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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距宁波有18法里) 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1689年年初，皇帝南巡。他经过了苏州、杭州与南京等城市。 在皇帝抵达南京的前一天，毕嘉神父与我来到离城二里处皇帝将经过的路旁。我们在一个村庄里过了一夜。该村的某一家族中有六十个基督徒，我们给他们讲授了教义，他们中有好几人做了忏悔。翌日，我们恭候皇帝经过。皇帝仁慈地停了下来，并以世界上最客气的方式和我们交谈。他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他的侍卫和二至三千名骑兵。全城以军旗、丝质的旗帜、华盖、晴雨伞以及无数其他的饰物迎接皇帝。每隔二十步，人们在大街上竖起了牌楼，牌楼上挂着至理名言，装饰着花彩、饰带与丝簇，皇帝就从牌楼下通过。在街上有无数百姓，但他们都显得毕恭毕敬，寂静无声，以至最小的声音人们都能听到。皇帝决定第二天离开，虽然所有官员皆恳求他再逗留几天，以便为该城增辉，但他仍没有答应官员们的请求。然而，当随后而来的百姓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时，皇帝同意了，并与百姓们一起呆了三天。 如果人们考虑到其原因的话，就将不会对皇帝的这一行为感到惊讶。各城的暴动与各省的叛乱几乎始终源于官员对百姓的不公正的凌辱与欺压。因此，皇帝的明智之举是，在皇帝的这种巡幸中，尽其所能地争取民心，为此，甚至不惜损害显贵的利益。在皇帝停留在南京时，我们每日前往行宫，他也每日派遣一到两名侍卫来看我们。他让人问我们，在南京是否看到过老人星，这是一颗漂亮的位于南方的星，中国人称其为老金星(老人，或活得很长的人的星)；对此，我答道，该星出现于夜幕初降之际。一天，皇帝专程前往称为“观星台”的古老的天文台观看此星。 皇帝的这些善行给我们增添了不少光彩，因为他是当着宫中所有人及邻近省份的首要官员们这样做的。这些省的首要官员们在回到其治理的辖区后，对我们的圣教以及布道的传道士怀有好感。皇帝在 这位伟大的君主在这最后一次接见中非常亲切地对待我们。他问我们是如何渡过长江的，在他所经过的道路上是否有若干我们的教堂。他亲自给我们看了他带在身边的书籍，并当着我们的面，向他召来的官员下达旨令；在让人把他桌子上的面包和很多其他的储存物放到我们的船上后，他极其尊重地送我们回去。 当时，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在北京也不缺少要做的事情。由于徐日升神父与安多神父自南怀仁神父去世后不得不每天前往宫中，并照管钦天监，两位法国神父承担了掌管这座大城市的几乎所有基督徒的任务。他们每天外出听病人的忏悔，为他们主持最后的圣事。星期天与节日时，他们忙于听信徒忏悔、讲授教理、给初学教理者起教名以及其他一些与我们教会圣职相符的事情。在南巡前就已对这两位神父极有兴趣的皇帝在他回京时鼓励他们学习满文，以便能与他交谈。为此，皇帝给他们请了老师，并格外关心他们的学业。为了解他们在学习这一语言方面的进展，皇帝甚至查考他们，并亲自阅览他们用满文所写的东西。满文要比汉语好学得多。 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在谈论和莫斯科人议和的事宜。我们极为惊讶地得知，这个在欧洲与我们很近的民族正在与中国人交战。他们已经有办法开辟一条从莫斯科直到离中国三百法里的地方的通道，他们首先通过西伯利亚，经过几条河流，如伊尔蒂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以及发源于贝加尔湖，并位于大鞑靼中心位置的安加拉河。然后，他们进入色楞格河，直人鞑靼人称为桑加利恩一乌拉，中国人称为黑龙江，即黑色的龙的江的那条河流。这条大江穿过鞑靼，注入日本北部的东海。 莫斯科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这些河的流域每隔一段距离建起一座防御工事与城市，以确保其所占的地盘。离中国最近的是色楞格、尼布楚和雅克萨。色楞格建在色楞格河的河边；尼布楚建在黑龙江江边，它位于北纬52度，其经线几乎与北京相同；雅克萨也建在黑龙江江边，但要靠东得多。 东鞑靼人是皇帝的臣民，占据着从长城到黑龙江之间整片广袤的地区。他们惊讶地看到莫斯科人到他们的地盘上和他们抢夺黑貂猎场，还建起了防御工事。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反抗，因而，他们两度占领了雅克萨。莫斯科人则顽强地守着他们的这一据点，并两次重建了雅克萨；于是，争执的原因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不应该再任其发展。双方都提出过建议划定两个帝国的疆界。莫斯科的沙皇派出了全权代表到尼布楚。皇帝也派了使臣到此地，同行的还有充任译员的葡萄牙神父徐日升和法国神父张诚。为了表明他很看重这两位神父，皇帝把自己的衣服赐给他们，让他们和二品大官平起平坐；由于这些官员脖子上均挂着一种念珠一一这是他们官衔的标志，而不完全是迷信的东西，皇帝允许耶稣会士在脖子上挂上他们自己的“念珠”一一十字架，以便别人通过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与圣牌，能够很容易地认出他们的身份。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传教士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颇为有用的。张诚神父尤其懂得利用这一点。由于他来自法国，那里，人们经常谈论君主的利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和约使人们千百遍地思考其后果对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弊。他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与莫斯科人和解的方法。莫斯科人很骄傲，说话时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国人也自以为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来时带了一队精良的人马，并期待着在黑龙江畔得到另一个东鞑靼。他们的意图倒不是挑起战争，而是担心西鞑靼人和莫斯科人联合，或者担心莫斯科人会援助其他的觊觎中国的民族；因此，他们希望和平，却又解决不了争端。