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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东京、科钦支那(越南)和中国的回忆录，对那些垂顾于它们的人自有其吸引力和教育意义。我们将奉献给读者的不再是野蛮人和处于可悲的奴役中的民族的景象。他们是久已组成社会的民族，且享有明智的立法带来的惠泽，拥有关注秩序与治安的政府。 他们或许因此而只会更难领悟福音之光。长期崇尚迷信的习惯、过分尊重旧习俗、自负而缺乏理性、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习惯于既不受约束又不加后悔地听凭激情驱使，所有这一切皆是我们圣教之敌。因此，他们没有停止过反对传教士的工作，不断阻碍并迫害他们。 回忆录白东京和科钦支那开始，这些地方向我们展示了使徒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可怖的情景。传教士们不加雕琢地让我们明白了基督教最初数世纪中信徒们的处境。他们的叙述还夹杂着对所到之处习俗、风尚、物产的评述。他们在这些地方洒下过汗水，甚至流淌过鲜血，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曾有幸光荣地为捍卫信仰而传播过基督教。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多幅地图以及关于东京和科钦支那历史的广泛说明。这两个王国很久以来就属中华帝国管辖，但百姓们不满那些远离君主而滥用职权的地方长官，便揭竿而起，选择了他们本民族的国王，摆脱了中国人的束缚。 在许多世纪中，这两个位于暹罗与中国之间的滨海国家听命于同一君主。只是近三百年来它们才分国而治，拥有各自的国王。 许多迹象表明，“中国”这个名字是阿拉伯人传给我们的，他们称这个帝国为秦，这是该帝国于公元前221年由始皇帝建立秦朝时所取的名字。 12世纪末，西蒙古鞑靼皇帝成吉思汗应中国皇帝之请帮助他抵御东鞑靼人。 成吉思汗自己成了向他求助的国家的主宰，而且将征服地拓展到东西八百多法里、南北一千余法里的空间。他的四个儿子相继统治过这个广袤的帝国，其幼子称其皇室为“元”。 一个中国家族赶走了蒙古鞑靼，登上了皇位，取名为“明”。它统治到1644年，即满洲鞑靼或曰东鞑靼入主中华的这一年。后者如今以清朝为名统治着中国。这是相继占据过中国帝位的第二十二个家族或者说朝代。 方济各会修士、波兰人柏朗嘉宾是已知到过中国的第一位欧洲人，他于12世纪进入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游记。还有嘉布道会修士、法国人卢布鲁克，虽没说是继前者之后进入该地的，但与前者一样讲述了他称之为“契丹王国”的中国的神奇故事，还向我们谈到它的财富、艺术、制成品以及昌盛的科学。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同一家族的尼古拉和马蒂厄·波罗作过两次中国之行，人们将其视为现代发现之父。天性大胆、知识渊博的葡萄牙君主亨利三世透过他们提供的模糊的概念察觉到，可以经由一条比原先所知的更近更保险的道路进入亚洲。1418年，他派遣两艘船勘察海洋、海角与岬角。它们为他开启了通往印度之路。 这些被发现和征服地区的总督，葡萄牙人洛贝·佐查负责组建了对华贸易的分支机构。 1517年，他从果阿派出一支八艘船组成的满载货物的船队，由费尔南·唐德拉达任指挥。同行者有托马斯·佩雷拉，其身份是葡萄牙国王派往中国的大使。唐德拉达性格温和、和蔼可亲，他赢得了广州总督的友谊并与之订立了有利的商约。 佩雷拉启程前往北京。但在此期间，留在珠江下游的葡萄牙人对中国人动了武，迫使其同样拿起武器，以致使中国人打算把外国人统统抓起来。皇帝很快获悉了这些暴力行为，极冷淡地接待了佩雷拉，着人给他上了镣铐押往广州。佩雷拉后来死于广州狱中。 然而在唐德拉达之行数年之后，葡萄牙人终于获得一个讨中国人欢心的机会，弥补丁自己的过失。他们包围、捉拿了一名骚扰中国海面并劫掠沿海地区的海盗。正是为了酬谢这一效劳，皇帝才准予葡人定居澳门一一不过是有保留的，此种保留表明了中方的谨慎或是合乎情理的不信任感。 