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先禁闭了，然后再慢慢地一个一个把他们收拾，处理掉。有几位被驱逐出境，也有几位被关在监狱里经过长期审讯，判刑有判十年或廿年的，最后总会藉某一理由减了刑，驱逐出境。国内存在的是几个反革命分子，被称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 “走狗”如果死不悔改如陈毅市长一再警告的，一定要从严惩罚，且对本国人更加严办。
XX希望我们国籍神父带头反对外国来的传教士，但国籍神父中没有一个出来控诉反对过他们，就是我们神父中有的对外籍神父有意见的，知道现在是一致对敌视我们教会人的时 候，我们更应该精诚团结不闹分歧，不彼此残害。其中最突出的是吴应枫神父，应枫神父是 我前辈，他和王昌祉神父一起去过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不知为甚么一直对外籍神父有意见和他们格格不入，他本来在震大附中担任过校长，震旦被接收后，便在虹口圣心堂服务。
他曾翻译过几本大著作，一部介雷神父著的“教父学”及“圣奥斯定“忏悔录”等。大概是一九五五年被逮捕，病死在安徽农场。一九七O年代他有一位侄子去农场要求把他神父叔叔的骨灰搬回上海南汇，但被政府拒绝，死了之后还受到莫名其妙的歧视，他虽然对外籍神父 的作风有意见，可是他在教会的敌人前，从没控诉告状过！
还有一位张家树神父的同班级会士，朱者赤神父，也一直对外籍神父抱有意见，但在解放后，从没出来控诉过外籍神父。后来他也被逮捕，听说不久后，死在上海监狱；他也是一位学者，很有口才，是我修会中的前辈，一直受到我的尊敬和爱戴。
陈毅市长的警告在七月七日兑现了，据雷焕章神父的报导：在七月七日夜被逮捕的有： 傅鹤州神父，晚上九点钟驶来了两辆卡车，装满了便衣人士，把洋泾滨圣若瑟神父住院围住了，之后来了人民警察，到了半夜才闯进院屋，带走了傅神父，搜查了他的房间，然后把它封锁。又搜查了其他神父的房间连主教的房间也搜查了（有些人说：主教房间没有搜查）
董家渡，警察在晚上八点钟到神父住院，把一群神父召集在大厅里然后进来了二个解放军，对着神父们一一点名，最后把范良佐神父带走了，他是董家渡圣方济各堂的本堂。
圣伯多禄堂的本堂王仁生神父也在那夜被逮捕。
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会长的助理陈天祥神父也被逮捕了，他从六月十五日起和其他外籍神父一起被禁闭着，终于在七月八日中午十一点钟被逮捕，送进监狱。
朱树德神父作为君王堂的本堂神父，也从六月十五日被禁闭在住院内，失去了自由，他也在七月七日夜里被逮捕送进监狱。朱树德神父在这次教难历史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认识XX最清楚，他从开始就识破XX的宗教政策，从不受欺骗蒙蔽，XX最恨他，判他刑也最重，判了廿年，期满后还得留在劳改场所劳动，美其名叫“就业人员”。一九八一年再次 逮捕，最后死在监狱中。已有人给他写了传，我不多讲了，听说他死后发了好多奇迹，他是另一英雄神父张希斌神父的同学。希斌神父曾患过严重的心脏病、胃溃疡，医生都已束手无 策，他求了树德神父，病忽然痊癒了，连外教医生都惊奇不已，对他说：是你们的天主把你治好的。
我是那天夜里被逮捕的过来人，其他被逮捕的每一位神父将逮捕经过略为叙述了些，至于为什么被逮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象仁生、树德两位神父则早已逝世，再也没有人可以叙述得出。我把我被逮捕的情况，和我们同住的第一看守所的情形，比较详细地写一些作为史料，我们六个人经过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有些相同吧！