两位神父看到中国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与中国人就使谈判中断的难点进行商谈，从他们那里获悉皇帝愿意允许莫斯科人每年到北京来做生意。“如果是这样的话，”张诚神父答道，“放心吧,，先生们，跟他们讲和，让他们顺着你们的意愿行事就不难了。”中国的全权代表听了他这些话很高兴，请他到莫斯科人的营地去向他们提出他刚才说的建议。他去了那里，天主保佑了他所从事的事情。不出张诚神父所料，想每年到北京来自由贸易是莫斯科人所希望得到的最大的好处。莫斯科人让出了雅克萨，接受了皇帝提出的疆界。这场谈判只持续了没几个小时，张诚神父傍晚就带了已经草拟好的和约回来了。两天后，全权代表们在这一和约上签了字，并率领其人马庄严地宣誓，请基督教的天主一一天与地的真正主宰做证，他们将信守这一和约。 这一和约使两位传教士备受尊敬，整个军队对他们予以赞扬，但对他们更为亲热的是使团的领队索额图亲王。他多次表示感谢神父们使他摆脱了困境，并私下对他们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很乐意帮助他们。张诚神父抓住这一时机启发他了解我们的感情。“您知道，大人，”他对亲王道，“驱使我们离开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来到这个国家的动机是什么吗?我们的一切愿望最终就是让人们认识真正的天主，让人们遵守天主神圣的戒律；但是使我们难过的是，以前的几道诏书禁止中国人投入天主的怀抱。既然您对我们如此之好，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上时，请皇上取消禁令。这比您给我们财富和荣誉还要好，我们会更感激您的恩泽，因为惟有让灵魂归依天主才会使我们感动。”这位大人听完此话很受感动，允诺一有机会就帮助我们。数年之后，当我们认为应当公开向皇帝要求基督教的自由时，他极为慷慨地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南怀仁神父与北京的其他神父始终强烈地希望取得这一恩典。他们曾考虑过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应当使用的方法；但是，此事在他们看来甚为敏感，所以他们尚不敢贸然提出，担心贸然提出或许会使皇力上进一步肯定以前的诏书，并迫使基督教处于更为令人伤心的境地；然而，其行为始终令人惊奇的天主促使皇帝的思想转向赐给他们这一恩典。以下即为事情的经过。 这位君王看到他的整个帝国处在太平之中，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他的这一举动或是为了消遣，或是因为关心。他自己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与哲学。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编写了若干这几方面的著作。第一本是算术，其他两本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和几何学。他们用满文来做示范讲解，与曾教他们学习满文的老师一起核对，如果有某些词含义不清或不够妥当，他们立即就更换别的词。神父们给皇帝做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他越来越赞赏我们科学的可靠，并以一种新的热忱用功地学习。 神父们每天都进宫，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皇帝通常让他们登上他的坐台，要求他们坐在他身边让他看到他们的脸，并使他们在对他讲解时更便当一些。 当人们最初给他讲授这些课程时，皇帝的兴致极高。他在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早晨四时离开北京，到夜幕初降时才回来。他们一回来马上就又要工作，经常为准备次日的讲课忙到深夜。来回奔波与熬夜使他们极度疲惫，有时候使他们难以忍受；但是要使皇帝感到满意，使皇帝能对我们神圣的宗教好一些的愿望支撑着他们，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当他们回去后，皇帝并没有闲着；他自个儿复习神父们刚刚给他讲解的内容：他重看那些图解，他叫来几个皇子亲自给他们解说。他对自己想学的东西若还没完全搞清楚的话，就不肯罢休。 皇帝这样学习有四或五年，他始终非常勤勉，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他并没有把所学的东西仅停留在思辨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这使他学得很开心，并完全理解人们所教给他的内容。例如，当给他讲解固体的比例时，他拿起一只球，精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测出它的直径。随后，他就会算出同样材料，但直径不同的另一个球的重量该是多少，或者算出一个比较大的或比较小的球的直径该是多少。然后，他转动一个同样直径或同样重量的球，看看实际情况与理论是否相符。他同样仔细地验证了立方体、圆柱体、全圆锥体与斜截锥、棱锥体与扁球体的比例与容量。 皇帝曾亲自平整了三或四法里的河坡地。他有时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与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对仪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并精确地计算。随后，他再让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结果完全相符时，就兴高采烈。在场的朝臣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表示钦佩。他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恭维，但是他几乎总是向他们夸奖欧洲的科学 我们在开始时力图平息事态。应张诚神父的请求，当时正和皇帝一起在鞑靼的索额图亲王亲笔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到得太迟了。挑起这次教案的浙江巡抚已无法再体面地后退，他已经发出指责基督教的文告，要求杭州城内和全省的基督徒回到本国的宗教；他还下令关闭了我们的教堂，把他发的文告的抄件贴在教堂门上。 根据浙江巡抚的命令，殷铎泽神父被传到衙门，审问他是如何获准在城内居留的。这位耶稣基督的忠诚使者忍受了巡抚对他施行的一切折磨，但是中国信徒们的遭遇使他深为难受。