中华帝国的属国，它比我们地图上标出的要大得多。并且也许我们还可找到进入日本的途径，日本与高丽只间隔一条小小的海峡。

    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我们向您建议的宏伟计划。然而这项计划并没有超越您这位圣依纳斯)继承者所具有的远大眼光，也没有超越方济各·沙勿略圣使的继承者从他那里继承来的非凡勇气。

    但愿天主能够降福让我们看到这项计划的完成，但愿人们能敞开他们的心扉，一如教皇从没使我们缺少劳力那样，也不让传教士们缺少推进天主事业所需要的物资。推进这项事业要靠传教士自己，也要靠分担他们一部分工作的传教员们，在丰收的季节里，仅靠耶稣会传教士来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