七月七日夜，我和徐味增、梅乘麒两位神父在教堂里和教友们念完玫瑰经，晚课经后，我给他们讲了些道理，然后老徐神父给教友们圣体降福之后，教友们出堂回家了，我们几位神父也一一回到住院，有一女教友和我谈了些话，然后我送她出大们后，回到住院楼上。那 时我们早已被团团围住了，听说那夜来势凶凶，来了上百个解放军，怕我们的青年会抵抗。 那夜正巧有教友送些甜食，我们在闲谈时，工友上来对我说：有公安局人来找我。我下去一 看，是经常来住院的那位人民警察，板着脸表情冷冷的给我一张纸条，我一看，就晓得是个 逮捕证，他对我说：“你被逮捕了，把你日用东西准备好。”我就上楼去，走进我房间，跟我上楼的有好几位警察，他们先叫我签了字，把我双手上铐，他们替我拿了些东西，我便到 我们的小客厅，那里坐着徐神父和梅神父，我冲破他们的阻止双膝跪下求他们祝福，然后我就向他们点头话别，警察不准我们讲话，在无言中走到楼下，下面等着我的工友，我也对 点头话别，走出大门。这次等待着我的不是轿车，而是吉普车，那时已十点多钟了，路上漆 黑没见到人，可是我觉察到这夜我们的住院并不宁静，我走后两位神父还会受到惊吓和麻烦，连那工友也不会安宁，要受到无休止的盘问和威胁。
吉普车走出徐家汇教堂区，一切又进入正常状态，不那么紧张恐怖，走过斜土路，转进陆家滨路，便是蓬莱路，没多时我就被送到车站路第一看守所。车子开进一道一道的铁门， 阴森森的都有解放军站岗，沉重的铁门开了又关，心里觉得已进入另一世界了，与外界完全隔绝，再不会看到一张友善的脸。吉普车终于停在一扇铁门前，押我的公安人员，领我下车，引我进入另一铁门，只见阴森森的走廊里面都是半暗不明的灯光，如进入了阴，走没有几步， 叫我进到右手一小间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坐椅，面对一张台子，台上有一张桌子，桌子 后面一把椅子。他们叫我等着，接触到的人都是板着脸毫无表情，过后有个人民警察出来坐在台上，叫我坐在底下，初次尝到阶下囚的滋味，直到一九八八年释放之后，前后卅五年。
他们从不让我忘掉我是一个罪犯。那人问我姓甚么名甚么……此后不知多少次，我要受到同 样的审问，他问我为甚么被逮捕，我说我不知道，辩论了一番之后，他最后回说：你往后会 知道，之后他们带我印指纹，把我十只手指都弄得墨黑，然后叫我用纸擦干净，不用肥皂， 不用水，怎么会擦得干净，就这样开始我犯人的生活。他又对我说：以后你不准通姓道名， 只准用这号码（大概是一一二四号），便叫我跟着一个叫做管理员的走，他帮我拿东西，走上三楼，到了一间房间门口，他用特大钥匙打开一个特大的锁，把一扇又重又厚的门打开， 叫我进去，把我的东西一一抛进去，然后就把门关上。
第一看守所是国民党司法部长郑毓秀改造的监房，关了所谓政治犯，那时一定关进好多XXX人，现在朝代换了，XXX把它占 有了，关了好多XXX的政敌或假想中的政敌。想不到像我们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也会来 到这鬼地方，称它为鬼地方）因为这地方真像地狱鬼鬼祟祟的，犯人日日夜夜，经年累月关 在一间小房子里，重重的门，一扇长方形的窗，高高的开在墙上，甚么也看不见，除了一线 青天。
我被推进监房时，大约已十二点，犯人们都已入睡，他们一共廿来人，一个挨一个挨得紧紧的，像沙丁鱼一样，听到门响，他们醒了，看见门开了，送进一个陌生人，自然认为 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没办法，他们再挤也要挤出一个空位，让我挤在里面，大家都在睡 觉谁也不理睬我，他们不能问我姓名，我也不能报我的名字，廿五、六人同样是沦落人，没有人情，没有温暖，人人防范着，虽相处几年，还是陌生人。说起来很好听，我们廿来人似乎比夫妻还亲，因日夜廿四小时没有一分钟不相处在一起，但貌合神离，他们看见我进来了， 有一位像是小组长的，他们称他为服役犯，叫他们挤出一个空位，让我挤进去，我便脱了衣服挤在二个人中间，前面是人后面也是人，多么不舒适，可是双目一闭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要小便，那就是大难题，前后左右都是人，一步跨过一个人，这样走近马桶，马桶就在墙角 落里，小便时，要不作声，有时候被强迫坐着小便，怕惊动别人，如果碰到了人或作出了甚么声音就要挨人骂，口出怨言每夜要廿来次或更多次重演这种闹剧，还能睡得好吗？
可是我那第一夜就睡得很好，一切都已有准备，处之泰然，安宁的过了一夜“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是“同犯”。（此后我们就这样彼此称呼了卅五年）。所不能了解的，以为我是老犯人了， 每间监舍里有个美其名叫服役犯（XXX就有这个技术，能把最丑陋的事，叫得很好听）， 他的任务，早上起来后，他就坐在专有的位子上，手里拿了一张纸还有一枝笔（只有他一个 人有）目观四方，耳听八面，把所见所闻都要记录，管理员一天几次开开小门，他就急忙把 这张纸递过去，这样每一监房的一切动静，一言一行管理员不用看，都会知道，何况他自己每隔几分钟要拨开小洞洞来看一次。