“最让我悲痛的是，”他在某日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人们对我的可怜的基督徒施行的暴力；人们抢劫他们的钱财，进入他们的住宅，虐待他们，扔掉他们的圣像，使他们整日不得安宁。” 北京的神父们收到了浙江巡抚的所有布告和诉讼案卷的副本。他们看到迫害不见停止，遂和他们的朋友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求皇帝开恩，并把他们收到的文件副本呈交给皇上。对他们极为满意的这位君主认真地听了他们的陈述。他最初提出不动声色地阻止事态的发展，即下令给巡抚，要巡抚停止他的所为，让殷铎泽神父与所有基督徒安心。神父们恭恭敬敬地对皇帝说：“但是，如果陛下这次不赐恩从长计议的话，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皇上身边，皇上对我们的恩宠有止共睹，可以阻止人们对我们的兄弟和我们神圣的教义如此施暴，但当我们不再有这种荣幸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但忧呢?” 由于郭弼恩神父在其已公诸于众的《中国皇帝容教令史》中已极其详尽地叙述了这次教案的过程，所以我将不在此重复。 皇帝让神父们给他提交一个奏折，他将通过大臣会议正式做出决定，以后在其他各省也将按此决定执行。 神父们起草了两份奏折以供选择。皇帝在亲自批阅奏折后接见了神父们。在皇帝鼓励下，神父们说这些奏折还不足以使有关部门符合他们的要求。皇帝又出入意料地更进一步开恩，他要神父们悄悄地再拟一份足以表达他们的要求的奏折。后来，我们让当时照管钦天监的徐曰升神父与安多神父将奏折在上朝时公开呈交皇上。皇帝佯装事先毫无所知，将其和其他奏折一起收下，命令礼部按惯例审阅后再向他禀告。有人向神父们透露，皇帝这次是有意要照顾欧洲神父的。然而，官员们却丝毫没有这样做。对基督教不怀好意的他们向皇上呈上在其未成年时先皇颁布的针对基督教的谕旨，认为事情已有定论，绝不应该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皇帝对他们的答复不甚满意，驳了回去并命令他们再次审议交到他们手中的奏折。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有一个对神父们有利的答复；但是官员们的第二次报告并不比第一次报告更好些，他们还是拒绝我们的宗教，坚持不让它在中国得到真正的承认。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大臣们怎么敢于几次三番地做同样的抵制。在中国，大臣们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级，而且有时也受到皇帝的尊重。中国人始终厌恶外国人，这种厌恶使得在这一事件中，有人公开地宣称反对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那么坚决地反对基督教似乎还另有原因。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反之，如果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答复的话，帝国的监察官员有权控告他们。皇帝有权因他们不根据国法办事而让人惩办他们。我想到让索额图亲王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皇帝应当利用他的权威废除取缔天主教理的诏书。后来，我们感觉到，近来礼部也远不像过去那样对我们反感，而似乎也对我们表示友好。 不管怎样，皇帝见从大臣们里得不到什么支持，就决定同意礼部的判决。礼部同意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居留，欧洲人只能在其教堂中敬拜天主和从事基督教神职工作；但是，它禁止中国人入基督教，并确认了以前的诏书。这个消息对神父们是一个意外打击，它使他们大为惊愕，而他们的这种惊愕又使得皇帝大为惊讶与感动。于是，他努力去安慰他们；但是神父们实在太伤心了，言语与安慰均无法让他们平静下来。他们对代表皇帝前来安慰的人说：“我们好像是死了父母的人”(这句话使中国人深为震惊)，皇帝提议派一位神父带着尊贵的标志前往各省，去向大家说明皇帝是尊敬欧洲神父们的，也赞同他们的教理。最后，看到神父们的痛苦非但无法减轻还与日俱增，并且似乎对什么事都没了兴趣，皇帝召见了索额图亲王，请索额图亲王给他想想办法，使他能够让神父们满意。 这位热忱的大臣突然想起签订《尼布楚和约》时对张诚神父的承诺。在把神父们赞扬了一番后，他向皇帝介绍了神父们对国家及每天为皇上做的效劳，并提醒皇上，神父们的教职使得他们不在乎名利，要想酬谢他们，只有允许他们在整个帝国公开传教。亲王还说，他们惩恶扬善的教理是神圣的。皇帝同意索额图亲王所说的一切．“但是，有什么办法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呢?”这位伟大的君主问道．“如果大臣们坚持不愿意赞同他们的教理。”“皇上，”亲王答道，“必须向他们表明您是主子。如果您降旨给我，我将去找这些大臣，我会用强硬的口气和他们去说，没有人会违背陛下的意愿的。” 我就不在此赘述索额图亲王对大臣们所讲的话，因为人们在我上面已提及的书中可看到这些。这位伟大人物(指索额图亲王一一中译注)的活跃、能干与尊贵无与伦比，他的才智、勇气、正直与心灵的高尚亦同样如此。满族大臣们首先被说服了，汉族大臣接着也被说服，同意了他的意见。文件当场就拟好，据说，它极为热烈地赞颂了基督教，以至皇帝不得不亲自删掉了几句赞语。不过，皇帝仍保留了这样一些要点，它包括考虑到基督教的神圣性，考虑到百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模范生活，允许中国人入教，保留已经建成的教堂。皇帝在批准了这些要点后，礼部根据惯例把它们传达到全国的所有城市，皇帝要求公开张贴并且在上朝时记载人册。 这就是基督教取得传播自由的方式，对此，人们已期盼了那么多年，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人们均已为此做了那么多的请求。通过其特意的安排，天主允许我们以科学为业，在这当中，我们尽力使自己在前往中国前变得精明能干，这种精明能干促使皇帝赐给我们这种恩典。确实，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非常合乎人情的手段，尽管人们不该把它们当做可靠的或绝对必要的救助来依靠，因为基督教的确立与异教徒的归依始终是天主非常巨大的恩泽的产物。 有人多次向我们报告说，某些传教士表示不甚看重这一诏书，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在各种地方传播基督教的完全自由，而且某些中国官员还反对宣讲福音，并不让异教徒成为基督徒。