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卒试后，我们回到了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级中有一位生长在芜湖，童年时，有志修道做神父，送来徐汇中 学，和我们一起读书的胡砚樵神父。他徐汇毕业后，有志进耶稣会，便派来我们初学院做初 学生，所以他和我们很熟。从小生长在上海，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读文学后，他去了西班 牙马尔乃夫读哲学，读好哲学，就来上海和我同一班级读神学，一起圣神父，一起在芜湖卒 试。胡神父很聪敏，很健谈，是芜湖教区数一数二人材，毕业后，他就留在芜湖工作，中共 来了之后，他和我们遭到一样的命运，由于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及反帝国运动，在五十年代也被逮捕。

去年我去台湾见到了在新竹做主任的鲍锐敏神父Bolumburu,他也是我们班级廿五人之一，也许是仅存的外国籍神父，他家也有三兄弟做神父，两个到中国传教。这人很热 情，他一看见我就热烈拥抱我，他对我说胡砚樵神父，如何勇敢地为了维护信仰困死在监狱 中。那么胡神父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殉教者。胡神父生时非常爱祖国，他到了天主台前，绝 对不会减少对祖国人民的感情，也不会减少对我的感情，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和兄弟。

我们回上海后各奔前程，上级指定的岗位，仁生神父去震旦，我去上海大修院，我在修 院任教十年，他在震旦任教也十年。他在震旦任化学系主任。在一九四七年他去过法国取得 了化学博士学位，也去过罗马，见到教宗庇护十二世。回国后仍在震旦服务，他明白自己的 身份，第一是基督的布道者，像耶稣会前辈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神父一样，把科学作 为引人入教的阶梯，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科学只是耶稣基督真理的一部份。耶稣没有讲天 文，地理，祂不是不知道，祂只来讲天主的福音“天主，在各时代藉种种方式及人对我们说话，但在末期祂藉着祂儿子说了话”（希伯来人书）。是最重要的，最有切身关系的，仁生 神父讲化学，讲更多天主儿子所讲的话，他要他的学生做个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他更 要他们成为教会工作者，先接受天主儿子的启示，对家庭对社会也最有贡献的“天主之言” 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好处，都有最切实的贡献。在震旦。仁生神父的影响非常 大，多少男女同学不但本系的，就是旁系的也是受他的熏陶。不但学校里的学生，就是社会 各阶层的人士亦受到他的影响，有好多人听了他的讲道要求领洗入教。我和他谈话间，他经 常会对我说某某人正在听道理准备入教，或某某人快要领洗了。

每年有几十位同学，或社会 人士听了他的道理而进了教。他来了，震旦大学就变了面目，一个几乎普通一般大学的学府， 变成了真正传教的场所。仁生神父对震旦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鲁意王”这名字一直传到 法国，当时在法国都惊奇有这样一位新奉教的神父。中共来上海后震旦女大附中由于外国修 女不能再掌校，王仁生神父就兼任震旦女中附中校长，他的影响就波及到震旦女大的同学， 一时新奉教的女同学，像雨后春笋兴起，并且她们多数加入了当时在上海刚兴起的圣母军。

一九五一年，当政府在全上海各公安局部门竖起了圣母军退队登记处招牌，XX矛头直指到 上海不久前建立起的圣母军。圣母军到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这认为是有 刀枪的军队。他们大多数是女教友组成，且其中好多是超过了五、六十岁聪明博闻的老太太， 而XX居然认为这是反X集团，旨在推翻XX政权，这是误解或是故意的曲解。先在天津， 后在上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上海解放军军官处宣布圣母军是第一号反共组织，命令取 缔，且一个一个强迫去就地公安局报到，签名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的且须退队，不然按军法处 理。过后，真的，解放军镇压了上海圣母军的会长沈多生先生。圣母军在华北确实是教会中 的中坚力量，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建国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前，在天津有力地镇压了圣母 军，随后调来上海镇压上海圣母军。他以为用他的经验可以很快消灭掉在上海的圣母军，也 可以消灭掉上海的天主教。上海XX就大张旗鼓动用广播、报纸、标语、墙报、口号、图片、 大小集会等等，目的是要这些“中毒”的男女青年（在上海因圣母军才兴起，所以极大多数 是青年，年龄稍大的是圣母会，在震旦男大有，在震旦女大也有），于是在全上海每个团员 有些还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成了围攻的目标，都受到日夜的攻击。

这样有好多外教家庭的 孩子不肯退团。母亲哭劝他（她），没用时母亲跪下地，向孩子叩头要他（她）去退团。有 个别团员迫于家庭的压力去退团了，可是觉得这样做不对，便提起勇气去公安局要回退团的 签字，，弄得公安人员更觉得这些孩子们多么勇敢多么坚强，他们用这样大的压力去威吓强 迫，仍然不畏惧。许建国在天津镇压成功，在上海却惨败了，只得不了了之。陈毅市长不得 不承认这是个“失败”。

在这战役中，XX军管处抓了几位神父，几位教友后，掩旗息鼓收兵了。沈士贤神父病死在监狱中。傅承烈神父de Leffe （震大圣母军指导司铎法籍）被逮捕，最后被驱逐出境。 还有两位意籍慈幼会神父，由于他们建立了圣母军，亦被逮捕驱逐出境。女大是圣母军大本 营。