这小组长名为服役犯，其实他也被监视着，其他犯人也会去向管理员要张纸要枝笔，把他们所见所闻，向上报告，如果服役犯有所遗漏，或疏忽，或隐瞒，那小组长就要被记过，受训斥（这是XXX的手段和目的）。监房里无论几个人或几十人，人人非常紧张矛盾，美其名这叫做互相监视，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共同改造。
在这小小监房里，几十人的生活是军队化的，早上天还没有亮，只要听到外面管理员吹哨子，马上得起身，动作迅速的把被子折好，折成方形，放在规定的角落里，且一定要叠得整整齐齐，叫做打“内务”。然后要打扫房间，一间一间开门让犯人争先恐后的出去，在二、 三分钟内每人去水槽，那里用冷水洗脸刷牙，把已经满了的大小便马桶抬出去，另把一只洗干净的马桶拿进来，然后大门又开了。这工作都做得很快，不然就要挨批评、挨骂。
接着各就各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谓位置很简单，犯人本是阶下囚，每人紧紧地靠墙坐在光光的地板上，人如果少，相隔距离远些，人多了，两边要坐十来个人。一天到晚就这样像罗汉似的呆呆的面对面坐着不准讲话，没有书刊看，也不准打瞌睡，坐着的任务是要犯人“反省”， 如有发现材料，就要写在纸上，这叫做“坦白书”，这纸和笔每次向管理员要，且很严格， 你要几张，就得如数交出几张，连写的草稿或废纸也要交出，如没有材料写，那就面壁坐着，不准闭目养神，亦不准（对我们教徒来说）动嘴唇，他们知道这是在念经。在这里政府给犯人一天三餐，就是要你挤出些材料来，材料挤得多的，好的，或许会给你吃“中灶”，普通 我们都吃“大灶”，他们认为最好的最有收获的给他吃“小灶”。
每一犯人是“舌头”，只怕舌头不讲话，如不讲他们会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白天问、半夜问，就是要你讲。听说吃 “中灶”、“小灶”的有几菜一汤，至于普通犯人吃的，犯人称做“洋铜罐”，一只铝制的 长方形饭盒，装的固定干饭或者稀饭，上面放着些菜，叫做“盖浇饭”，平时总是萝卜、茄子、空心菜等几根，每星期能有一次吃肉，或鱼，那是一件大事情，小组长要把肉和鱼公平 地分给每一个犯人，不然就会引起争争吵吵，闹个不休；逢到节日，能吃到面条或馒头，再 加上一块肉或一块鱼，那算是吃筵席了。
像睡觉一样，我很快就习惯了，真如明代天主教某 诗人说的：“有天常作主，无处不为家”，一切都有天主在作主，祂叫我到甚么地方，这地 方就是我的家，就是监狱也不例外。
在这家里甚么都会习惯，连最不容易习惯，几十人一起洗澡的，都可以习惯，唯一始终 不能适应的是不断的，无休止的，甚么都会问的审讯。我们在看守所里等于是货物一样放在 仓库里，不需要你时，把你放在一边，可以几天几月不来理睬你，需要你时，不论白天、黑 夜、睡觉时、吃饭时，都可以来提审讯你，提审也不限制时刻，有时几小时、几小时的轮流审讯，他们称之谓“疲劳轰炸”。而审讯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审讯是一个人和你谈，叫 你坐在沙发椅上像朋友一样和你对谈，也会叫你吸烟喝茶，极大多数时间都在森严的审讯室 里进行，他坐在长桌子边，旁边坐着记录员，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有时他一个人，有时会叫四、五个全身穿军装戴军帽的军人一起审问我。坐在对面一只木制的小椅子上，这椅 子很重，不能移动的，谈话时，白脸红脸他都会做，短的半个小时就叫你走，长的可以拖几 小时，甚至整夜，审讯时甚么问题都会问，问到我自己的事，也会问到其他人的事，我最怕得罪天主，确实很怕提审讯，每次听到叫番号，跟提我的管理员去审讯时，只有暗暗在胸口 上划一个十字圣号，苦求天主圣神给我智慧、力量，不要讲一句不中悦天主的话。