在我看来，这些意见并不怎么有道理，因为即使皇帝允许到处建造教堂一一他在其诏书中并未宣布如此，一位传教士仍必须得切记，宗教迫害与他的身份以及他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建立的事业不可分离。人们可以向那些人发问，他们是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欧洲所有的城市定居呢?虽然这些城市的地方长官与法官是基督徒，并准备厚待所有考虑到天主的光荣及为天主服务的人。因此，如果在其官员是异教徒，有时是和尚非同一般的朋友，并远离基督教的中国遇到反对，我们也不应该大惊小怪。然而，这些中国官员本身确实受到诏书很大的约束。自我们争取到这一诏书后，传教士们更为安宁地生活在各个省份。人们不再为他们已有的教堂担忧。如果他们想建造新的教堂，也不用怎么操心就能打通总督与其他地方官员的关节。他们或者通过给总督与其他地方官员送些礼，或者通过找人引见，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对于喜欢我们的中国官员，他们时时利用皇帝的这一诏书来支持我们，反对那些想对我们的传教会设置障碍的人。最后，皇帝肯定以为，他在接受我们的要求方面已经对我们仁至义尽。因此，当有人告诉他，所有神父将前来向他谢恩时，他回答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要提醒他们，让他们写信给在各省的同伴，不要滥用我们对他们的许可，在使用这种许可时要多加慎重，好让朕不会收到任何来自官员们的抱怨。”他补充道：“因为如果他们向朕抱怨的话，朕将立即取消这种许可，那么，神父们就只能怪自己了。” 在这一诏书事件结束之后，皇帝重新开始了他的研习。神父们以一种新的热情继续为他效劳。皇帝很想要数学仪器，我们就把他已经看到过的我们的仪器送给他；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觉得这些仪器是如此地漂亮与精确(因为它们都是由巴黎最灵巧的师傅制作的)，以至于他还想再要。官员们派人在各个港口寻找这类仪器，并把他们所能找到的都送往北京。皇帝起初把它们统统收了下来，不管其性质如何。猜测这些仪器的用途，对于宫中的神父来说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应当用文字清楚地写下来，并演示给这位严格的、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君王看。 我们那时在中国只有五位法国神父，两位在宮中，三位在外省。如我已经所说过的，我与毕嘉神父、罗文藻主教与康和之主教一起呆在南京。刘应神父与李明神父则颇有成效地工作于山西与陕西，直至魔鬼这一安宁的敌人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痛苦。澳门的葡萄牙人抓住了一位为我们带来经费、一些书籍和数学仪器的法国青年画家。他们把他关押起来，并在严密的看守下将他遣送到果阿。这位画家不久就死于果阿。我们此次所遭受的损失使我们陷入了困境，以致李明神父与刘应神父被迫离开其传教区，徙居海港附近以求生存。我与李明神父一起来到广州，意在让人承认我们的正当权利，并阻止任何会导致我们萎靡不振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旅途中和在广州观察到了一些极为奇异的现象，其中有水星在太阳下经过。李明神父还极为细致地绘制了一张从南京到广州的水路的地图。我们在经过南昌府、南康府与赣州府时还测量了这些城市的方位。 让我们深感荣幸的是，广东省的总督在得知我们抵达广州后派出手下的一名官员邀请我们前往肇庆看看。肇庆是该省第一流的城市，也是总督衙门的所在地。总督是一位颇有功德的统治者，他是位正直、大度的人，深受官员的尊敬与百姓的爱戴。他还是法国人的朋友，他对于法国人始终以特殊的礼遇和敬意来对待。我在广东做了四次旅行，这些旅行要么是为了我们特殊的事务，要么是遵照皇帝的御旨。在这些旅行中，我经常有机会见到总督，并与他保持友好往来。 人们通过水路从广州到肇庆。经过五法里的路程即到了佛山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村庄。我把佛山称为村庄，是因为它没有被墙围住， 且没有特定的地方长官，虽然那里进行着巨大的贸易，虽然那里的人与房屋比广州本身还多。据统计那里至少有一百万人。日本修会省的耶稣会士在那里有一座漂亮的教堂和众多基督徒。在佛山上方十二法里处，珠江分为三条支流：一条自北而来，另一条流往肇庆，第三条流往广州。人们在这一汇合处可发现一座三流的城市。该城名为三水，即三条河或三道水流。当有钦差大臣从宮中来时，总督与巡抚就前来这一城市迎接，在钦差大臣回去时，则又陪送至此。于是总督与巡抚等官员在江边建造了一幢房子，从这幢房子看出去的景色极为迷人。奥古斯丁派的神父们在肇庆有一幢房子。我经常住在他们的这幢房子里。正是在那里，我认识了米歇尔·鲁比奥神父。该神父是位正直、诚恳、博学并能出好主意的人，他得到了所有传教士的尊重与信任． 我们在南京留下了刘应神父，当我们回到南京时，我们决定派李明神父为了我们的传教事宜回欧洲。深受教民敬仰并任南京、北京与中国其他南方省修道会宗座代牧主教的罗文藻神父此时逝世。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一葬礼与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一样隆重。代宗座代牧主教让一弗朗索瓦·德·莱奥内萨在一封通函中对罗文藻主教进行了赞颂。此通函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在翌年被送往罗马教廷。 如果我有一份此通函的副本的话，我是会随信附上的。它是这位高级教士的美德与功绩的极为可靠的证明。这位高级教士具有一种与归依其同胞所不可比的虔心。他经常跟我说到传教士若想在中国稳固地建立基督教的信仰的话，其在中国就必须要具备哪些能力。他以明显的例子来证明他对我所说的一切。由于他熟谙中国的习俗，具有丰富的经验与良知，因此，我怀着敬意听他的教诲。 1692年岁末，我与刘应神父重返广州。我们还需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稳固的机构，用来接待我们所等待的传教士们。我们购买了房子，但在我们刚开始购置家具时，接到了皇帝要我们两人回宫的旨令。这道旨令还要求李明神父从欧洲返回后也同样进宮，并要我们负责通知。宗座代牧主教与传教士们为这一消息而感到高兴，认为它不仅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整个传教事业的幸事。他们中最为虔诚的一位写信给我说：“谁知道，是否天主没有允许让你们遭受一切苦难，以便你们在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处于需要之中的教会。”