一些传教士受沙勿略榜样的激励抵达澳门，打算进入中国内地。耶稣会士利玛窦这位机敏的数学家、克拉维尤斯的学生在历经干难万险之后终于于1582年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他甚至被召往北京，1610年五十八岁时死于该地。 在东鞑靼人征服战争期间(我们上文已经指出它发生在1644年)，传教士们只得分散藏匿于各省。基督教当时鲜有进展，它的重新繁荣是在动荡平息以后。 康熙帝这位开明君主是欧洲艺术和科学之友，对传教士很有好感．他以对他们的保护公开地为其带来荣誉，卓有成效地使用他们，还通过1692年3月颁发的正式敕令准其传播他本人曾经研究并予以尊重的(基督教)信仰。他在宫中留用了多名传教士，在钦天监中传教士人数增加，他们来自不同的修会。耶稣会士因福音传播者增加而欢欣。他们以真正宽慰的心情注视新来者的抵达，为他们提供帮助并在自己建立的组织中支持他们。不管人们如何评说，耶稣会士似乎远不像试图独霸教化中国人的工作。人们从新来者对耶稣会士的热忱和爱德所作的最初证词中可得出这一判断。耶稣会士非但不妨碍他们(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这样做)，反而兄弟般地接待他们，为其提供他们企盼的一切服务。 (耶稣会士)失去人心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而且，不是应该把折磨这一新生教派的纷争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君主对先来者的宠信吗?这种宠信或许激起了其他某些传教士的敌意和嫉妒。 人们指责那些因受皇帝关照而获得荣誉的人在罪恶地献殷勤。致使本应献给天主的对于纯正信仰的虔诚因此而受干扰。由此产生了那么多有根据的或无根据的叫嚷和指责。我们对此既不讨论也不反驳。我们只想提醒人们注意，耶稣会士没有首先发起攻击，他们不认为必须拒绝一位皇帝有用的帮助，因为这位皇帝自称是传教士和宗教的保护人。他们从不拒绝运用自身影响去保护一切为天主效劳的人，他们在信札中从不抱怨任何人，而似乎乐于承认他人的美德和才干。最后，当罗马一旦发话，他们便恭敬地服从那里传来的一切通谕。 他们是人，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会出于善意而为一种错误观点辩护，直至有决定权的势力最终将其制止。然而他们既不乖戾也不固执；他们这种温和与服从不正是那些如此频频困扰他们的人所应该赞扬与效法的美德吗? 总的看来，中国民风柔顺。如果说他们性格中缺乏那种令我们喜爱的动人生气(而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种性格与人们可以责备于许多欧洲人的激烈与粗暴却也相距甚远。 中国的教育是出色的。它基于孝心和敬祖之上，而其谨小慎微也是必需的，或至少有利于维系秩序、和平及信任。人们只能通过学习和工作获得提升。所有城市皆有学校，青少年以宫资在此接受教育，在依次晋升到三个学阶前必须经严格考试。有了学阶方能担任职务、获得荣耀。 贵族不是世袭的，其父显达的孩子们必须自谋功名方不至辱没门庭。 法学、伦理学和方块字是中国学校致力研究的主要学问，而生活于公元前约五百年的著名哲学家孔子的学说则是一切学问之基础。 中国的政治管理纯粹依父子间相互责任的模式运转。皇帝是帝国父母。总督是其所辖省的父亲，正如一位地方官是其所治城市的父亲一样。 这种统治结构对中国是如此自然、如此平稳，百姓于其间是如此习惯，以致不去设想还会有更好的方式。 人们因尊敬而服从，君主以仁慈来统辖。因此，当需要威严时，它是一种父亲而不是 所有法庭都是一级从属于一级的，因此，偏见、权势或收买几乎不可能支配判决，因为所有民事或刑事判决皆须听命于一个或几个上级法庭的决定。 当问题涉及判处某人死刑时，中国人认为任何谨慎小心都不会是过分的。无论最卑微的小民还是最尊贵的老爷，(其死刑)均须皇帝本人决定；任何法官都不能判人死刑，除非属暴乱或造反之列。 没有任何东西比城市里所严格遵守的管理对这个广袤帝国享有的安宁所起的作用更大了，它是准确、审慎和严厉的。地方官要对其治下州府中即便最微小的混乱负责，否则就要丢官。 