路上有红、 绿灯，开绿灯时可以走，开红灯就要站住回避，说明有一个犯人要走过；到审讯室每每是一小房间，坐下冷淡，平静地等他问，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回避，这是一个斗智的过程， 他最恨这种冷静安定的态度，他知道我在祈祷。审讯后还要写一篇坦白书，就是把审讯的话 都写出来交给他，这就是所谓“材料”；我和其他神父们虽然关在一个看守所里，也许就关 在旁边一间，可从没见过面或听到他们的声音，整整七年当中，只碰到一个英籍葡萄牙人名叫汉斯 Hams 的教友，他坐在我旁边，他借到了一本英文小说，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我在旁边偷看了，这是我唯一看到的书；在看守所里外国人还是得到优待的，每一餐饭他们可以吃到六只小馒头，还可以借到书刊。普通人在看守所里等上 半年，或一、二年，最多了。可是我们在这人间地狱等了七年。
一九五三年到六O年，主教他们从一九五五年到六O年，他们有一大批人在九月八号被逮捕，关进看守所，我们甚么都不知道，直到那年十二月廿四日晚上，晚饭前有人来问，有没有天主教的，他登了记，晚饭时，特意送给我一大块猪肉，作为对天主教友的优待，还是仅有的一次。那时我猜到有了变化，在审讯时才知道主教和其他几位神父教友都被逮捕了。
有时，会碰到从劳改场所退回来的犯人，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些劳改场所，比较自由宽裕的生活情况，叫我们更向往早些离开这鬼地方。其他犯人都一批一批送走了，而我们天主教人士死留在那里，为恐吓我，一度把我送去过上海监狱，和所谓伪政府重要战犯关在一起， 他们都称做“大刑犯”，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刑。和我关在一个房子里，是伪政府教育部部长姓周的犯人，他是汪精卫的私人秘书，和我差不多年龄，日本帝大毕业无锡人。他在监狱 待遇不同于其他犯人，可以外出到庭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而我只能在室内活动， 无权享受阳光。
其他犯人可到大澡堂（容纳上千人的大澡堂）淋浴，而我只能凭犯人挑来的 一桶水抹抹身。这许多大刑犯比我还自由些，可以在监守外，来去走动，只有我一天到晚关在小房子里。
上海监狱像火柴盒子，只能容纳四个人，来了第五个，就要睡在马桶旁边。另 一次大概他们为了吓唬我，做了一件到今天还是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事。有一夜，半夜叫我 起来，把我的日用品打了一个包，把其余的东西都放在一间空房里，叫我到楼下门口，等着 一辆叫做“大红袍”的囚车。这大红袍平常是输送死刑犯的车子，有好多教友一一送上这车子，男的女的都有，把我也送上，前后都有武装解放军押着，我们都觉得很恐怖，不知他们要送我们去那儿。
我们静静地坐在车子里，不敢作声，只是相互点点头，相互鼓励，前后二辆大红袍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走，把我们送到卢湾区分局；在分局大门口办手续时，有一个中年男教友心脏病发作了，倒在地上马上叫医生来抢救，把我们其他人男女分开关在二个大 房子里。我们看情况不怎么严重，几年来第一次神父教友关在一起觉得好新奇、又好亲热， 大家又说又笑，气氛冲淡了，吃的是红萝卜饭，平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叫我们把东西准备 好，再次上大红袍，这次把我们送到蓬莱区分局，让我们分住在各房子里。这次面对面的教 友都可以见面了，男的女的分开关，可以相互打招呼，但不能讲话；我一个人关在一个房子 里，有一个人监视我，所长召我谈了一次话，和我展开辩论，他说没有神，我说有天主，没有结果而结束了这次辩论。
他是个大老粗，老革命者，在那里过了一个星期，又把我们一共三、四十人送回上海监狱。进了监狱大门，看见一辆漂亮的旅游车，里面坐着几位美国神父， 其中有费神父，他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大概他们是出去旅游的。