为调整现在的情况以挽救危机。《艾斯德耳》4：14)在经过南京时，我们深感欣慰地最后一次拥抱了毕嘉神父。因为他当时已感到身体虚弱，两年后终因不堪工作的重负而逝世。毕嘉神父在去见天主时可谓是功绩卓著。我们也见到了康和之主教与尊敬的莱奥内萨神父，后者在罗文藻主教逝世后担任了南京与北京的宗座代牧主教。他们对我们，对我们在进宮后所能向他们提供的帮助寄予了厚望。 当我们到达时，皇帝已病了；张诚神父和徐日升神父根据他的谕令在宫中陪夜。这位伟大的君主仍还想到我们，他派了一个内侍和其他神父们一起到离城好几法里的地方迎接我们。这位内侍以皇帝的名义对我们说，如果皇帝知道我们的来京路线的话，他会派他们到更远的地方去迎候我们。我们直接去了皇宫。我们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一直呆在皇帝寝宫隔壁的房间。他的长子召见了我们，对我们极为客气。皇太子是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他也来了。由于他熟谙中国的经书，故对以熟悉中国经书著称的刘应神父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在谈了一阵之后，皇太子命人取来古书，把它们拿给刘应神父看。打开书后，刘应神父简洁明了地做了解释，这使皇太子深为惊讶，一再对陪伴他的人说道：“大懂。” (他完完全全地理解了其内容)皇太子随后问刘应神父，他对这些中国典籍怎么看，它们是否和基督教的教理相一致。刘应神父在谦逊地请求原谅之后回答说，基督教教理和人们在这些典籍中发现的东西能够一致，但是和别人写的对这些书的注释不相一致。“应该承认，”皇太子接口道，“新的注释并非总能很好地符合古代作者的原意。”这次谈话以后，皇太子特别尊敬刘应神父，他甚至对此毫不掩饰。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从中大大地受益。皇太子跟我们谈到了利玛窦神父的书，对我们极力赞扬这位中国传教会的创始人的精神与博学，并说，最能干的中国人将保持对他的敬意。 两年来，皇帝很注意研究欧洲的医药，尤其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药粉。我们告诉了他这些药粉在法国治愈的所有疾病。他通过反复试验看到这些药粉的疗效果真神奇、迅速，一个个奄奄一息、只等一死的人在服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惊人的疗效使他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他当时已患的病从一开始就发高烧。尽管皇帝通过多次病例已经确信这些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中国医生仍不同意让他服用这些药粉。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给他治病。但是，皇帝看到病情加重，怕它会影响到脑子，便自己决定，服一半剂量的药粉。皇帝当晚就退了热度，并在这之后的几天中好多了。也许是他服用的剂量不够，皇帝后来还因低烧而发病。虽然这些发作并不厉害，只持续了两小时，皇帝仍对此不安。他向全城公布寻找治低烧的良药，并不断通告说，凡正在患病者皆可人宫治疗。每天均有不少人前来尝试。有一个和尚尤其与众不同，他让人从一口井中提上一桶凉水，人们当着四位宫中最大的显贵的面把凉水递给和尚。这四个人是皇帝的代表，是来验收合适的治疗方法与观看其试验的，而后，他们得向皇帝稟告。这四位显贵分别是索额图亲王、Mim—ta—gin、皇帝的叔叔与亲王的叔叔，他们均为国务大臣，老练而谨慎。和尚将此水盛满一个杯子，走出大殿，把它放在阳光下，举起双手，两眼对着天空，然后朝四个方向转了一圈，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们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在做完之后，他让一位跪着热切等待治愈的病人喝下那杯水。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毫无疗效，和尚被当做骗子赶走了。 我和刘应神父正是在此时到达皇宫的。我们带了一斤金鸡纳霜，那是对我们充满好意的多罗神父从本地治里给我们寄来的。这种药在北京还不为人知。我们把此药作为在欧洲最受人信赖的用于治疗间歇热的药呈献给皇帝。我们上面已提到过的四位显贵高兴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把按照法国国王的命令印的制药和服药方法教给他们。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还想知道金鸡纳霜从何而来，效果如何，能治哪些病。他们还想知道，法国国王作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在赏赐了献出秘方的人之后，是如何为了减轻其臣民的痛苦而把此秘方公布于众的。 人们在第二天让三个病人试尝了这种药。一个发作后吃，另一个在发作那天吃，第三个在发作间歇那一天吃。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天主想在这一场合显示威力，还是因为这种药的天然效果，这三位被留在宫中观察的病人一下子都好了。人们立即将此消息禀告皇帝。如果不是因为对其深深爱戴的父皇的病极感不安的皇太子担心此药会有人们尚不知道的副作用，皇帝本来那天就会服用此药。皇太子召来了四位重臣，责备他们这么早就对皇帝去说此事。四位重臣谦卑地请求原谅，但为了表明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我们对他们所说的一切已使其认为金鸡纳霜不会有任何副作用)，他们四人自告奋勇地来试尝此药，皇帝同意了。人们立即端上了盛满酒的杯子与金鸡纳霜，皇帝亲自搅和了酒与药，晚上六时，四位重臣当着皇帝的面喝下此药。他们随后退下，并睡得很好，一点都没有感到不舒服。皇帝一夜都过得很不安宁，在凌晨三时就召见了索额图亲王。在得知索额图亲王与另三位重臣都安然无恙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金鸡纳霜。那天下午三时，他等待高烧再起，但是并没有发烧。一天一夜平安地过去了，宫廷里一片欢腾。翌日，四位重臣就我们的药物取得的成功向我们祝贺。我们把这一切均归功于天主，是天主赐福于皇上。皇帝继续每天服用金鸡纳霜，病情曰益好转。 在他完全康复后，皇帝重赏了他生病期间所有出过力或者送过药的人，虽然他没有服用过那些药。但是他严厉地惩罚了三位御医，因为他们在他病重期间主张不要让他服用任何药。