王仁生神父虽然不是指导司铎，可是他一直大力支持圣母军。

后来中共发现在上海当时天主教的主力，不是圣母军，而是更普及各大学各中学各小学 的教理学习班，这些教理班都由各堂区的所谓哥哥姐姐带领他们都是公青（公教青年）的中 坚份子。XX发现了这新大陆，矛头就转向各堂区的公青，从此公青成为中共围剿逮捕的对 象。

审讯我时，多次问我某某人是否公青。我对他们说，公青只是天主教青年的简称，不成 甚么团体，凡天主教的青年都叫做公青，而青年中确实有几位更热心在教会中服务，这些青 年自然是堂区当中的精华，起了极大的作用，对上海教区的贡献很大。而这些公青确是由上 海各堂区的主任神父领导，于是各堂区的主任神父就成为中共逮捕的对象。

这批神父在圣伯多禄堂是王仁生神父，在君王堂是朱树德神父，在洋泾滨圣若瑟堂是傅 鹤州神父，在董家渡圣方济各堂是范良佐神父，在徐家汇圣依纳爵堂是蔡石方神父；加上耶稣会会长助理陈天祥神父都被看作是公青的主要指导司铎，都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夜被逮 捕。XX逮捕人不是由于某人犯了甚么法或做了甚么坏事，只是凭某人的地位工作。这次逮 捕很清楚，上海市每座主要堂口逮捕一位神父。

XX做甚么事都有计划，有步骤，到了规定 时间不分皂白，把这些人逮捕，经过几次，几十次，甚至几百次不断审问，叫他们把讲过的 话，做过的事听到过的，见到过的，不论好坏都说出来。这些加以曲解都可以成为罪证，还 可以由这些人的口供，知道许多意想不到的其他人的“最行”。XX称这些人叫做“舌头” 有了供辞，上千上万张的供辞，还怕没有判这些人，或杀这些人，及判旁人，杀旁人的材料。 于是XX的一贯政策就是不断搞运动，不断抓人，不断地日夜审问，不断地疲劳轰炸，有这 么多材料还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两年后的事，中共放长线，在旁观察着。

在我被逮捕后，有天我的审问员突然问我甚么叫“爱基伯”。这位审问员相貌魁梧，整 齐的军装，一口沉重的北方口音，念“爱基伯”三个字，一样轻重，我实在弄不懂他在讲甚 么。我愈说不知道，他愈怀疑有甚么不可告人之事。最后他把三个字用法文字母拼出，我才知道原指法文Equippe。原来耶稣会会长格寿平神父在他供词里说起：我们几位耶稣会中 国神父经常集体在各堂口讲道，这件事说我们几个人成为一个equippe，就是一个小队的 意思，他说的时候是无意的。

听的人以为我们几个人成为一个小团体，一个严密的团体，大 作文章，连续几天问我关于他所说的“黑会”在甚么地方，黑会是做什么等等，问个无休无 止，最后他知道实在没有事就不了了之。

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对上海教区确实发生过不可估计的力量。一九五O年某一个晚上， 吃好晚饭后，我们几个神父闲谈，朱洪声神父讲起君主堂斐神父Philips，请他讲一个避静。 那时朱神父很累，问我们如何能更好的带领这个避静。有一位神父提议：与其一个神父辛辛 苦苦的讲十二个道理，不如我们分工做，每人讲一个道理，这样大家集体领一个避静。大家 觉得这办法新鲜又比较省力，又有充分的时间集中力量准备好一个题材，给教友们分享，我 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八个人共同商讨题目，这次讲的主题：“在生活中的耶稣基督”。到 时候想不到来听讲的教友人数会那么多，君王堂挤满了教友，连神父住院客厅里也坐了人， 从扩音机上听道。道理之后，有圣体降福，一起念玫瑰经，一起唱歌，顿时上千人的心联合 在一起，团结成一个身体，大家加强了勇气，每个人觉得乘兴而来也载兴而归。

这尝试非常成功，几天来听道的教友愈来愈多，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也不 一定我们固定的几个人，也有其他神父参加，比如吴应枫神父，朱者赤神父），我们先选出 一个主题。继而我们几个人分担一个小题，按题目给教友们讲解。每一个神父集中力量，适 合当时的情况，给教友们讲道。由于时局愈来愈紧张，每人都觉得头上有个压力，讲的人听 的人都在强烈的气氛中，那时的情绪非常热烈紧张，全上海教友从沪东杨树浦直到沪西徐家 汇，连浦东浦西的教友像潮流一样，那里有道理就流到那里，每次讲道都挤满了教友。王仁 生神父讲这总是准备得非常细致，用字激烈，所以他母亲在他讲道时，很喜欢看见这么多教 友听他讲道，但又为他担心。

每次讲道，龚品梅主教只要有时间，他总是参加，跟他来的还 有好多位神父，我们和教友们聚在一堂，心连心，团结成一个，似乎上海教区的羊栈就在这 里：有准备为羊群牺牲的善牧，也有紧跟善牧的羊群。和仁生神父一起讲道的有张伯达、朱树德、金鲁贤、陈天祥、陈云棠、朱洪声、蔡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