尽管(官方)如此谨慎，采取了那么多防范措施并施以慈父般的关怀，中国百姓还是与世界各地百姓一般无异，他们在中国也会出错甚至犯罪，不过可能比别处少些。错误和罪行是不容许的，恶习不敢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帝国腹地尤为如此。在沿海地区及边境城市，与外国人的商贸损害了中国人的性格和其品行的纯洁。因此，不能根据外国人的说法判断这个国家，这些外国人只看到表面，而且只了解边境地区。 农业在中国极受重视，商贸发达，天文学和几何学在中国也始终受到关注。挖掘管理这些巨大的运河显然说明中国人早已明白许多原理。这些运河穿越几个大省，可使其免遭洪灾，同时方便了交通一一这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是多么必需。 有人指责中国人杀婴或弃婴，这种陋习在中国确实被容许，但政府极力纠正这一坏事，还设立收容所接纳这些因父母贫穷或放荡而造成的可怜的受害者。大城市里每天都有车辆定时穿过各街道收容弃儿，活的收养，死的用官费埋葬。奢侈和贫穷(它是前者之女)是此种可怕紊乱的真正原因。不过它只存在于大都市。在乡村或稍稍远离省城的所在，人们不抛弃活婴，甚至很少抛弃死婴，除非父母实在无力埋葬。 传教士有时受图谋私利不太可靠的讲授教理者之骗，夸大了临终受洗孩子的数量，这些弃儿往往已经被发现他们的兽类所伤害或几乎被咬碎。然而这种弃儿太多却不幸是事实，而且对杀婴者不予追究也是真的。此外，官方建造了华丽的设施以补救此种可怖的残忍，同时以某种方式收养被父母抛弃的孩子，这同样是真的。 在这一问题上(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欧洲对中国的优势来自前者信奉基督教，因为爱德比人情更灵活、更周到；而且，在基督精神治理下，对于恶的预防要比在仅以对罪恶的自然的完全人情意义上的厌恶而行事的政府中更为有效． 在李明神父及其他所有传教士眼里，汉语与世界上流行的所有语言均无任何共同之处，无论是声调、读音或词义安排都大相径庭。这种语言中一切都是神秘的：人们可以在两小时内记住其词语，但需多年研习方能上口。人们可读懂所有的书而且很好地领悟，但倘若另一个人给你念，你就会如坠五里雾中。一位博学者可以写出优美高雅的著作，但在日常会话中并不总能流畅表达。一个受过符号训练的哑巴可不用书写而用手指较快地让人明白他的意思，而且不会令其听众一一更准确地说是观众一一生厌。最后，同样的词往往表示相反的意思，同样的话出自一人之口可能是颂词，出自另一人之口却是恶毒的辱骂。 此类不合理的事情尽管显得令人吃惊，却都是真的。不过必须长期在中国生活才会相信这种表面看来如此贫乏的语言(它只有约三百个字，而且都是单音节)到了人们嘴里以及在对其潜心研究者的笔下却会变得丰富多彩、和谐悦耳和有表达力。 欧洲人发现了中国培植的科学与艺术。但中国人有点固步自封，他们对祖先的崇敬使他们以为不可能在祖先发明以外再有任何发现；这种崇敬泯灭了他们超越的愿望，也窒息了追求完美的天性所赋予的能动性。 传教士唤醒了这种能动性，尤其在康熙皇帝身上。这位君主天生思想开阔、聪颖而且好奇。他善于评价传教士的学识，尽管政务缠身，但仍抽出时间满足自己对欧洲科学的特殊爱好。他致力于数学，尤其是代数、几何及天文学。他让人翻译含有新方法或有用的新创意的欧洲书籍，还安排传教士去钦天监工作，让他们测绘帝国地图、制造机器、装饰宫殿。传教士们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在各方面都顺从他的趣味。他们的殷勤使这位君主对基督教很有好感。在他当政期，基督教获得极大进展，教堂到处建立，教士公开布道，人们欣赏基督教而且不害怕信仰它。倘没有敌对者在天主的家园制造不和，它原本可获得更快发展。关于这些不幸的争执，我们既不谈其起因，也不论其后果。我们只希望人们公正地谈论它们，希望所有就此题材撰述的人们提防自身的偏见，也提防在他们之前的著述者的偏见。至于那些品行无可指责的人，那些为了天主而弃绝一切、专注于最凄苦的生活而只期待从天国获得对其辛劳的奖赏的人，倘要以背叛教义、崇拜偶像、毒害他人及其他令人发指的许多罪名指控他们，那必须要有十分清楚明显的证据。 我再来说说康熙皇帝。