在看守所里七年，没有见到过一位神父，只有一次我坐在监房里，忽然听到门外楼梯口 有一位老人，大概是位法国神父，他用法语叹口气喊着说：“噢！耶稣。”其声音里好似声 嘶力竭，我也不知道是谁？事隔四十年，这声音彷彿还在耳边，这些是我个人的体验，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因为我以为仁生神父及其他神父也经过类似的情况，也许，由于他素来态度比较坚强，可能吃了些皮肉之苦，共产党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有次，我在江西南昌看守所，和洪声、天祥、云棠几位神父关在一个房子里，洪声神父被叫出去审讯，反手戴着铐子回来，原来审讯他的人要他说出某个人的情况，洪声神父说不 知道，就为这缘故把他反铐了一夜，到早上才给他开铐。XXX人就是这样残酷，这是我亲 眼看见的，洪声神父很勇敢地忍受了这痛苦，他的手腕都红肿了。
在看守所里，有犯人告诉我：有一位法国神父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很可能这位神父是 我的同学傅承烈神父。傅神父圣名若望，他还有位弟弟死在台湾名傅雅各神父，雅各就是圣 雅各伯，他俩都来了中国，还有位圣名伯多禄的哥哥，也是神父留在法国。三兄弟都是耶稣 会士，从这点上就可看出，他们家是很热心的家庭，妈妈如圣经上记载的若望雅各伯的母亲 有“诚心”要把三个孩子都献给天主，还要他们坐在耶稣的身旁，妈妈望子成龙的心，天主 答应了，三兄弟都进了耶稣会，都做了神父，两位远离家乡，来到了中国传教。
若望第一个来到中国，和我一起读神学，他也担任过学长之职，圣做神父后，在震旦大学服务，担任圣母军指导司铎之职，就为了这原因，于一九五一年被逮捕；逮捕后也关在这看守所里，这样 挤在一起，起居、饮食、大小便都在一起的生活，他受不了。当着十来个人大小便，更受不 了。最叫他无法忍受的是，十来个人一起拥到原始的洗澡堂门外，就在这道上脱光衣服，争 先恐后挤进没有换过水的洗澡塘，在二、三分钟内要洗好澡，争着出来到通道里穿衣服。这 样的原始人的生活，竟然把他逼疯了，不久就被驱逐出境，死在台湾，和他弟弟雅各一起葬在静山，静静地等待复活的一天。弟兄俩早已一个坐在主右边，一个坐在主左边，因为他俩都为主吃了苦，背了十字架。
在看守所还碰到一个犯人：对我说，他遇到过一位美国神父，身材矮小，为人很和善， 也很活泼，讲一口流利的国语；有一次不知他在监房里做了甚么事，被管理员叫到门口，斥 责他不老实。对中国人来说，不老实是小事一桩，可是对美国人来说 dishonest 有伪善的 意思，是极大的侮辱，一定要这管理员说出在哪方面他伪善过，他锲而不舍，就是不肯放过 这管理员，似乎犯人占了上风，我们都为他高兴。后来他也被驱逐出境，到了台湾，继续担 任几个大学的教授，将夫人也很赏识他的才能，对青年和大学生影响，非常深刻，在耕莘文 教学院还保持着他的纪念馆。
他是个快乐人，常常带着笑容，可是对XXX就是笑不出来， 这神父就是赫继龙神父姓， O'Hara 郝。
仁生神父和我及其他神父在那人间地狱，过了长长的七个春秋。一九六O年三月忽然闹响们整个看守所，从房里叫出了好多人都集中在楼下，多年不见面的神父一一见面了，不知 从何谈起，没讲几句话，就吃中饭，饭后就送往三个集会场所，受人民政府与入民的公审， 所谓人民是指上海市三自革新爱国会的人士。
我们一共十四人，龚主教及其他九位神父去沪西海军俱乐部听审，王仁生神父和他们在 一起，四位神父：张希斌、陈哲明、傅鹤洲和我去福州路市政府礼堂听审，两地都有大批爱 国会人参加。我受公审时，有二位神父、一位教友控诉我：沈保智神父告我在香港华南总修 院寄读时（一九四九到一九五O年），没有起来反对那些爱尔兰神父。沈保智神父说，他们是一帝国主义分子。蒋敏生神父告我在掌备修院时，给修生们灌输了反共教育。曾做过修士的沈毓元控诉我，曾给一位美籍捷克神父作翻译，这神父在徐汇及其他地方做过反共讲演； 这些都是事实，我没有拥护反帝运动，我讲过反对共产主义的话，那捷克神父来徐汇讲演时， 我做了翻译，我做了我应该做的，要是由于这些行动而判罪，我觉得很幸运，是主耶稣说的： 为正义而受迫害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仁生神父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了，他和我一样判了十五年徒刑，到了晚上，又去一次海军俱乐部为补上中午没摄的记录片，再过了一、二天就送往 上海监狱集中营。
