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年l2月30曰于韶州)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大概已经从汤尚贤神父和我们其他神父写往欧洲的信中获悉了天主出于仁慈把您的朋友们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的事情。7月29日，我们只用了四个半月就十分幸运地到达了距离澳门两天路程的地方。这天是星期五，是我们船怀念圣者方济各·沙勿略的日子。就在这天，狂风暴雨夺走了我们所有的桅杆。尽管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狂风巨浪争夺桅杆的每片碎片。

    在这些场合下，他和他的船员创造了奇迹。然而“昂菲特利特”号船却是有罪的，因为它没有完成它在前一次航行中在此许下的心愿，错过了向它的拯救者沙勿略圣徒表示感谢的机会。当我们在这里死里逃生后，所有官员和船员首先想到的是，大部分人在还愿上的不诚遭到了天主的惩罚，我们决定在许下新的心愿之前，必须开始完成没有很好守信的前愿。我不想描述在二十四小时里我们的船听凭风浪摆布的细节。您只管感谢天主救了我们的命就行了。

    经历了第一场风暴以后，我们驶向上川岛，8月5日我们就在远处看到它了。我们在离澳门八法里的地方抛锚，希望在一两天内进入珠江。但天主却由于“昂菲特利特”号两次没向圣者沙勿略的保佑表示感谢，要求它去沙勿略的墓地对第一次的不忠表示认错，并满足第二次的心愿。确实，当天和次日，风向逆转，阻制我们绕过澳门角。7日，第二场风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迫使我们寻找一处避风港。上川岛是我们惟一熟悉的去处，我们向那边退去，我们穿越了大量的岩石和暗礁，以至于我们所有的水手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一天比我们桅杆断的那一天更接近沉船的危险。夜晚，风暴变得更为凶猛，我们尽管躲在上川岛端的背后避风浪，但我们的缆绳还是断了。海浪是那么高，只一摇晃，上炮台的炮就浸泡在海水里了。9日，我们驶到岛和陆地之间的一边，在看得到方济各·沙勿略墓的地方下锚。首先，鸣了礼炮以后，我们庄严地唱起了给这位伟大圣者的连祷文。后来我们在那里呆了十五天，连续用不同的方式怀念这位东印度的圣徒。我们几乎每天到他墓上去做弥撒，所有的船员虔诚地向他祈祷，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快乐和安慰。

    我们从上川岛乘坐中国的帆船到达广州。汤尚贤神父和龚当信神父留在原来的船上，还遭受了两次台风。一次是在他们又一次看到澳门时遭遇的，将他们从那里吹出一百法里远，在一个条件恶劣的小岛背面被迫抛锚。他们被迫在一个锚的情况下遭遇到第四次风暴，这次风暴的凶猛超过了前面几次。他们的小船、救生艇、四个锚，他们的帆和横桁，他们的前桅，所有这一切都在狂风肆虐下摧毁或吹走了。

    再说我们，我们于9月9日到达广州。这一天我们得知赫苍壁神父和聂若望神父搭乘一艘英国船，经珠江口也已到达广州。几天以后，聂若望神父、苏安当神父和隆盛神父乘坐一艘苏拉特的法国船也到了。这样，在不到八天的时间里我们在广州增加了十三位新的传教士。我们还希望能看到de la Fontaine神父，但他留在了印度，献身于马都拉神圣而艰难的使命。这一损失使我们深感痛心，但我们了解的情况表明，还有几位兄弟将陆续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一损失将会得到弥补。此外，所有的风暴没有造成减员，天主懂得使他保护的人和依赖他的人免遭危险。人们只有在他似乎得不到人类援助，认识到我们完全是掌握在天主手中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强烈、最深刻的安慰。这样的时刻我们经历了多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天主的仁慈。

    您曾在我出发前让我给您写信讲一下人们为此使命挑选的传教士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特征。今天我还不能给予精确的回答，有朝一日我大概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到中国已经三个月了，我和其他团体的传教士有过交谈，我相信我现在能向您汇报关于上面那个问题最起码的要求。首先，这些人必须决心为了对耶稣的爱而在一切方面自受束缚，要成为新人，不是只关系到气候、穿着、饮食的变化，而且涉及完全和法国的行为准则和特征不同的各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谁没有这样的才能，或者谁不愿意获得这样的才能，就用不着考虑到中国来，急躁的脾气在这里会酿成大的灾难。这个国家的特性要求人们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特别是要控制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想占有的那种不安分的举动。法国人对中国人讲一个小时的东西，中国人花一个月也听不进去。我们必须不急不躁地和耐心地忍受这种天生的迟缓和懒散，我们必须不泄气地和这个只怕皇帝，只爱金钱，因此对永恒的东西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民族谈论宗教。如果您不温柔，不节制，不能忍受一切考验，您会时时感受到遗憾的。