“什么，”他对他们说道，“你们见危不救，就怕我死了归咎于你们，你们就不怕我真的死了，什么抢救措施都没有!”他下令刑部审查他们的行为，依法处置他们。刑部给他们判了死罪，但是皇帝开恩，将其改为流放。 皇帝在这时并未忘记我们。他公开宣布，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的药粉救了他的命，而我和刘应神父带给他的金鸡纳霜让他退了烧，他要重赏我们。为此，他让人取来他宫城旁边所有房屋的平面图，并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给我们。此屋原由一位曾任皇太子的师傅的官员居住，但这位官员因犯了死罪，所有财产均被没收，并被流放到鞑靼。 1693年7月4曰，皇帝召我们进宫，他先让一位内侍传旨：“皇上赏给你们四位一幢房子，就在宫城旁的地方。”在我们按照中国的礼仪跪着听完圣旨后，我们站立了起来，这位内侍领我们到皇帝的内宮谢恩。皇帝本人不在，数位凑巧在场的官员与徐日升神父及我们修会的另一位神父共同出席了这一谢恩仪式，这两位神父是为了其他事进宫的。他们静静地分立左右，和我们相隔一段距离，张诚神父、白晋神父、刘应神父和我在他们中间站成一排，我们跪下三次，额头到地地深拜了九下以示谢恩。次日，我们在皇帝面前又重复了这套仪式。皇帝在这天施恩特意召见了我们，并客气至极地和我们交谈。他让人把要带到法国去的礼物交给白晋神父，委托白晋神父把他刚才对我们的礼遇告诉法国国王。 7月12曰，我们得到了房子。由于它不适合我们的用途，皇帝下令工部按我们的要求全面整修，并要立即动工。工部派了四位建筑师，拨给了所有必需的材料，并任命两位官员管理此事。 从那以后，张诚神父每星期日都讲道，向信徒们讲解基督徒的主要义务。我们给好几位新教徒行了洗礼。这些新教徒带来了他们过去的偶像，并把它们扔在凳子和桌子底下以表示他们对它们的蔑视。每个星期日和每个节日，均有几个人来受洗。刘应神父负责教化新教徒们。不久，我们就有了一大群基督教徒。最虔诚的基督教徒把他们的朋友带到我们这里，向他们讲述教理。有名的秀公过去是宫里的太监，他在这一爱德之举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个圣洁的人在最近那次教案中吃了不少苦头。他与神父们一起被打人囹圄，并也和神父们一样被戴上九根粗锁链。这种折磨使他的热诚有增无减，每次他都为耶稣的教义争得面红耳赤。面对审判官们，他仍站在教会一边为天主的事业辩护。他在对审判官们述说时带有一种神圣的自由，并且在他去世前始终保留着这种神圣的自由。天主赐给他大量财富，他把这些财富都用于救济穷人。如果从遥远的外省或邻近的城市来北京的基督徒没有地方住，他就很仁慈地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若这些基督徒很穷的话，他就养活他们。他那朋么好客，以至使自己陷于困境。他在经常地、慷慨地救济别人之后，反而要接受别人的救济。他有很好的口才来谈天主，以至最高贵的老爷也乐于听他讲。他特别崇拜圣母，并使得大家都对圣母感到亲热。他在走访时，总喜欢在脖子上挂着念珠和以前的传教士送给他的圣牌。他对我们的教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他住的地方离我们有一法里远，他仍经常到我们的教堂祷告天主。他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是到乡村去走访基督徒，给他们讲道，使他们保持虔诚。他总是能让新教徒在经过他的充分开导后到我们教堂或其他教堂受洗。 最初在我们教堂受洗的人中最为显赫者之一是一位皇帝家族中的满族将领。这位军官住在我们教堂附近。他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非常贞洁的夫人。这位夫人长期来不停地向天主祷告，希望其丈夫能归依天主。她经常对他讲基督教的神圣，讲天主为忠实地服务于他的人在另一个世界所准备的天堂之福。有一次，她向他解说了基督教的主要奥义，并说他应当成为基督徒。他愿意听从夫人的劝告，然而他在这一时期所挂虑的事儿与种种不便立即妨碍了夫人的敬神之语对他产生的影响，这些敬神之语已像种子一样落到他的心中，但尚未扎根。他几乎没有一刻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得进宫，在宫中呆上一整天，直到天黑时才能回来。如果他能阅读的话，他还能通过读我们的书来了解。但是，人们不能这样来要求一个满族军官。因为他们的特长就是骑马射箭，并能忠诚、迅速地执行皇帝的谕令。然而，在皇帝前往鞑靼巡视时，天主感动了他。因为他也要随行，所以他决定在出发前受洗。他在晚上六点时前来找我们，请求我们为他行洗礼。尽管我们很想满足他的要求，我们起初还是中断了此事，因为他对我们向来要新人教者在受洗前背诵的祈祷文一无所知。 他对我说：“我的神父，请勿要求我记住所有这些祈祷文。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记忆力记住它们，也没有人不断地给我重复它们，我既不会阅渎，也不会从书中去学习它们。但是，我相信基督教的一切奥义。我相信天主有三个化身，其中第二个化身变成了人，并为拯救我们而被处死。我相信，凡遵守教义者将获救，而不遵守教义者将永远被罚人地狱。我不存在任何使自己成为基督徒的障碍，因为我只有一位夫人，而且从来就只想要一位。在我家里没有偶像，我也不敬拜任何偶像。我只崇敬天主，我愿热爱天主，并终生为天主服务。” 他所说的这一切并未使我们满意，因为我们想使他学会祷文。我们开始说服他，让他把受洗推迟到回来之后，因为那时我们将帮助他学会祷文。他对我回答道：“我的神父，如果我死于这次旅行，我的灵魂将会失去，您能够通过现在就让我受洗来拯救我的灵魂。因为，如果我病了，我又将如何受洗呢?您看到，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相信基督教的所有信条，我愿终身遵守它们。我离开了皇宫，急急忙忙地赶到你们这里，以恳求你们赋予我这一恩典。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为出发做准备，因为我今晚就得上路。”他继续说道：“我的神父，看在天主的面上，请不要拒绝赋予我这一恩典。” 我们很喜欢这位军官的诚恳。经过充分考虑，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像对待那些有死亡危险的人那样来对待他。于是，在我们要求他回来后尽可能地学好祷文、每天早晨与晚上皆要敬拜天主，以及他向我们保证将忠实地遵守基督教神圣的教规之后，我在我们的教堂为他行了洗礼，我给他取了“约瑟夫”这一教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在接受这一恩典时的欣慰之情。他拥抱了我们，并跪在我们面前，反复地用额头拍打地面，以向我们表示感激。