他对我们圣教的尊敬以及对传教士们不移的情感值得我们在此抄录(《耶稣会士书简集》)旧版本第17卷卷首书信中对他的赞扬： 这位值得我们悼念的伟大君主不仅为亚洲人民所赞美，他的非凡业绩和辉煌统治越过了隔在我们和这个帝国之间的广阔海洋，在全欧洲赢得了关注和尊重。真可以说他至善地掌握了统治艺术，并集一切使人成为上流社会有教养者和伟大君主的品质于一身。 他的举止、身材、相貌，一种威严中透出仁慈与温和的风度首先就令人爱戴和敬重。乍一露面就表明他是世间最大帝国之一的主宰。他内心的品质使他更为可敬。他具有广泛的极高的天赋，具有任何伪装或掩饰都不能将其欺骗的洞察力。他有罕见的可靠的记忆力，遇事果敢，见解公正，判断稳重，使他对疑难问题总能作出最明智的决定。他有很强的自制力，从不喜形于色，也从不让人揣度他的想法或计划，而且有让最富洞察力的人都感到他不可捉摸的本领。他善于筹划重大举措，精于引导，令其善终。他对其泱泱大国的治理工作了如指掌，事必躬亲，而不去依赖亲信或大臣。 尽管他对驯服的甚至视他为偶像的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但他从不忘记公正和正义，只行使法定的权力。在分配职务和授予爵位时，他几乎只考虑正直和业绩。灾荒之年，人们常可看到这位体恤臣民的君主因悯其苦难而摒弃一切娱乐，还豁免一些省份全年赋税(有时豁免高达三四千万两银子)，同时打开官仓，慷慨地为大批灾民提供物品。 他始终自视为臣民之父，这种几乎在他即位之初就已形成的想法使他和蔼可亲，深得民心，在他巡视外省时人们越发可以看到这一点。宫廷大员们惊奇地看到，他是何等仁慈地让最卑微的小民接近他并向他申诉。 尽管一位中国皇帝的权力和财富几乎是无限的，但他饮食节俭，个人生活不求任何奢华。然而，对于国家的事业，尤其当涉及公益和帝国必须时，他的慷慨甚至达到浪费的程度。 他从不迷恋亚洲君主宫廷中流行的奢侈逸乐之风，相反，他远离宫中享乐，每年抽一段时间去鞑靼山区。在那里他几乎总是骑马，在长时间累人的行猎中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又毫不放松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他把顾问们召至帐篷，甚至牺牲必要的睡眠来听取大臣们汇报，并发出指令。 他日理万机，但仍抽出时间致力子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最大的爱好。他这样做很可能既出于政治需要，又出于兴趣，因为他要治理一个人们只靠文学来获取荣誉和职位的国家。 他虽然熟知中国文学各种体裁，但一得知我们欧洲的科学艺术，便要深入学习它们。几何、物理、天文、医学、解剖学渐次成为他关注和学习的内容。正是他对科学的爱好才使传教士可以自由地接近他，而这种自由是帝国要员甚至皇亲国戚都得不到的。 为表示亲热，这位伟大君主在与传教士频繁的交谈中似乎忘记了帝王尊严；话题常涉及基督教的道理。在了解我们圣教后，他对之表示尊重并欣赏其教义和准则，常当着全体朝臣的面予以赞扬。他公开发布敕令保护传道士，允许基督教在其帝国自由传播，他甚至还给人以可能信教的一线希望。如果他的心温顺得如同他思想的开明一样，如果他能摆脱长时期或因政治或由偏见铸成的使他至死未能信教的羁绊，那该是多么幸运！ 翌日清晨五点，新皇帝君临天下，取名雍正，他得到所有亲王、大臣和各部官员的公认。人们给欧洲人一块白布戴孝，使他们得以与皇亲国戚及帝国显贵一起在康熙遗体前伏地磕头。 我们在这里不谈中华帝国的古老、它的居民分布情况、它的宗教 (它不过是已被渗入其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歪曲的自然法则)，不谈它的习俗、风尚及中国人的性格，不谈使我们的宗教在此安家的传教士们所需克服的困难以及为使其发展所付出的辛劳，也不谈传教士们的成就、才干、虔诚和耐心；所有这一切细节，正如关于自然史及艺术的其他细节一样，我们要求助于传教士们书信本身，求助于杜赫德神父对中国的描述，求助于冯秉正神父的《中国通史》和李明神父的回忆录，最后还要求助于在国务大臣贝尔坦先生支持关心下得以问世的一切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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