    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要求我们热爱学习。这样的学习并不轻松，也不引人人胜，除非您希望某天成功地利用它们为天主增光。因为在这一方面总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研究，所以我们必须习惯于不断地从行动转向学习，从学习再不间断地转向它的外部运用。我们还知道，中国人爱炫耀自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最文明的民族，但我们难以设想为了达到符合他们口味的文明和礼貌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这个国家的礼仪对法国人来说是人们想像中最受拘束和最烦人的，这是需要学习的事物，光看看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越是擅长，欧洲的科学就越能够帮助那些大人物克服他们对来自外国的东西所持有的极大蔑视。因此，我尊敬的神父，您看我刚才所说的全面约束在这个国家是多么有必要，甚至超过其他履行使命的地方。我不用谈基督教和宗教的操守，因为没有它们，人们根本不能洁身自好，使他人改变信仰更是无从谈起。我向那些愿意应召到中国来的人建议去反复读一下Dorleans神父所写的利玛窦神父的传记，着意研习一下这位伟人的品质。人们有理由把他看做是中国繁荣昌盛的传教事业的奠基人。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凝聚着适于在这里成就实事的各种优良品质，如果一个人越和他相似，或在天主的帮助下越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他就越可以做好准备到这个帝国来工作。在此我们特别把他作为我们自己的榜样，我们已经欣慰地看到，那些学他学得最好的人，也是天主在热情和工作上给予最多恩惠的人。这里虽然还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奇迹(这些奇迹在最初曾证实过基督教的真实性)，但天主从没有放弃通过某些奇迹般的事情帮助异教徒和新信徒克服他们的软弱。

    您大概在巴黎曾看到过卜嘉神父的来信，其中提到过这样一些奇事。一件是，在一场大火中，只有一位基督教徒的房子幸免于难，他周围的四十多间房子都毁于大火；另一件是，在一位热忱的基督教徒的祈祷下，一位不信教的人被从恶魔的折磨中解救出来；第三件是，一个小孩掉人一口深井中，一双看不见的手将他接住并救了上来。傅圣泽神父在他新的使命中获得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他提到，每天有大量的非基督教徒到他这儿来，有些是受不了良心的责备，有些是遭遇了可怕的事情，天主利用这些情绪使他们相信永恒的事物。他还提到，他一天施洗礼的人数甚至达到三十五人，现在他有三十多人在接受教育。

    我从来自北京的两位法国人那里得知，我们法国神父的教堂已经建成。这是北京最漂亮的建筑之一。帝国的监察官们(我们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职能几乎和古罗马的监察官一样)看到它如此之高，宣称这是违法的。“此朕之错，”皇帝回答道，“均因朕之命令神父们才有此举。”由于监察官一再坚持，要求撤销原令，拆除这座教堂，皇帝立即反驳道：“汝究竟欲朕何为?这些外夷每天为朕服务，朕无以为报，他们拒受官职，亦不欲钱，惟宗教为重。朕惟有如此才能使之欢颜，汝不复言。”

    北京的主教先生已经向一万两千多名基督教教徒施行了按手礼。白晋神父从早到晚忙于教导那些来亲近我们神圣宗教的人。其中有一位和尚，他改信我们宗教的过程十分特别。他曾经笃信错误的宗教，想在一条大路上建座塔。这时两位基督教徒途经此地，对他说他是在为错误的神白花力气，他最好到北京去找住在紫禁城里的欧洲人，他们会向他解释伟大天主的清规戒律，以及有关天主的所有事迹。这位和尚从未听说过基督教，但他相信了这两个基督教徒的话，来到北京，改变了信仰，并回到原地完成他的建筑，他将该建筑献给耶稣基督。现在他成了真正宗教最热忱的宣传者。

    我们现在正在使一位清朝官员信仰基督教。一次偶然的遭遇为我们基督教争了光，并促使他接受基督教的教育。有一次，他骑马进入北京，不慎将钱包掉了。一位贫穷的信基督教的工匠看到钱包掉地，拾起来追上去准备将钱包归还给他。官吏轻蔑地看了这位穷人一眼，不知他究竟要干什么，就催马快跑。这位基督教徒用眼睛盯紧他，一直追他到府上。于是这位官员气极了，首先谩骂他，然后问他究竟想干什么。这位基督教徒回答说：“我是来还您掉的钱包的。”

    这位官员十分诧异，改变了腔调，问他为什么不照习惯去做，捡到东西归己所有，而是将钱还给别人。这位工匠回答：“我是基督教徒，我的宗教要求我这样做。”这回答激起了这位官员的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个宗教到底为何物，他来见神父，听他们说，对他们所说的有关基督教的神奇和准则表示出相当的尊重。但愿天主的恩典能降临在他的身上，这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承蒙巴伐利亚的耶稣会士庞嘉宾神父之邀，随他去了距广州五法里他的教区。教区在佛山镇，该镇比巴黎还要大，有九十万人口。我提到镇的大小是我亲眼所见，我提到的人口数是依据广州所有传教士的证据。我在佛山看到一座十分美丽的教堂，形状和大小跟我们在巴黎的初修院相仿。我在那里看到一大批热忱的基督教徒，在我离开后没几天，这位神父还要去属于他辖区的周围村庄为三百名准备人教者施洗礼。

我也许还可以谈一些别的教区的事情，但我信守一条原则，只讲我亲眼所见，或我自己在信中读到的。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有幸向您汇报天主无限的仁慈所赐予我的，并在我的朋友们的祈祷下我所取得的成绩。多多仰仗您的关心，谨表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