他曾预料过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在旅途中过于劳累，他病倒了，并在一周后去世。我希望已赐给他这种情感的天主宽恕他。 我们还为一位青年王爷的儿子行了洗礼。这位青年王爷系着红色的腰带，表明他是皇家成员。他的儿子在火炉边时，正好有一口盛满沸水的大锅掉在他的身上。他哭喊着，忍受着极为强烈的痛苦。他父亲惊恐不安地赶来告诉我们这一消息。刘应神父遂前去看这位男孩，发现他已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就决定给他行洗礼。男孩的父亲是我们非同一般的朋友。刘应神父对他说道：“大人，既然您已不再能够做什么来有益于令郎的此生，也不能够阻止他所受的痛苦，就让他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吧!在那里，他将永远幸福，并从那里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天主的恩宠。”他的父亲对此完全同意，并出席了受洗仪式。三天后，这位年仅三岁的男孩去世，他的父亲亲自前来告诉我们这一消息。 这次洗礼之后，这户人家又有人接受洗礼。因为其女儿之一在患了一段时间的病之后因病而亡，这位王爷亲自前来请求我们去行洗礼，好让他死去的女儿能够与她的小兄弟一起享受天堂的快乐。这位 他在军队中拥有重要的职务，该职务是由他家世袭的。我就不再赘述我们秘密地对一些出身极为高贵的儿童行的洗礼，没有必要说出他们的名字。由于很想治愈他们的病，他们的父母恳求我们去看看他们，以便知道在欧洲我们是否有医治这些病的药。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其中的某些人行了洗礼，这种方式就是为我们和为归依一个国家向天主祈求。在这个国家中，如果这些儿童活着的话，他们将处在社会的上层。 皇帝赐给我们这幢房子一年之后，再次降恩于我们。与第一次相比，这次降恩丝毫不逊色，并同样为基督教带来了荣誉，这就是赐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以建造我们的教堂。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有一块长三百法尺、宽二百法尺的空地。内务府主管决定在此造几间房子给宫内的太监住。我们认为，应当抢在他们之前行动，努力取得这块地以建造教堂。在祈求天主保佑此事之后，我与张诚神父、刘应神父前去提出了我们的申请报告。此报告以非常客气的语气陈述说，我们的房子始终缺少一个教堂，而教堂应是房子的主要部分。如果说原来的房子已既漂亮又宽敞，那么教堂更要超过它(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寻求天主最伟大的荣耀，我们的住处又怎么能够比天主的住处更好呢?)，皇帝赐给我们的房子什么都不缺，但应该有一座宏伟的教堂与之匹配，可是缺少空地来建造教堂。如果皇帝不在这块地中赐给我们一处合适的场所，我们就造不了教堂。 我们的请求报告所充彻的内容是提出并强调指出我们的理由。皇帝派他宫里的总管察看了我们要的那块地。在听了他们的禀告后，皇帝把空地划了一半给我们。他在其被载人宫中的记录的谕令中明确地表示，他赐给我们这块地是为天主建造一个宏伟的教堂。 工程立即就开始了，现在已接近竣工。进门有一个四周有长廊的大院子。当我们拿到教堂的平面图与说明书并开放教堂时，我们将把平面图与说明书寄上。平面图由颇为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热拉第尼先生所画，当我离开北京时，他已快画好。 这位伟大的君王还赐给我们其他的恩典，这些恩典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未能充分重视的。当我们进宫时，他非常仁慈地接见我们。当他不能够与我们交谈时，也始终会对我们有一些客气的表示。在中国有这样的习俗，即在新年伊始之际，皇帝将派人从宮中给其重要的大臣送两桌东西，一桌摆满了肉食，另一桌则摆满了水果与果酱。他也赐给我们同样的礼遇，并邀请我们到他的漂亮的畅春园中去观看烟火。 我知道，一个传教士不该看重这些礼遇，除非这些礼遇有利于《圣经》。我向您保证，我尊敬的神父，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引导着我们的天主也会允许我们如此，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时也不乏磨难，不乏受痛苦的时候。在我们受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忍耐力，需要一种超乎常情的克制，以便能支撑下去，并能好好地表现。耶稣基督的话将始终是正确的。他说，他的使者在世界上将会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天主号召我们从事传教工作，履行他赋予的使命，他当然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并赐给我们所有的才能。但他同样也希望把有关的荣耀完全复归于他，使我们丝毫不会有把荣耀归于自己的想法。天主经常让我们的虔诚促使我们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变得一无是用，并允许人们去推翻我们的已商量得极为妥当的计划。最后，当我们已受了很多痛苦，并完全认识到我们的弱小时，天主显示了祂的力量，祂把人们用来反对我们的障碍本身全转变为以最有利于基督教的方式来执行其计划的手段。没有必要去说，这种经历对一位传教士会有多么大的教益：当他做了某些善事时，这种经历会使他谦逊；当他工作时，这种经历会使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当他受到阻碍时，这种经历会使他支撑下去。令最为坚定的人也感到胆战心惊的宗教迫害不会再让传教士感到惊讶，他会把这种宗教迫害视为天主用来达到其目的的计谋。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耐心地忍受，等待着天主的一切安排。在这一过程中，他应当切记《圣经》所说的内容，即以撒、雅各与摩西之所以完成了天主要他们做的一切，是因为他们在磨难中能忠贞不渝，而那些不能忠贞不渝的人则因为其缺少耐心而失去了一切，并遭到灭绝。 我们此时有两个苦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使我们极为焦虑不安，但天主的仁慈将乐意使我们摆脱苦恼。首先，我们险些失去了声名显赫的索额图亲王。索额图亲王是最新的皇后的叔叔、皇太子的舅公及帝国地位最高的大臣之一。由于皇帝器重他的才能，他在整个国家都受到尊敬。由于他始终对基督教给予保护，他也值得被所有虔诚的教徒所敬重。他在其畅春园的寓所中病倒了。从第三天起，他派人来找我们，即刘应神父和我。因为张诚神父当时在鞑靼。我们看到他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时深感悲痛。但到了第二天，我们的悲痛之情愈加强烈，因为我们看到他全身上下都得忍受剧烈的疼痛，并准备屈服于病魔的折磨。他把手递给我们，以表示其对我们的亲切之情，但是，由于不堪病痛的折磨，他已经不能说话。皇帝在得悉索额图亲王濒临死亡后，在第三天亲自来看望他，并赐给他所有的御药。我们在那天并没有见到索额图亲王，在其后的几天里也同样如此，因为他已被转移到家中最里面的房间，那里居住着他的女眷。我们在自己的教堂里夜以继日地为他不停地祈祷。索额图亲王曾是我们神圣的宗教的保护者，并曾经常对我们说他只敬仰天主。让我们甚为痛苦的是，在我们为这位大人尽了所有的义务之后，却将看着他未经受洗就去世。 我们俩每天交替着去打听他的消息。我们对他的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仆人开导说，他应该代表我们去对亲王说说基督教。但是，这位仆人在几天后答复我们说，他已不再能够单独与亲王说话，甚至也无法接近亲王，因为亲王的女眷时时刻刻都在亲王的身边。这些困难加剧了我们的悲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祈祷道：“主啊!您怎么可能让这样一个人死去。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发现他有如此多的本领以支持传教士并公布您神圣的教理。”天主怜悯我们，他把这位亲王还给了我们。这位亲王不久来到我们教堂，感谢我们使他恢复了健康。他是在星期天上午来的，当时正值全体基督徒聚集在教堂里做祷告。他进入了教堂，跪了下来，并磕了好几个头。在这之后，他到我们的房间拜访我们，感谢我们分担了他的病痛。 我们也差点失去张诚神父，我们的传教事业在这初创时期极其需要他。皇帝派他与安多神父前往鞑靼，以便绘制一张精确的地图。由于他懂满文，能够与当地人提问，并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可以从当地人那里得到许多有关那些不属中国管辖的省份的知识。他在接近克鲁伦河的发源地时病倒了，此地离北京有三百多法里。他的病伴随着使人不舒服的恶心与不停的呕吐，使他元气大伤，以至认为自己快死了。于是，他在给我们写下其最后的感想后，即准备后事。由于色楞格河附近有一个莫斯科人的居住地，且该居住地距张诚神父等人所在的地方仅有三十法里，有人提出把张诚神父送往那里。但要做出这一决定存在着困难。同行的中国官员们不愿采纳这一建议，因为他们常不信任莫斯科人，加之他们拿不准若那样去做的话皇帝是否会高兴。就这样，已不堪忍受病痛的张诚神父不得不重新踏上返回北京的道路。由于他不再有足够的力气骑在马上，人们让他躺在运行李的马车上。躺在马车上的张诚神父在三百法里的路程中吃了许多苦头。因为他不得不经受可怕的孤独，不得不经过山丘与山坡上的高低不平、充满石块的道路，后者使他剧烈地抖动，使他的生命经常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此外，在旅途中，这辆马车还多次翻车。如果没有一位老爷对他进行的照看，张诚神父将必死无疑。这位老爷是当今中国的首席阁老，他当时被派往鞑靼，以审理和了结那一地区臣属于中华帝国的卡尔卡斯人之间的纠纷。 我们以极度的喜悦迎接张诚神父。在北京，他的身体慢慢地得到复原。但一个月后，张诚神父第一次要求外出，想去拜访我们另外两处教堂的神父们，后者在他生病期间经常来看望他。这时，一场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故差点把张诚神父突然地从我们身边夺走。由于他在门口上马时，因为一只脚踩着马镫，身子腾空，突然受到了中风的打击。他跌人了我们的仆人的怀里，仆人把他送回了第一座庭院。 闻声赶来的刘应神父与我发觉他已失去了知觉，脑袋歪斜在上腹部上，声音嘶哑地喘着气，后者在我们看来是死亡将至的预兆。天主知道，当看到他处于这样悲惨的状态，我们是多么地痛苦。当人们把他抬到他的卧室期间，刘应神父取来了圣油，而我则取来了药物，这些药物我们已试验过其神奇的效果。我费了好大的劲，两次让他服下了药物，与此同时，刘应神父则为给他敷最后的圣油做准备．张诚神父有一点恢复了知觉，并认出了我们。但是，他很快地又失去了知觉。我们反复地祷告。终于，我们给他服用的药物产生了巨大的疗效，所以他在服药后一两个小时就痊愈了。不过，他处于一种令人痛苦的失眠状态，以至于无法得到任何休息，这使我们产生了新的不安。一位中国医生消除了他的失眠症。从那时起，天主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使他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因为他已经并且还将每天为基督教提供非常引人注目的服务。 我们那时在中国只有三位法国神父，且均被限制在宫廷之中。 天主通过白晋神父的返回给我们送来了救助。白晋神父从法国给我们带来了好几位杰出的传教士。他们是乘“昂菲特利特”号商船来的。此船是我们国家第一艘前往中国的船只。当时正在鞑靼狩猎的皇帝高兴地获悉白晋神父的抵达。他从宫中派了三个人去广州迎接，并将其带到北京。白晋神父带来的礼物使皇帝非常喜欢。皇帝经过考虑，免去了“昂菲特利特”号应当交纳的费用，不管是商品税还是测量费皆被免除。中国方面的官员把船长德拉罗克骑士视作法国国王的官员，对其甚为尊重。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公馆，允许他在广州城逛逛，并派了六个卫兵陪伴着他。皇帝的使臣客气地拜访了他。中国官员们对中国公司的经理先生们也给予很多的礼遇。该省的大官们在巡抚的率领下，邀请他们出席一个盛大的宴会。总之，在广州的白晋神父与在北京的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使这些先生获得尊敬、满意与便利。但是，在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外国人的中国，外国人要取得其想要的这一切并非易事。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这主要是根据我们的职责使那里的人认识到了耶稣基督。正是这一点，白晋神父带来的新的传教士们以极大的热诚工作着。他们有的奉旨留在宫中，有的前往各省。我将在另一封信里向您谈这些，因为此信已经太长了。 谨致深深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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